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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2页）

一串铃音，漾起了悠扬的旋律，淙淙的流水声夹杂在呜咽的洞箫里，有些低沉，有些沉寂，带着些微的伤感。是怀念吗？这片炎黄的浩土之上，神话的遗迹已然湮没，女娲离去了自己的孩子，惟有五帝还挂念着留下自己的魂灵。在这片没有神的土地上，祈祷已是惘然。每一个人，每一个生灵，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争得宿命之外的幸福。

谋反是条不归路，詹师富、谢志珊、蓝天凤、池仲容，当初既然选择踏上这条路，哪一个没有充分得不能再充分的理由？

或许仅仅为了生存，抑或为了挣脱宿命的羁绊。

无可厚非。

人生最大的赌注就是自己。你要敢赌自己的明天会比今天好，这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但你要明白一条，那就是下了注就不不能反悔。

历来的赌徒，下注的那一刻，脸上的表情无不是容光焕发，紧张兴奋的。曾几何时，这些山贼还未落草为寇，他们在田间辛勤劳作，所得仅能糊口，还要饱受大户的盘剥，官府的欺凌。一天，有人跑来告诉他们，放下那沉重的锄头吧，跟我上山，你就能摆脱这无尽的痛苦。当像狗一样活着都成为一种奢望时，反抗便是唯一的出路。或许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反抗意识并不那么强烈，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任何一种选择都要强于继续忍受剥削，更何况来人的说辞那么具有诱惑力和煽动性，不走何为？

不要笑他们愚昧，他们只是一群输掉性命的赌徒，地上的尸体就是他们赔掉的赌注。

即使终究无法挣脱命运的束缚，即使结局早已注定，可在这过程中的悲悲喜喜，每个人的一颦一笑，却都是触手可及的真切感受。

至少，他们曾经满怀希望。

这才是南赣之乱的真相，不是官方冷若冰霜的统计数字，也不是文人故作呻吟的诗歌笔记，而是那一条条鲜活生命的永久消逝。

是夜，王阳明在纸上写下了十个字：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真正的贼在专制制度中，专制制度有贼性才使贼与专制制度同生共长，滔滔不绝。既然历史的治乱兴替严丝合缝地遵循“血酬定律”（吴思打的一个比方，用强盗“流血拼命换取酬报”类比历代开国君主舍命换天下），通过暴力革命夺取的政权不具备足以服众的合法性，那么你能革他的命，我为什么不能革你的命？

然而，暴力革命不能带来国民的幸福，只能带来专制的反复。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学会积极的妥协和有风度的对抗，那它只能在专制中沉沦。

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沧海桑田，物换星移，一句话说了两千年，大小制度改了无数次，终有今日之*共识。当*政治在全球攻城夺池，遍地开花时，有人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在他们看来，自由*制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然而，即便如此，谁也不能打保票说，人类可以坐享*之成，从此一劳永逸。因为人性没有终结，因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但都比人性更早消亡。制度不是重点，无论*还是*，抑或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

历史发展到今天，生产力高度发达，粮食产量早已能够将全球之人免于饥荒，可仍然有人在挨饿，学者将此称之“制度性贫困”。不是资源匮乏，而是分配不公，有人宁愿将粮食倒进海里也不愿拿去给灾民纾解饥荒，为什么？因为人的优越感只有在贫富对比之中才能体现，为了保持这种*，一部分人制订各种政策、条款，收买专家学者为其摇旗呐喊，文过饰非，越来越多的人被这种游戏规则所蛊惑，入其彀中，不能自拔，离良知越来越远，为那些人为预设的“梦想”消磨一生，乐此不疲，甚至看到我的这些文字时斥之为无稽之谈，对于这些执迷不悟之人，我就多句嘴：去查一查“罗斯柴尔德家族”。

可叹者，良知人人都有，但很多人已无法体认，无法激活那个本然状态的良知。

良知不能明觉，其人必将浑浑噩噩，愚昧无知，骗人并遭人骗，害人又被人害，其性格亦将走向偏执狭隘，自私*，最终沦为欲望和他人的奴隶，昏聩一生。

是为心中之贼。

王阳明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平定了为患几十年的南赣之乱，被朝廷擢为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正三品。

能臣可以破山中贼，但只有圣贤才可能破心中贼。王阳明开始着手治理南赣，教化百姓，纠正民风，破心中之贼。

第一，颁布《南赣乡约》，建立约长制度，以图民众自治；

第二，恢复社学（官督民办的义学），聘请名师，改革教育。

对于改革教育，王阳明显然比相关部门要有诚意、有办法得多，他根据自己童年时的体会，提出儿童教育应诗歌、习礼、读书三步并举，强调因势利导，寓教于乐的重要性。

就在此时，老天跟王阳明开了一个玩笑，徐爱死了。

阳明走后，徐爱就辞了官，在南京城外买了几间房（城里房价太高），带着一群王门弟子读书论道，撺掇着出版《传习录》。

戎马倥偬之余，师徒俩经常书信往来，阳明劝徐爱注意身体，徐爱说你赶紧打完仗回来跟我们躬耕陇上得了，阳明说，靠，就你那点地，种的东西都不够我们吃，徐爱说，这你就不懂了，地少税收就少，泛舟玄武湖，顺便钓钓鱼，吃的很容易解决。

言犹在耳，故人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