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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认识她之后的几年，我以高昂的革命热情，不厌其烦地解答W的一切问题，并且对她选择留学目的国、挑选学校给了一些建议。她自己本科学校一般，成绩也不行，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来新东方寻找“希望”两年，最终还是在2000年夏天被老美拒了，因为录取她的是美国五流大学，又没有任何奖学金。她决定换一个国家，去澳大利亚或者英国，又投入到雅思复习的洪流之中。

实际上，W这样的留学预备者构成了第四次留学大潮的主力军。他们来自国内千百个不知名的、甚至闻所未闻的地方高校，在平庸课程和无望前景下度过了大学的一段时光。新东方等机构的出现，无异于一剂强心针，使他们找到了组织、发现了光明。他们如饥似渴、但又毫无针对性地听遍了各种课程，无意识地走上了留学考试和申请之路。由于他们的条件普遍平平，缺乏攻读研究型学位（如）的基本素质，申请之路往往并不平坦，但要命的是：从心理学上分析，越是得不到的东西，人们就越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努力，哪怕这一努力是多么地无目的、无意识。到后来，他们往往离群索居、孤独寂寞、申请无着、光阴虚度。对于他们来说，申请留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过程，而变成了目的本身，甚或生存的动力。

其实，W这样有着永不放弃的执着信念的本科毕业生，应该认清自己的条件，在大学毕业后，马上就在国内找一个理想的工作，而且要不计什么国家正式职工、级别职称之类的传统观念，敢于到高风险、高回报、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领域去工作，锻炼自己的社会交往本领和专业技能。如果这样做，凭着自己的努力，恐怕步步升迁、朋友众多，以至于年纪轻轻就过上幸福的生活并不是什么难事。等到他们在管理经验或专业领域有了更多的体验，再参加GMAT考试，申请到国外读MBA，园上自己海外求学的梦想，岂不美哉！

退一步说，即使他们由于自身性格和观念，不愿意去外企、民企工作，而是很想终生从事科研工作，也应该选择更为妥当的途径。由于本科阶段基础不强，他们不应该指望一蹴而就，到世界顶尖学校攻读，而可以考虑先考取国内相关专业最强院校的研究生，先走入学术研究的圈子，再徐图发展不迟。

可惜实际生活中的W，对于我多次的规劝和建议，不为所动。2001年底的一天，她对我说：“我觉得杨老师你没有过去的激情了。所以你不像新东方其他精英能够继续保持知名度，你这样只有走向平庸、告别辉煌！”

虽然本人向以宽宏大量、大肚撑船著称，被她这么一枪，并不生气，但也只能放弃说服的努力。再说，W后来决定去的澳大利亚，申请难度不高，她如果能找一家好中介，别被骗，一年后应该能成行了。不如祝福她吧！

W后来终于在2002年春天——她做出留学决定的将近四年以后——飞往悉尼。由于雅思成绩始终不高，未能进入悉尼大学会计专业，而只能到W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因此，她在澳洲时的心情始终不好，男友也离她而去。2004年底，她以二十九岁的“妙龄”拿到了硕士学位。可这个专业在当地很不好找工作，又没有移民的希望。W回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在北京的N个旅行社和饭店碰壁，回到东北老家后，给一个小私立学校代了几天英语课，每月收入1000元，实在受不了了，2005年春节后，又回到了北京。我给她介绍了一家小旅行社，老板还算熟，让W到外面带团做小翻译，一个月固定工资2000元，有点儿外块，收入和北京高校打工的本科生不相上下。有一天，她约我到北大里坐坐。我一走进简陋的学生咖啡厅的大门，就看见她忧郁的目光。六年来，可恶的留学已经将她的青春带走了大半，却没能给她丝毫幸福作为补偿。

杨继　留学的迷思（5）

四

2000年秋天起，我花了很大精力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学习，同时见证并参与了新东方的改制、重组等一系列的变迁。得利于我求学、就职之处众人的帮助，衣食无虞的我得以重新考虑自己的留学计划。我最终放弃了直接去美国法学院的打算，改之以慢慢地增加自己的专业素养、明确将来的人生规划。说实话，这一改变当初并不完全是我有意为之，但它确实使我对留学有较为充分的准备、对留学后的安排有较为完整的考虑。2002年夏，我因成绩优秀，提前一年获得了清华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申请到了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法学博士入学名额和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全额奖学金。整个申请过程极为顺利，申请材料审批、签证过程、奖学金申请和发放以及抵达欧洲后的注册、学习、住房、交通等等，全无当年他人渲染的难度。这当然得利于我的德国导师及其他德国友人的帮助，但也与我本人事先已做了周密筹划、我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已达到相关标准有着密切关系。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水到渠成。

去德国之前，我在新东方做过几次“留学申请与欧洲文化”的讲座，就在现已停用的保福寺教学区三层大教室，我重逢了几年不见的校友——老邱。

老邱在北大比我低一级，本科时一直做着学而优则仕的中国经典文人梦。毕业时，如愿以偿地进入国家核心部门工作。他踏实肯干、又灵活机智，很得领导的器重。没几年就提了副处，照理说生活是康庄大道、一片阳光。谁想有一次，和几个当年不如自己、毕业后投身商海的同班同学见了面，那几人已是宝马轻裘、私家别墅，对下属呼来喝去，还办了加拿大移民，满嘴都是大洋彼岸的奇闻轶事。老邱大受刺激，再加上这时上司正好换人，处于磨合期，闹了几回不愉快。一气之下，跑到新东方听课，做起留学的打算了。

老邱在教室里还不愿放下架子，用上级的眼光看着我，和周围的学生们相比，鹤立鸡群。讲座结束后，他等所有学生都离去，过来征求我对他留学的看法，我当然给他泼了一头冷水。

像老邱这样，三十左右，小有成就，但又对现实的生存状态不满意的人，也是第四代留学大军的一批新崛起队伍。其实，生活中不如意之处很多，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会有领导的压制、同事的猜忌、下属的不逊。面对压力，我们都必须寻找化解之道，或韬光养晦、太极手法，终有出头之日；或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维护自身利益；不得已时，另谋高就、再展宏图，也不失为可行之策。比如老邱，再熬上几年，社会资源、人脉联系全都握在手中，如果不愿受单位羁绊，而自行创业，或投身于更有成就感的他人事业之中，也很有吸引力。但任何一项决策，都必须进行成本收益的考虑。如果抛弃的是国内的一切：功名利禄、车房产业、甚至妻子儿女，换来的只是朦胧的未知和梦幻，那是一万个得不偿失。

别看老邱是不小的干部，讲起道理来逻辑清晰、引经据典，但在无目的、无意识的留学这一点上，比小民百姓W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与之类似，笔者这些年见了很多国内有车有房有产业的小公司老板或外企、民企的白领丽人，觉得生活不够刺激、缺少挑战，辞职、病退、下岗、卖房，毅然决然地抛弃一切，走上了前途未卜的留学路。如果说他们的留学是为了进一步充电，以便回国后迈上职业生涯和个人事业的新台阶，本无可厚非，但这些为国内平民所羡慕的中产者们，有相当多的人在留学时选择了与自己职业毫无关系的人文、社科等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倘若他们真是厌倦了纸醉金迷、尔虞我诈的官场、商场，而向往清贫高贵的学者生活，我们倒也应致以敬意，但其中很多人到了欧美后又无法忍受苦读生活、回想起已经失去的在国内的一切，涕泣如雨、悔恨不已，往往不能坚持修完学业，就试图回国寻找失去的辉煌。但现代社会，人走茶凉，他们留下的空位早已被他人补上，他们只能花费积蓄，重新开始，再体验一遍二十几岁时本已走过的人生经历。但远离国内环境数年，一切已时过境迁，他们在恋歌房里、好友派对上经常表现出对国内经济形势、思想观念乃至流行时尚的无知，重新开始创业，又谈何容易？当然，“人不可能两次走入同一条河流”，这些留学经历对人生的成熟、性格的历练仍然是有益的。可是，我们依然要说：有哪个神智清晰又没有特定精神信仰的人，愿意自找苦吃，做成本无限、收益全无的事情呢？

杨继　留学的迷思（6）

把老邱和W比较，就能发现：他们虽然经历完全不同、性格迥异，但都患有同一种病症——留学无目的症。推而广之：对每一个留学的人来说，留学前的准备，从目标设定、学业准备、物质准备、思想准备，乃至留学后的工作和前景设想，都是绝对重要的，其重要性远远超过托福、GRE、雅思考试和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申请材料、推荐信。因为后者可以凭着不懈的努力和适度的技巧而提高，而前者才考验一个人的恒心、视野、志向和智慧。根据我多年以来的不完全统计：那些日后成为青年人偶像的成功留学人士，多是在留学前已经对将来的留学生活状况、本人对留学的目的期待以及留学后的安排都有着周密计划的人，这些计划可能微调，但大方向是确定的。换句话说：有志者当然事竟成，但这个“志”，不是留学本身之志，而是对人生大棋局宏观考虑之志，留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阶段、一种手段而已。而W和老邱，貌似对留学做了非常细致入微、耐心坚韧的准备，但他们对其中最关键的部分——留学的目的和留学之后的人生计划，反而没有做任何谨慎的思考。他们的留学走入了死胡同，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好在老邱到底是思维成熟的聪明人，经过一番规劝之后，痛定思痛，退出了留学大潮，继续当他的副处长，从而避免了W那样的悲剧。前两天，他已经升职外调，志得意满，人也胖了不少，自然再也不向我提留学的事了。

五

我于2002年10月到德国法兰克福之后，颇忙碌了一阵，每日的生活在小阁楼、图书馆和学校咖啡馆之间展开。虽然自己年龄比一般留学生已是大了不少，倒也乐此不疲、怡然自得。读书写作之余，也常和在德的中国学生交流，由于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很少，我又天生喜欢广交朋友，因此经常参加二十岁出头的小留学生们的聚会。

不接触不知道，原来留学无目的问题是如此普遍地存在。这些可爱的兄弟姐妹们，来德之前对德国高校的了解仅限于中介机构那一点点偏颇的介绍。他们不知道德国曾经分裂为两块、如今各自的教育水平仍有差距；不知道德国高等教育虽然不收费，但教学要求死板、考试通过较难；甚至有人不知道德国高校的正规项目极少用英语教学，很多人会因德语始终不过关而止步于大学的门槛之外。如今，他们花了两三年走过了这些沟沟坎坎，后悔当年未做充分准备也来不及了。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有些朋友的言行仍然让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有一个来自北方的小伙子——Q，父亲是国家干部，国内本科没毕业，看到周围的兄弟纷纷出国，也不顾一切地退学、找中介、跑到德国，在附近的大学读日语（！）。他为人特别热情，我总在周日去他的住处参加聚会，那里离中国银行当地办事处很近，能收到中央四台、凤凰卫视的节目。我们一边看着熟悉的播音员讲解国际国内大事，一边包饺子、炖大肉、擀面条、摊鸡蛋。过了几周，有一次我想换换形式，对他提议：“兄弟，老来打扰你，过意不去！下次我们去德国餐馆聚会呗，我请客！”

“不去，德国菜太难吃。”

“偶尔一次还行，我们找个地段好的。美茵河边有一家不错，边吃边看风景，特田园。”

“不瞒大哥你说，我不愿花钱买罪受。德国人说话我常听不懂，我觉得他们的侍者都特傲慢，在国内我可以对饭馆服务员呼来喝去，在这里我还要看他眼色。”

“你多心了。有时候他们并不是傲慢，只是没听懂咱们说什么，咱也不必看他们眼色。再说，你老不练习，更没法和德国人交流了。”

劝了几次三番，仍然无效，只得作罢。后来我了解到：Q每个假期都回国享受一段，一年也就在德国七个月左右。他很讲义气，不过只和中国人交往。他有很多国内电影的DVD，惟一看德国电视台的时候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故、灾难或者其他负面新闻时。德国发生了交通意外、天气灾难，或者经济继续停滞的消息，常让Q非常兴奋，忙着上网把这些他认为的好消息告诉国内的同胞们。

他和我在地铁站、校园里相遇，总是桀骜不驯的样子，对来自东欧、东南亚、中东的学生指指点点：“你看，他们国家多穷，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最快。”一次，我问他将来怎么打算，他说：“那还用说，德国这么经济停滞，早晚要发生危机、民不聊生！我要尽快读完，早点回国享受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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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　留学的迷思（7）

这时，我突然明白Q的问题在哪里了。他家里虽然比W条件好，但也为留学的事花去不少积蓄，为学德语折腾了好几年，二十三四岁，才读到德国大学二年级，比国内的同龄人已是落后了不少。照理说，世上没有后悔的药，他既然终于走入了德国正规大学的校门，就应该加倍努力、以较快的速度结束学业。同时，要在生活上尽情享受欧洲的时光，更要在事业上充分发掘留学国的优势，为自己的将来打下基础，毕竟德国等欧陆国家再衰落，也有无数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很多像Q这样的留学生，拼死拼活、砸锅卖铁来到欧美后，却并不愿意深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对留学地国欠缺基本的了解。很多人一个当地朋友不交、一部当地电影不看，除了课本外一本原版书不读，甚至放假也不在留学地领略风情，而是回国继续享用父母的宠爱。他们这种留学，实在太冤了，白白地把钱贡献给了中介组织和外国大学。早知如此，何必出来留学呢？一直在国内享受自己宽裕的家境不就得了。

2004年底，我在德国导师的全力帮助下，顺利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据说，我攻读博士学位的速度（两年一个月），创了华人留德史上的记录。据说而已，不敢轻易吹嘘。当时，在我面前有多个选择，有的还颇有诱惑力。不过，我最终还是于2005年春回到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拉德布鲁赫在20世纪初曾经自豪地说：“我们今天可以毫无哀怨地回首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法学者们可以与同时代的诗人共领风骚；同时，这也是一个法律科学仍然参与思想领域最高雅运动的时代。”愿21世纪的中国法学能享有19世纪的德国法学这份独特而崇高的荣誉！我愿做这其中一个小小的构建者。

离开法兰克福之前，我得知Q由于向往国内蓬勃发展的经济形势，不想继续在德国受罪，已经决定于2006年春天拿到中期文凭（Zwischendiplom）后，放弃继续求学，到他父亲安排的外企里幸福地工作。

果然，Q后来按此计划回国，有老爸给找的好工作和漂亮的女友，还是那样豪爽，看着还幸福，只是羞于提及自己的学历和留学经历，尤其反感于参加当年国内同学的聚会。

和W、老邱的留学无目的症类似，Q其实患有另一种心态疾患——回国无目的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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