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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那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北京还是方兴未艾，但北京市“高法”接待工作还是很积极的。他们派出许多老干部、领导干部作接待人员。我到接待站一看，白发者很多。

接待我的是位年过六旬的女同志。她慈眉善目，说话口吻特别和蔼。她很注意倾听我的申述。当我向她陈述我对“有损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这个判断的意见时，她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的话，更没有反驳。大约近半个小时，我才说完。她听完，沉默不语，我关注着她的表情的变化，琢磨着她会如何驳斥我、或如何敷衍我。她思考一阵然后很诚恳地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大家都从那个时代过来，谁敢说自己没说过错话呢！”她这句话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弄得我倒无话可答。此前和此后我多次与具有人事管辖权的单位和领导打过交道。“高法”这位同志是我遇到的惟一的一位不袒护本单位错误的领导同志。她的真诚和毫无官派作风的做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今日，我想到这件事都不由得激动。我觉得她的这种态度是有代表性的，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物质还很困难，但那时的人们都有一股心气，人和人之间多的是关爱，少的是互相妨碍。

1979年年初，我收到“市中法”一个“再审判决书”。从表面上看，它与第一份没有什么区别。细看一下，那句“其中虽有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的错误言论，但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这段话，强调了当时的言论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下署1978年10月19日。有了这个结论，我经过考试，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调动的最后一关是政审。那时所里有七位正副所长和党委书记。七位都同意我调进，可是人事处的一位领导说，他的历史太复杂，怎么能进社会科学院呢？一位所领导说，他有什么复杂呢？连三青团都没入过，解放时才六七岁，还不是你把他搞复杂了。后来那位人事处领导也赞成了。

所领导的这句话给我留的印象很深。这几十年，把多少本来是十分简单单纯的人改造成为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做了许多欲益反损的无用功。

1980年5　月我调入文学所。一两个月后，一天，人事处一位年长的同志笑着给我一封“市中法”的来信。打开一看，又是一张“再审判决书”。这次有较大的变化，有两点：一，把“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改为“都是针对‘四人帮’的”；二，是把原“定反革命罪不妥”，改为“原判以反革命定罪判刑是错误的”。但下面仍署1978年10月19日。

我在文学所工作20多年，一直到退休，不敢说有大作为，但多少还是做了些有益于社会文化的事。

还有一个改正

“反动学生”的改正是平反的尾声。1979年初，到高教部去问1964年清理思想运动中的问题。那时高教部在今西单商业部那里。学生司在三楼，我上楼时与一位老先生打个照面，他抱着一大摞文件，洒了一地。我帮他收拾文件，他向我道谢。我就便问学生司是哪间屋子？他回答说，我就是学生司的，跟我走吧。我问他1963年到1965年学生清理思想事。他说这事他知道，整所谓“反动学生”，不仅北京有，全国许多省市都有。安徽省有位归国华侨女同学被整成“反动学生”，下放到农村管制劳动，还死在农村了。我们正在给中央写报告，要求中央给政策解决这类问题。大约受害者有1000多人。后来听说这位老先生曾是蒋南翔部长的秘书，后是学生司的负责人。许多在南口劳改过的反动学生都来到过北京，包括头些日子打官司的曹天予，也都找过这位老先生。一次，找到60年代北京市高教局局长魏明先生，他还用自己的车子拉着我们在北京跑（我们在南口时，他多次到南口训话）。不久中央有了批示，说比照1978年所发的处理右派问题处理。也就是予以改正，这可以说是我的平反的继续。

王学泰　我的平反路（7）

北京师范学院动得真是很快（有的高校迟至1983年还没有解决完）1979年3月10日给我寄来一份“改正决定”。其全文如下：

王学泰同志是我院64届毕业生，在64年清理思想运动中被定为反动学生。经复查，属于错案，由党总支讨论通过，党委批准，予以改正。

中共北京师范学院委员会（印）

1979．

折腾了15年，在人生路途上跑了多余的一圈，此时总算告一段落，一切再从头开始。可惜的是不仅是我，有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们国家和民族都跑了许多冤枉路。

邵建　“走近”胡适先生（1）

邵建，　南京晓庄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文学与现代性批判》、《知识分子写作：世纪末的“新状态”》等。

武岭突起于剡溪九曲之上，独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为万山所景仰……岭之上，古木参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潆洄，游鱼可数……隔溪之绿竹与岭上之苍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洁，无异写真……

这段话来自《武岭乐亭记》，它骈散交错，文字称美，是民国时代进入国文教材中的一篇。2003年8月下旬，为编《大学人文教程》，我随朋友们去了屯溪，其中的一项安排是去绩溪上庄拜访胡适故居。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车在徽州山道中逶迤，灰白如带的山道，一边是岭一边是溪，便不由得产生了上述文字的幻视，尽管它写的是浙东。皖南与浙东，同样山水形胜，人杰地灵。对着窗外不断移动的秀水青山，一车人都在慨叹：难怪这里出了胡适！

从胡适故居中出来，正逢一间学校放学，我随意问路边的小学生胡适是谁，一连两次，谁知都望着我摇头不语。是不知道、还是有什么隐讳？我不解。真不知上庄人是怎么看待这个前辈乡贤的，这个不是生于上庄却是从徽州山道走出去的人哪，原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先知”。

不过，这个“先知”在20世纪的命运却是绕有意味的。

胡适，1891年出生，1962去世，享年七十余。19岁时（1910）通过前清华的庚款考试，先后留学于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完成哲学博士的考试，回国后因蔡元培邀请，任北京大学教授。回国前夕，一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学改良刍议》，使古老的中国发生了一场白话文运动，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语言革命，以致我们今天通行的语体得拜那场运动之赐，胡适也由此奠定他在中国的影响。天下何人不识君，那个时代有个口头禅，居然是“我的朋友胡适之”。然而，20世纪下半叶，形势陡转，胡适的形象一落千丈。20世纪50年代，大陆中国发起轰轰烈烈的批胡运动。几十年后（2003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堂皇九卷的《古史考》，其中前四卷就是那个时代（1949年…1980年）批胡运动的史料汇编。近三百万的大批判文字，集成了这厚厚的四卷大开本，它像小山一样堆在书桌上，我就像打量一个怪异的时代。

就我本人而言，接触胡适很晚，在我读中学的20世纪70年代，是没有胡适书读的，如果偶然碰上，那肯定是在批判的材料中。但，尽管没读过胡适，胡适在我的心目中却是一个反面形象，记得“走狗”两个字庶几便是我脑海中对这个形象的最早勾勒。多年后，等到我自己系统地读胡时，胡适在中国的命运已经走过了一个大大的“之”字。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80年代，大陆中国逐步对胡适重开评价，这是一个“去妖魔化”的过程。胡适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逐步从学术领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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