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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5部分（第1页）

日、俄、法、比利时、捷克、瑞典、瑞士、加拿大、荷兰、希腊、秘鲁、丹麦等28个国家之多。1961年8月，北京、天津、郑州三市民兵接收了迫击炮之外的169门旧杂式火炮。1964年10月，又将解放军总部、各大军区库存的17。8万件旧杂式武器发给了民兵使用。这些数据全都是来自于克格勃在中苏关系破裂前的统计资料，其真实性倒不容怀疑，但是这些情报却早已过了保质期。

而格鲁乌方面则认为经过了近十年的动荡和胡乱，中国政府在50~60年代所进行的长远规划的民兵建设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已由“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中国开始走上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从1983年起开始组建中国预备役部队正在逐步替代全民皆兵的民兵动员体系。当然格鲁乌方面的情报同样准确，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作为中国这样的大国，许多政策的惯性之大，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料。

而第98空降师在空降之初便遭遇到了曾经在1959年国庆阅兵中率先打出过“首都民兵师”旗帜的北京民兵部队的抵挡。在夺取黄土岗村附近的北京桥梁厂行动中，苏联伞兵部队便遭遇了桥梁厂民兵部队的顽强抵抗。不过由于是下班时间桥梁厂内在岗的工人数量有限，因此苏联第98空降师第318团还是顺利的夺取了厂区的大部分地区，但是桥梁厂民兵依旧据守着工会大楼等部分地区，造成了战线犬牙交错的局面。而根据侦察北京钢厂内所集结民兵约有一个团以上的兵力，并且拥有着不弱于正规军的火力配备。侦察部队甚至还发现了厂区主要入口架设起的57毫米反坦克炮和75毫米无后坐力炮。

作为曾经在苏联卫国战争的初期击毁过无数第三帝国铁骑的苏制M43型57毫米反坦克炮的仿制品，55式57毫米反坦克炮是新中国人民军队列装的第一种反坦克炮。尽管由于口径的限制，它对于二战后出现大量出现的新型主战坦克已经难构成威胁了，但是仍足以压制轻型的装甲目标和步兵集群。因此这种已经在中国陆军主力野战部队中难觅其踪的武器仍被保留在中国民兵部队的装备序列之中。

第七章：无路可退（三）

作为北京钢厂的一名民兵，和大多数北方男人一样到了中年身材略有些发福的方志平此刻蹲在位于厂大门一侧由沙袋堆起的炮位旁，悠闲的抽着一支“大前门”。淡定的神情似乎丝毫没有把几个小时之前那令古都震颤的“精确打击”和飘扬而下的苏联伞兵放在眼中。不过他的沉稳却显然丝毫没有影响到站在一旁紧张的手握着56式半自动步枪的旭建国，毕竟这个刚刚结婚的年轻人，才经历了不到方志平二分之一的人生。

“老方，你说老毛子会来吗？”旭建国一边将自己满手的汗水擦在沙袋上，一边向自己身边这位曾经参加过1960年国庆大阅兵的前辈有一句没一句的搭着话。“怕他们不来！”方志平冷笑着将手中抽到根部的烟蒂在沙袋上掐灭。显然在他的记忆中还保留着1958年7月当国家领导人到首钢视察时的勉励之情：“把枪给大家背起来，一人发二三十发子弹，遍地皆兵，什么帝国主义打来也不怕。”

的确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短短的几个月，全国打出民兵师旗号的就有5175个，民兵团44205个；民兵人数由原来的4000多万，迅速发展到2。2亿；参加民兵的人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5％，有的地区达到了40％以上，个别地区甚至超过了50％。而当时首钢集团所成立的下辖4个营，共计2800名民兵的“钢铁工人民兵团”也扩编为“钢铁工人民兵师”，下辖13个团，总兵力达到为4万余人，占到当时在厂职工总数的78％。

当然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代，民兵组织也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帮了坏人的忙，让好人受了气。直接导致了在改革开放之后，民兵建设进入低潮。但是身为一名曾经参加过多次培训和汇报表演的老民兵，方志平依旧相信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足以吞没一切侵略者。

“有人来了！都给我精神点！”而就在此刻一阵熟悉的摩托车引擎声由远而近的出现在了钢厂门口的马路上，负责指挥着厂区大门一线布防的民兵连长立刻大声的提醒道。随着他的声线，3辆橄榄绿涂装的“长江750”型军用跨斗摩托的带领之下，由十几辆军用卡车所组成的车队徐徐的开到了北京钢厂的厂门前。“你们是哪部分的？”不等连长开口，方志平端起手中插着54式冲锋枪弹匣的英国“司登”型冲锋枪大声的问道。

“总参二部特种侦察连！请你们厂人武部的负责同志出来一下！”一道耀眼的车灯掠过，晃得方志平有些睁不开眼。虽然对方这种有些跋扈的态度让民兵们有些难以接受。但是毕竟来得是正规军，又是总参谋部的直属部队，方志平一时倒也不好发作。“请你们先把车灯关上……出……出示证件！”倒是站在一旁的旭建国支支吾吾的回答道。

“把车灯全关上！”此时一个身上披着新型迷彩伪装服的军官从后面的军用卡车上跳了下来，大声的命令道。同时信步走了上来，来到厂区门口的工事前，拍着旭建国的肩膀微笑着说道：“小同志警惕性挺高啊！不错！这是我的证件！”随手从自己的伪装服内的军装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红色的军官证。“请你稍等一下！”看了看对面这位军官在昏暗的路灯下那张棱角分明的脸，旭建国接过对方的证件，以最快的速度向厂武装部的方向跑去。

“总参二部的？”对方这种客客气气的态度，倒让方志平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掏出自己口袋里的“大前门”递了上去。“对不起，我们有纪律！”对方微笑着将方志平手中的烟推了回去，在厂门前随意的看了看。不一会，人武部的几个主要负责人便在旭建国的带领之下，来到了厂门前。和那名军官一一握手之后，对方便把厂人武部的同志带到了自己的车队前。方志平依稀看到那位军官在展开在摩托跨斗上的一张军用地图前比划着什么，而自己厂人武部的负责人则一直在不停的点着头。

“好了！就这样吧！请你们的同志立即开始转移吧！”最后军官一边走着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纸盖着大红印章的命令向北京钢厂人武部的负责人说道。“好的！老方啊！你和解放军同志把厂区人民武装部的库藏武器移交一下！”走到厂区门口，人武部领导随意的对方志平说道，随后便向等在厂区门口的各营、各连的负责人走去。一头雾水的方志平只能看着旭建国他们七手八脚的把厂区门口的路障一一搬开，就在自己一步三回头的领着那位连长和4名解放军战士向厂区人武部方向走去的时候，一辆辆军用卡车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开了进来。

“怎么？我们厂区现在由你们接防了？”方志平一边走着一边随意的向那位军官问道。“老同志，你们厂的位置太重要了，直接卡着莲花河和广安门啊！总参谋部要我们连接防，以策应城外部队迅速进城啊！”那位军官显得很热情，回答得也是天衣无缝。但是方志平总是觉得有些不对劲。但是究竟是那里出现了问题，他一时却也说不到上，就象那一辆又一辆从自己身边掠过的军用卡车，他总觉得和自己所熟悉的“老解放”、“东风”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但是却又说不出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厂区那么大，你们就一连的兵力……。”走到人武部大楼的门前，一批又一批的布防在厂区各要点的民兵已经被迅速的召集了起来，各级指挥员正在忙碌的点着名。而方志平充满着疑惑的继续问道。“我们有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当然后续部队很快就可以开到。老同志，你放心吧！一会到了石景山，你们民兵师还有更为重要的任务呢！”对方突然显得有些焦急起来，一边看着自己手腕的表，一边随后应付着。而就是那惊鸿一瞥，方志平突然发现对方手上戴的似乎是一块外型很别致的军用手表。

“这是我们厂的石主任，人武部的武器装备库主要由他负责！”不过此刻的方志平尽管满腹狐疑但却无从核对，因为此刻他所在连也已经被要求紧急集合。匆匆将对方领进了人武部，他就加入了自己连的队列。在向厂区门口跑步前进的时候，他才从旭建国的口中知道，自己所在的民兵团被要求前往石景山与首钢民兵师的其他部队会合，共同参与对苏联伞兵部队的清剿行动。

“让我们民兵脱离自己的堡垒去攻坚……这不符合之前的民兵建军方针啊！”方志平心中的疑云越来浓郁了。但是身为普通一兵的他无力改变什么，只能看着一批又一批的解放军从军用卡车上跃下，进入他们曾经打算用自己的生命保卫的工厂，走上他曾经守备的岗位。

“哒……哒……哒！”突然刺耳的机枪声从沿着手帕口北街绵延向北的民兵队列前方响起。“是老毛子的伞兵……。”惊恐象瘟疫一般迅速在队伍中蔓延开来。“妈的！怎么会……”不等方志平反应过来，一辆土黄色城市战迷彩涂装的苏制BMD―2型空降战车便猛的从一侧胡同的拐角中扑了出来。30毫米机关炮以500发每分钟的射速用曳光弹在密集的人群之中散布着死亡。

“我们的40火呢？”不断有人被击倒的队列中有人在大声的呼喊着。但是无济于事。根据那些来自总参谋部的“解放军”所传递的命令。除了步枪和冲锋枪之外的轻武器随身携带之外，所有重型武器均被留在了厂内。似乎看穿了民兵们的虚弱，那辆BMD―2型空降战车肆无忌惮的冲入了他们的队列，除了炮塔上的机关炮之外，甚至将履带也作为了杀伤兵器。而紧随着空降战车冲锋的苏联伞兵们更是挺着刺刀追逐着陷入混乱的民兵。

“退回厂子里去……退回厂子里去……。”纷乱之中，一个又一个声音在引导着促不己防的工人们。对于工人没有比自己的工厂更为安全的堡垒。何况工厂里还有几百名“解放军战士”。但是就在自己工厂的门前，架设在高处的14。5毫米高射机枪却向着民兵们射出了他们曾经精心保养过的子弹。“你们这群无知的支那人，想用这些蝼蚁的鲜血来淹没我们吗？”站在北京钢厂门前的制高点上，那名身穿着新型迷彩伪装服的军官正冷笑着注视着越来越多的生命坠入自己所挖好的陷阱。他似乎忘记了，他曾经也是这些被他自己所鄙视的“蝼蚁”中的一员，尽管此刻他拥有着一个全新的身份―北日本华北特别挺进队第一联队长―佐竹佑野。

十年之前的佐竹佑野有一个很传统甚至可以说是很普通的中国名字―李洪。这个名字伴随了出生于1945年初的辽宁省通化市的他27年。直到1972年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中国的他，才从欣喜若狂的父母口中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竟然是一个自己小时候一直引以反面人物代名词的“日本鬼子”。在抚养他多年的养父母眼中，自己的孩子可以走出国门，去往那个无比繁华的国度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们却完全忽视了佐竹佑野内心的激荡。

一个已经快到而立之年的大男人却被打上了迟来了近30年的“残留孤儿”的标签，被送回到了他根本不曾生活过的故土。而在开往名古屋的船上，他结识了更多与他有着同样出身和经历的人。残留孤儿，是指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侵略者撤退和遣返期间，遗弃在中国并被中国人抚养长大的日本孤儿。

这是一个带着浓厚悲剧性色彩特殊群体，悲剧几乎贯穿了他们的整个生命轨迹。当他们还是懵懂无知的稚儿，在日本政府的鼓动之下，就随父母作为“满蒙开拓团”的成员来到或出生在遥远而自然条件严酷的中国东北。而当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日本帝国土崩瓦解之时，他们却又成了天皇的弃民，当时这群幼小病弱的孩子，在严寒、饥饿和疾病困扰的逃亡之旅中，被无奈的父母抛弃在了当地，彻底成了战争的牺牲品。

好在不幸中的万幸，他们遇上了善良宽厚的中国人，出于好生之德和怜悯之心，中国父母收养了这群日本残留孤儿，他们才能奇迹般地存活下来。并逐渐茁壮的成长了起来。而随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一直被忽略遗忘的残留孤儿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

在中日国政府和一些民间团体的共同努力下，这些残留孤儿们终于盼来了重返故土和亲人团聚的机会，可正当他们兴高采烈，以为幸运之门从此向他们打开的时候，命运又似开玩笑地泼了他们一头冷水，日本社会并没有像残留孤儿自己期盼地那样展开双臂接受他们，他们的归国之旅充满了各种困难。

在佐竹佑野所在的第一批残留孤儿访日寻亲团的成员中，有很多人没有如愿以偿地见到自己的亲人，而是趴在南日本的土地上失声痛哭，他们以为自己的父母一定是不在人世所以无法前来和他们相认，但是站在一旁的厚生省官员心里虽然充满同情，却不敢告诉这些残留孤儿其实他们的父母还活在人世。

事后佐竹佑野才通过其他的途径得知，早在寻亲团来日本之前，南日本政府厚生省的官员们便曾给他们的家兔打去电话，但是却听到了许多出人意料的回答：“你们不要管我们家的闲事了，在我们心里，早当这个孩子已经死了，户籍也取消了，根本没有见面的必要了！”原来有不少残留孤儿的父母已经再婚，重新组织了家庭，不方便和残留孤儿相认。而有的残留孤儿的母亲回国之后，向亲人隐瞒了丢弃孩子的真相，不愿意面对过去，打破现有平静的生活。还有人由于各种其他原因不愿与残留孤儿相认。

而佐竹佑野所面对的情况却要更为复杂一下，他的父亲佐竹安雄本是家里的长男。身为日本陆军中尉的他曾是家族的骄傲，而佐竹家的亲友之所以拜托南日本政府寻觅在大陆战场上失踪的佐竹安雄其实只不过是为了能够领取南日本政府发给军人遗属的“军人恩给”而已，谁想到钱没到手，反而找回来一个拥有继承权的家族长子嫡孙来。

“我们不同意你回来定居。回到日本，你怎么找饭吃？我身体不好，最近连走路都困难。你回国什么也不能干，我不许你依靠亲戚，我的面子是不能随便被损伤的。你即使下了决心回来，也要住得离我们远一点，请在九州、四国等远的地方住，不要在亲戚面前出现第二次。”这就是佐竹佑野艰难的在神户附近找到自己的“家族”之时，所遭到的所谓“族长”―自己的亲叔叔的“热情迎接”。

不过由于受到了媒体关注和邻居的讽刺，佐竹佑野的叔叔还是出任了他的身份担保人，让他得以从当地的役所领取到了户籍滕本。相比同船的那些由于投亲无门而最终不得不返回到中国的同伴。佐竹佑野可以说是相对幸运的。但是回到南日本的他不仅和亲属的关系渐行渐远，和周围的普通日本人也存在很大的隔阂，物欲横流的南日本人对回国残留孤儿的评价不高，认为他们不懂礼貌、不努力、散漫不懂规矩。

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佐竹佑野只能在名古屋从事一些低收入、低技能的体力劳动。仰望着那一片耀眼的霓虹，佐竹佑野曾无数次的在内心深处疯狂的呐喊。但是这种失衡的心理和被“剥夺感”什么也无法改变。他仍继续着日复一日的象老鼠一般生活在南日本社会的边缘地带。直到有一天，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敲开了他那扇破旧的房门。

“去东京工作？”佐竹佑野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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