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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凭以往的经验，这种集合待命，天知道要等多少时间，而在“待命”时，什么事也做不成。

某个负责人坚决不同意，一点通融都没有。不通融就不通融吧，我这人素来胆小，我去还不成吗？于是我急急忙忙冒着余震的危险，回到楼里为儿子烧牛奶，为妻子煎药，再把牛奶和药端到我们家临时住的防震棚。妻子喝药，我喂儿子喝奶。把事情料理妥当后，我急急忙忙赶到了单位。当然，比负责人通知到达的时间稍晚一点。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起因。

按说，虽然我起初表示等命令一下达我再走，但后来我毕竟在命令尚未下达的时候去了办公室，就是说我去集合待命了。不过晚了一点，这算个什么事呢？

嚯，有人来劲头了，找到机会要拿我开刀了。那个负责人逼我写检查，并说，非要认真严肃彻底地处理我的问题不可。他们说到做到，在体育组、在专题部、在台里，甚至在广播事业局（后改称广电部）全体大会上点名批判。

后来我发现我的“罪过”还真不算少，厚厚的一大本材料纸，最后给我定的调子是：

“拒不执行任务，临阵脱逃，对抗组织，拿党一把。”

当时，我的精神的确萎靡了，我感到没希望了。我这人从参加工作开始，一直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上班，勤勤恳恳工作，从未得罪谁，怎么今天突然堕落到如此地步，竟敢拒不执行任务对抗组织临阵脱逃？我能逃到哪儿去？

尤其是，竟有人诬蔑我“拿党一把”。党，在我心目中占有何等神圣的地位；党，一直是我精神上的母亲。我从小就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没有我的今天，我怎么会居然要“拿党一把”？

那些天里，我一回到家就不出门，不吃饭，不睡觉，不说话，我双手抱着脑袋，蜷着身子坐在小房间的一个小板凳上，一动不动，也不想事。不是不想想事，而是脑子里一盘散沙，怎么也集中不起来。

后来钟瑞对一个作家朋友说，他当时那副样子特可怜，真像个罪人哪。

一天上午，单位来人通知下午要开我的批判会，命令我准时到场，不得有丝毫延误。这个中午，我更是吃不下一口东西了。

钟瑞见状，她拿了钢锅，提了一个大篮子，去附近的一家食堂买了糖醋肉块、辣椒肉丝等菜，还特地用个杯子灌了一杯啤酒回来。虽说就这样的大路菜，可在那时对我们家而言就是山珍海味了。我们当时吃什么呢？白菜、萝卜、咸菜、馒头。我眼噙泪花，哪里舍得吃？钟瑞非让我吃不可。我说，你吃我就吃。钟瑞的个性比我强，这时也哭了。

她说：“小宋，你一定吃好，这样才有精神接受他们的狂轰滥炸呀。”

说着，又为我找出一件衣服，我记得是蓝卡叽布的，连扣子也扣不上，表明我没穿过几次。

钟瑞幽默地说：“你要吃得饱饱的，穿得新新的，精精神神地去接受批斗。”

是啊，那些个特殊的日子，是我的妻子给了我力量，给了我勇气，要是没有钟瑞，现在我在不在世都难说啊。

时间过去20余年，一代伟人邓小平逝世，我作为人大代表，接到了“邓小平治丧委员会”的请柬，让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可1976年，我，一个爱党爱人民、申请入党多年而得不到批准的体育评论员，竟然不能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

宋世雄：漫长而难熬的一年（2）

这还不算，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之后，我被停止了我所热爱的工作。整整一年。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我想，不会呀，我犯什么错误了，他们连工作都不叫我干呢？越怕，事越来，我果然被剥夺了转播的权利。

您可以想象，这一年对我而言何等漫长何等难熬。我被迫离开了我心爱的话筒，被迫远离了我的观众听众，远离了我的运动员朋友，远离了我从小就热爱的体育世界。

一个人被迫离开他心爱的事业，这是多么痛苦啊！

为什么听不到宋世雄的声音

回想1976年，我的心头就很难平静下来。我原是那么热爱工作的人，可突然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胸中的苦闷和痛楚真是一言难尽。

我现在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情。在我不能上转播台工作的时候，有一场重大的赛事活动在京举行，中央台一时找不到体育评论员，就从黑龙江电台借调来一个人。这个人是我过去的朋友，以往进京一般给我来个电话，寒暄一番，但这次没有。奇怪的是他没待两天，就不辞而别地回黑龙江去了。

这件事我当时完全蒙在鼓里，可某个负责人以为我在当中做了什么手脚，派人专门去黑龙江调查，调查的人回来后却没再提那事了，就那么不了了之。我想，要是黑龙江的人和我联系过，又是说不清楚的事，会给我增添一条罪状，还不定怎么整治我哩。

那个朋友是为我的遭遇鸣不平呢，还是其它原故离京的？到现在还是个谜。后来在一次党组会上，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同志为我在1976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重新作了结论。他说，宋世雄同志没有错误，那次没有转播成并不是因为宋世雄没到，而是上面后来取消了转播，这不能怪宋世雄嘛。退一万步说，即使他真的没来，我们也应考虑到他当时家庭的确有困难，应当理解，并给予照顾，怎么能那样对待一个同志呢？

1981年，我在日本转播完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取世界冠军归来，张香山同志特地安排我在全局干部大会上做报告。我很理解香山同志的这个举动。五年前，我在全局干部大会上受到点名批判，现在，却让我来做这个大会报告。我坐在主席台上，宣讲中国女排姑娘们如何为祖国奋勇拚搏，也介绍自己为了转播解说女排比赛，怎样拉练式地转战几个城市，劳累奔波。那会儿我想，如果不是贯彻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我就不会去日本说球了，也不能在这儿向大家做报告了，我会在哪儿我本人都不清楚哩。

的确，在那苦不堪言的一年里，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仿佛是个见不得人的罪犯，成天关在屋子里，哪儿也不去。后来生了一场大病，身体也濒临垮掉的边缘。

我8岁的女儿晓梅，和她妈一样，非常理解我的内心，希望我能早点回来工作。只有工作这副良药，才能医治我的病，才能恢复我的健康，才能使我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晓梅常催她妈：您去替爸找人呀。

钟瑞不是没找人，而是找了许多的人。有时她找不到一些人，有时她能找到一些人，这些人都愿倾听她的诉说，都很同情她丈夫的遭遇，为她丈夫抱不平，可说话算数的还得那些有权力的人不是？

是的，即便在我最苦闷最痛楚的日子，我也没有完全丧失信念。《尼克松回忆录》中的一段话使我很受启发：“要永远尽你所能，永远不要气馁，永远不要小看自己，永远要记住，别人可能恨你，可恨你的那些人是不会胜利的，除非你也恨他们，而那样，你也就毁了自己。”所以，那时我不恨任何人，我始终不忘自己是个体育评论员。我坚持练习，生怕荒疏了业务。

当我重新走上体育转播台，我在友谊宾馆听到新华社记者陈德保说起一件事。1978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将军在接见喀麦隆体育代表团时见到了当时的体委主任王猛同志。王震将军问：“近来，为什么听不到宋世雄的声音？”王猛同志回答，听说好像他有点错，具体情况不大了解。王震将军说，有什么了不得的错？马上让他出来转播。其时，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宋中同志也在场。

这之后不久，我才回到我所热爱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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