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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一件事情是，在这次大会上，张承宗站出来面对面地揭发马天水的罪行。张承宗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副市长，曾经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地下党负责人，并长期负责统战工作。他在会上揭发说，马天水曾经让工厂突击生产几万副手铐，他质问马天水：你要赶做这几万副手铐干什么？你要铐谁呀？谁让你这么干的？马天水顿时惊慌失措，没办法回答，也不敢回答。

再一件事情是有关我所在的文教组的。我们到文教组后，首先是找政治上信得过的人了解情况。当时有人给我介绍了文教组副组长贺汝仪，说他是个老干部，曾经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是谭震林从华东带到北京的，后来又回到了上海。10月27日开会的时候，我还见到了他。可是第二天凌晨大概是5点多钟的时候，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凯（后来担任文教组组长、上海市副市长）给我打电话，说贺汝仪跳楼自杀了。我说，我马上赶到他家里去。我到后，看到尸体在楼下，我问公安局的同志，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什么遗留的东西？他说，贺汝仪身上有张纸条，纸条只有三个字：“丑死了”。后来知道，贺汝仪在1975年底、1976年初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的时候，顶不住了，给“四人帮”余党写过一个材料，告发他的亲家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10月27日开大会，他一看马天水制造手铐的事情都捅出来了，怕自己写信告发他亲家的事情也在会上被揭出来，所以感到“丑死了”，就跳楼自杀了。

10月28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亲自坐阵，接连用了几天时间，以开市委常委会的形式，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参加，让他们自己交代，互相揭发有关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但他们还是躲躲闪闪，极力掩盖秘密策划的真相。中央工作组和新的上海市委意识到，光靠这样的会议不行，必须在会外组织群众揭发批判，再配合内查外调，特别是把那些组织武装叛乱、罪恶深重、民愤极大的人先隔离起来审查。

这样一来，揭露“四人帮”罪行、清查武装叛乱和“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工作就渐渐突破，很快搞清了真相。

10月30日，中央工作组召开全体人员大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会。苏振华首先讲话，他说党中央对上海非常重视，非常关怀，要把上海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斗争搞好。组织中央各部委、北京市委、部队各条战线的同志来上海工作，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第一，坚决按中央政策方针办。第二，依靠群众。第三，各级党委加强一元化领导。我们来的人不能完全业务对口。对广大干部要惩前毖后，一看二帮。要把跟得紧、陷得深、参与阴谋活动的，与受了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区别开来。

陈锦华：改组上海市委（4）

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喜看上海大好形势》，指出上海的形势大好，令人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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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事件

新　文

１９７６年３月５日，新华社播发沈阳部队广大指战员纪念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１３周年的文章，文章中引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文汇报》在发表这条消息时，把周恩来题词删掉。

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５日，上海《文汇报》在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报道中公然说，“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此后数天内，各地向《文汇报》社发出的抗议函电４００多件，抗议电话１０００多次。这些文电指出：“反周总理的人不得人心！”责问“《文汇报》成了谁家的报纸”，严正要求“《文汇报》必须向全国人民交代事件的真相”。对此，张春桥却说：“为什么唯独查《文汇报》？”“不要批评报纸了，报纸以后还要删！”王洪文说：“删掉总理题词算个屁事！”

３月28日，南京大学400余人，抬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绕道新街口到梅园新村，掀起了抗议《文汇报》影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全国第一次有众多群众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３月30日，南京大学学生在南京火车站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桐油和油漆在火车车厢内刷了“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宗标语。这些标语，随着南来北往的列车传向四面八方，起到了推动全国爆发反对“四人帮”活动的先锋鼓动作用。

宋世雄：漫长而难熬的一年（1）

宋世雄，最佳国际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高级体育评论员。1960年开始从事广播电视体育评论工作。1981年开始连续报道了中国女排荣获“五连冠”的盛况，轰动全国。1995年被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评为“最佳国际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本文摘自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宋世雄自述》。

精精神神地去接受批判

1976年，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

这个时候，我的人生道路也发生了一次大地震，给我心灵上带来的创伤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抚平的。

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天，我们台要去河北涿州转播一场基层体育活动。那个年代，体育转播搞起了许多新花样，经常到基层去报道群众性体育活动。那天，专题部通知我去办公室集合待命。随后的几天，也是天天要到办公室集合待命。

由于刚刚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北京市政府为了市民的安全起见，动员人们不要待在家里，而是走出来住在临时搭的简易棚或汽车里。那时的情景非常恐怖，大街广场到处是防震棚，到处是“无家可归”的人，现在回想起来还让人心有余悸。因为北京离唐山是如此之近，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余震。

那时候，我的儿子晓辉不到两岁，女儿也仅8岁，特别是钟瑞正好生病了，所以我那时的情形相当狼狈。

当我接到要去办公室集合待命的通知，就对领导说，我能不能稍微晚一点到，让我把家里安顿一下，命令一来我就走，决不耽搁。因为凭以往的经验，这种集合待命，天知道要等多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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