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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我慷慨激昂地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不然就打不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这回要搞，就要彻底打掉这个流氓团伙，要打得他们再也不敢来干扰破坏文化革命的正常进行，法律是保护我们而不是保护他们的。

此时的我，对将要做的这件事的正义性，合理性，必要性已经没有一点怀疑。甚至被大家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有一种马上要去为人民的事业建功立业的骄傲和自豪。

干不干的问题解决了，接着要解决的是怎么干的问题。我说那我们的目标确定哪几个？提出这个问题意味着我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主持会议的角色。此前大家在这里只是集合待命，并不是开会，就是开会主持会议的也应该是何儒非而不是我。

我话音一落大家马上说开了：

孔威，这家伙是这伙流氓的“拐子”⑦，最坏，擒贼先擒王，首先就要打掉他。

傅强，除了孔威就是他，他的坏点子最多，狗头军师。

庄洪运，他是最得力的打手，每回闹事都是他冲在最前面。

还有丁洪宝，他和庄洪运是哼哈二将，也是一个凶残的打手，除恶务尽，丁洪宝不能放过。

还有×××。有人提到了自己痛恨的人。

他就算了，只是一般成员，我们只搞首恶。马上有人发言否定。

……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说得最多的还是符军和二十二中的几个同学。毕竟我们分属两个学校，对这伙人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多数人见了他们的面都不知道谁是谁。

在我的主持下，大会最后决定除掉孔威，傅强，庄洪运，丁洪宝四人；落实了枪枝及由谁持有；确定了参加行动的人员；把参加者分成了四个组，确定了各组的负责人；明确了去孔威家由老初三（4）班的同学带路，去其余三家带路的事由符军负责；十二点钟开始行动。此时才十点钟，大家先回宿舍休息，到时再通知。最后强调一定要保密，目前还不清楚对方手里有什么武器，但能肯定至少有手榴弹。如果走漏了风声，不是计划泡汤就是我们会有难以预料的伤亡。

参加会议的人差不多都走了，我还坐在那里。

虽然疾恶如仇，热血沸腾的情绪还在身上延续，但内心深处有一种隐隐的焦虑在慢慢往外渗，总觉得有点什么问题。应该说对这个行动的具体安排，自认还算是缜密的，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一向很自信，不会是这方面的问题。那是什么呢？这必须弄清楚，但一时又弄不清楚，我有点不安起来。突然觉察到是“人命关天”的古训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不安地躁动，在察觉到这一点后，这焦虑就开始不可遏止地往外涌，按都按不住。是不是这个决定根本上错了？我反复想了一下后的结论是否定的。虽然这个决定有点突然，不是我的初衷，但不论从革命理论还是从眼前的实际情况来说，我们都是有道理的，是事情合乎逻辑的发展。那是什么让我焦虑不安呢？对，是枪毙四个人多了，要减。明确了这一点，人顿时感到一阵轻松。我找到符军，一起到了何儒非、柳英发住的寝室。

何儒非、柳英发是66届高中的，我是66届初中，比他们小三届，我们一起从最初的“一小撮”⑧走过来。虽然有时我们之间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和想法，甚至可能冲突一下。但从心底里我把他俩看作是比我年长，政治上比我成熟的大哥哥。就私而言，心理上此时我需要他们对我想法的认同；从公而言，我要改变会议的决定，也需要他俩的同意。

屋子里只有我们四人。我讲了对行动的具体安排后说庄洪运昨天那一顿打挨得不轻，估计给他的教训也差不多了，肯定会有所收敛。是不是可以把他从名单上拿下？

没一个人有异议，他俩简洁的用一个“好”字作了回答，几乎连想都有没有想，看来不管他俩意识到没有，内心很可能有和我一样的焦虑。符军也连连点头，我很高兴他们的认同。他俩又详细问到一些具体的行动细节，我一一作了回答，离开时，他俩一再叮嘱我要注意安全。

午夜十二点，四十多个同学准时在后操场集合，大部分是我校的红十月战士。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阵阵北风飕飕地袭来。虽然天气很冷，但大家情绪高昂。很显然，这次出发和“6。24”　那次迥然不同。

在“6·24”那天，当造反派在杨园地区的唯一据点——铁道部第四设计院被人多势众，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⑨包围，铁四院的造反派在浴血抵抗，街头巷尾风传钢工总总部派去救援的装满战斗队员的三十多辆大卡车正在开往铁四院的途中。实际上当时只有五辆车（临出发时坏了一辆，最后只有四辆车）到了武汉重型机床厂，组织战斗队员去援救。在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这种援救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没有赴死的决心，没有慷慨捐躯的勇气，是不敢登上这几辆车的。武汉重型机床厂是钢工总成员最集中的地方，据称有战斗队员三千多人，此时却鲜有人影。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那边铁四院的造反派危在旦夕，这边却迟迟凑不齐这几车人。正在武汉重型机床厂准备演出的我校《红十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坐不住了，不能眼看着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被百万雄师屠杀，宣传队队长把队旗一挥：我们上。他的本意是男生去，不料十几个洋娃娃般的宣传队员，不论男女都抓起长矛，齐刷刷地跳上车。那几个女生怎么劝也不下去，还是旁边的工人战斗队员实在不忍心让这几个稚嫩的女孩也去送死，强行把她们赶下了车。四辆卡车飞速地向铁四院驶去，“百万雄师”早已在铁四院周围设下了路障，汽车过去连调头的机会都没有，在组织严密的数千名“百万雄师”面前，等待这四车人的将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车队在大街上驶过，《红十月》的旗帜极其悲壮地迎风招展。沿途很多人鼓掌欢呼，但当发现只有四辆车时，更多的人说惨了，惨了，这几车人是在赶赴黄泉。当时我和几个红十月的同学正在从铁四院返回学校的路上，刚才眼睁睁看着铁四院的造反派落入“百万雄师”手中，其状惨不忍睹，我们满腔的愤怒和悲伤。这几辆车迎面开来时，沿路的欢呼声让我们知道了车上是援兵，“百万雄师”是绝对得不到市民的欢呼的，但怎么也没想到会有我朝夕相处的同学。当突然看见了红十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大旗，看到了旗帜下面的红十月战士，我的心一下子发紧，想喊都发不出声音了。我的好战友，你们真要为捍卫毛泽东思想作千秋鬼雄死不还家了。不能让我慷慨赴死的战友暴尸街头，拼着一死也要让我的战友保持最后的尊严，我们发疯似地跟着汽车狂追。所幸的是就在他们到达铁四院前的几分钟路障刚被撤掉，车队只是呼啸而过，人们所担心的惨烈场面很侥幸地没有出现，但还是有一个工人战斗队员被飞来的长矛刺中心脏。

如果说上次出发是笼罩着一种慷慨赴死的悲壮气氛，那么这次出发就洋溢着一种为民除害的高昂激情。我们这一代人是吮吸着浓稠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乳汁长大的，从小就认为自己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从小就认为为革命牺牲，为人民利益而死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绝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我们随时随地准备实践的誓言。现在我们出发了，虽然不是上次似的慷慨赴死，但同样神圣，我们是去打击一伙胆敢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流氓。

队伍排成两列出发了，领路的同学走在最前面。诺大一座城市似乎已经酣睡，路上看不到行人，偶尔从远处传来的零星枪声仿佛在告诉人们现在的夜并不平静。好一盏坏一盏的路灯让我们的身影时而有时而无，印象中汉寿亭离我们学校并不远，但今晚这段路好像变得有点长。终于，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领路的同学指着一处房子说到了。

我让队伍停住，和几个组长一起随领路的同学围着房子转了一圈。

这是汉寿亭临街的一处住房，两层楼，三栋连在一起。每栋只有一开间，进深不超过十米，三栋加在一起所占的面积并不大。孔威住在中间一栋二楼临街的一间，这栋楼有前后两个门。只要把这两个门一堵，他孔威插翅也难逃。四个小组四支枪正好前后门各一半，我带队在前门。

我开始叫着孔威的名字，敲那老式带上下转轴的木板门。

谁呀？许久楼上才有回音，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同学。

他睡了。这么晚了还有么事？

我们有点急事，要找他。”

……

隔了一会儿不见有动静，我又敲门时，听到头顶上窗户的吱吱声。我后退两步抬头一看，窗户慢慢打开，露出一张女人的脸。听符军介绍过孔威有个姐姐，看来就是她了。她盯了我们一眼说孔威已经睡了，有事明天来。神色显出她的怀疑和担心，但语气显示她主意已定。

在她说话时，她背后有个身影一闪，估计是孔威，虽然不认识，但只可能是他。这种老式的房子不高，虽然光线很暗，但里面明显的动静还是看得见的。

我身后有人说我们有急事一定要见他。同样没有商量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