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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梁启超曾愤然地写道：“西人之侮我甚矣，西人之将灭人国也，则必上之于议院，下之于报章，日日言其国政之败坏，纲纪之紊乱，官吏之苛黩。其将灭人种也，则必上之于议院，下之于报　章，日日言其种族之犷悍，教化之废坠，风俗之糜烂，使其本国之民士，若邻国之民士闻其言也。仁者愀然思革其政，以拯其难，鸷者狡焉思乘其弊，以逞其志。夫然后因众人之欲，一举再举而墟其国，奴其种，而俨然犹以仁义之师自居。”大致意思是说西人辱我太甚，他们想灭哪个国家，由政治家、媒体出面，说这个国家*、全是恶吏；他们想灭亡一个种族，同样由政治家、媒体出面，说这个民族没有文明、道德败坏。然后各国民众听了，仁人志士就想着策动革命，拯救民族，小人就想着乘虚而入了。利用民意就可乘势将这个国家焚为废墟、种族沦为奴隶——而俨然犹以仁义之师自居！

改革开放三十年，又是一次西学东渐，中国人景仰地看着西方文化渗透进来，文学、艺术、资金、管理，并且全盘接受；只是吃的时候有点难受，太不合胃口，比如麦肯锡在中国的战略咨询少有成功的，因为他们的案例库里没有中国企业的案例。

我读外国书读的很少，基本都是看文摘，看中国的专家引用。我的孩子在北大念法律，看外国法律思想著作，经常跟我说，这外国人写东西简直是车轴话，翻来覆去说一个意思，读了半本了，其实就表达了一个意思。比如，中国哲学思想自古以来就是辩证的，但在西方，形而上是西方哲学的痼疾。所以古典哲学和法律思想的著作，对于形而上与辩证，既要破，又要立，论述起来非常的费劲，中国人看了，就认为这简单的谁都懂的道理，这外国人说来说去的，都把人说糊涂了。我窃以为中国人有五千年文化熏陶，是最聪明的；而这个聪明，又被妖魔化为“窝里斗”、不团结、以及自作聪明，但是在欧洲，“决斗精神”与“会耍阴谋”一向是两项传统的美德，并且是贵族品质的美德。“西人”的互相倾轧与明争暗斗的传统可不比中国差。我不认为一个有上进心的民族会没有嫉妒心，倾轧与人事斗争是全人类的本性，绝不仅只中国人独有。

一场胜仗能够掀起一场暴风雨，宗庆后的胜利让中国人民从此知道，面对竞争，我们最缺乏的是理性与自信。

在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中，把跨国公司看成平等的对手，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平提高的标志。而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就是在这种国际化、平等竞争的经验积累中形成的。在企业家与决策者的尝试与不断学习中，中国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企业治理结构与市场竞争、调控结构；在企业家与律师的尝试与不断学习中，中国将建立起法治化的市场。

相反，“舶来”与“引进”永远不是进步的源动力。

例如，宗庆后与达能合资，希望引进新技术。多年来，我们很多人总是把自己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自己技术落后，搞研发、消化技术又辛苦又费钱，眼前看不到效果，不如引进外资、拿来技术；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入。但后来我们才明白，我们可以买产品，买专利，买图纸，买设备，但永远不可能买到这些凝结在产品和专利上的技术能力，因为能力来源于组织内部的学习、实践和积累，学习是不可能由别人代替的。

又以法治实践为例：宗庆后特别头痛于一个问题：宗庆后有“竞业禁止”义务，而合资合同中却没有规定达能董事的竞业禁止义务。这个问题困扰了宗庆后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这个问题上我国很早就开始了司法实践。早在1999年，江苏高院、北京高院，广东高院等都先后出台了对旧《公司法》明确的指导意见，解决公司董事竞业禁止的问题；在新《公司法》出台后，“宗庆后”困局已经得到了根本的解决。新公司法明确规定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竞业禁止义务，并就其职业操守及法律责任、救济程序做出了规定。宗庆后却不知道，只能干着急；他们咨询的律师也没有给到他们有效的帮助。

法学界的专家们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舶来大量的、成体系的法律、法规。2005年以后，立法突飞猛进，每天都有新法规，但是这样快速的立法行为却似乎仍旧不够用。与此同时呢，这些舶来的法律在全国几千个法院、十万名律师中的运用情况，也差强人意——法规太多了，大家都来不及学习。这个现象说明我们缺少法律行业内的八级工。

各行各业都是如此：经验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需要时时留意经济与社会活动中的每一个标志性的、拐点性的事件，深入研究，获得教益。

《生死之战》之后记（1）

2007年到2008年，达能在中国遭遇了“娃哈哈滑铁卢”，这场纷争震惊了全世界：各种商场内幕、行业潜规则、经营陷阱甚至家族隐私被揭露出来，在企业间“口水战”中被争相曝光。

“达娃之争”是跨国公司倾尽全力打倒本土企业家的一场战争：跨国公司抱着必胜的信心。争端之初，娃哈哈老总宗庆后以个人治理公司的风格（熟人社会的管理风格）去处理公众舆论（生人社会的价值判断），试图用情绪感染全国人民，但是事与愿违，孤军奋战的宗庆后心力交瘁，没有得到公众的理解，在战争中也陷入被动。达能占尽先机后，并没有给宗庆后台阶下的意思，而是逼迫宗庆后在公众面前举旗投降：这使宗庆后陷入了两难境地。达能胜券在握，说动了法国总统给娃哈哈最后一击：这几乎是致命的。

我们介入达娃之争，带来了一个理念：在国际竞争中，法律是唯一可以摆在桌面上的武器和筹码。面对强大的对手，如果娃哈哈有法律风险，就要正视这个风险，通过谈判和解解决问题；反之，就强硬到底，让达能屈服。经过研究，我们认为达能有巨大的法律风险；同时，从各个部门反馈回来的信息让我们发现，总统牌也不是那么可怕。

我们用心做事、谨慎发言，努力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动用所有的资源，逐渐操控了整个战局，扭转了战争形势。

转眼间，达娃之争业已一年有余，大局初定，我也能够腾出手来作一番总结了。在此之前，我在清华、北大的总裁班讲课时，企业家学员对达娃之争也是兴味盎然。于是，我着手写作这本《娃哈哈战争》，揭密交战双方的战略、战术体系。

由于出版物容量有限，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不能囊括进来；而包括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财经记者、咨询专家、律师等在内的专业人士可能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料，因此在出版社和我的企业培训课程经纪公司的帮助下，我们建立了网站“中国商事参考”（），设达娃之争的专题栏目。我的助手整理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包括图片、视频等，供读者参考；我本人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中心跨国商事法律研究所的所长，研究所主页（Chin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Institute；　）也收录了关于跨国经营、合作与跨国争议的许多资讯性内容，希望能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在处理达娃之争的过程中，我逐渐实现了多年的夙愿：用战争的思维，来分析、处理、解决法律纠纷；

这，与我的个人经历密切有关。

我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在部队大院长大。1949年，父亲参加南下部队剿匪，曾只身抓捕四名国民党残匪，荣立一等战功。我从小立志当兵，愿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

1978年底，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即将打响，我报名参军。入伍一个多月，我如愿以偿，得以奔赴前线，光荣地参加了战争。

当时，中越交恶，国内开始宣传，不断造势，年轻人热血沸腾，立誓保家卫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青春和鲜血。临上战场，我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也花光，东西也扔的扔，送人的送人，就开拔上了战场。——没有一点恐惧，有的只是战死沙场的豪情和壮志。

1979年2月17日凌晨，我军发起攻击，用“地炮”炮轰敌方阵地一两个小时，然后全面进攻。我所在的高炮部队集中对敌炮轰，电光闪闪，炮声隆隆……我所在的高炮部队是保卫天空，敌军的飞机飞过来，我们负责把它打下来。一旦开炮，我们的阵地就马上暴露了。但是越南的飞机根本不敢起飞，所以到最后我们也是一直没有开炮——我记忆中甚少战争苦难的痕迹。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生死之战》之后记（2）

战争与军纪对人的影响深入骨髓。军人要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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