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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所有以上所说都提醒我们，在规定介入的标准时应该认清：正如我们在越南得出的教训，军事力量在推进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仅凭军事力量本身，并不足以重建一个“已经失败的国家”。

同时，我们也应使美国人民明白，这类问题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回答，但我们应努力促进该问题在我们国内乃至国际论坛中的辩论。某些问题或许永远得不到解决，这需要时间。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不可能纠正所有的错误。我们认为，使用武力维持秩序是适当的，但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这种判断是否正确还无法断言。因此，它必须接受检验，必须搞清，它是否符合那些共同参与决策、协助其实施、并愿承担所付代价国家的利益——这是我们从越南得出的另一教训。

有时，美国的军事介入不应仅站在人道主义和维持和平的立场来评价，而应基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考虑。毫无疑问，如果是对我们国家的直接威胁，我们在与国会和美国人民做适当的商量后，应该也愿意单方面采取行动——如果威胁不是直接的，但具有潜在的严重性——例如，在科索沃和马其顿的冲突可能引发一场大的巴尔干战争，使希腊、土耳其甚至意大利全部卷入——我们应该如何反应？我强烈地呼吁，我们的行动应该基于这样的原则：多方协商决定，共同承担责任——这是从越南得到的又一个教训。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更多的将不是像越南那样的“有限战争”。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一九九一年三月在林登·B·约翰逊图书馆落成典礼上谈到越南战争时曾说：“当时我觉得我们就像被捆住了手脚”，但是，“我们应对林登·B·约翰逊总统没有让战争在地理上扩大记上一功。”

当然，越南告诉了我们打一场有限战争是多么困难，它使美国长时间地遭受重大伤亡，但事实也证明，有限战争比无限战争更可龋在卷入这类冲突前，美国人民必须明白我们将面对的困难，美国军队也必须清楚地知道和接受他们行动时所受的限制。如果我们的有限目标在付出可接受的风险和代价后无法达到，那么，我们的领袖和人民必须有决心放弃已付出的代价，立刻撤退。

我们必须从越南的教训中学会怎样有效地组织有限战争。我们在那里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建立一个由高层文武官员组成的专门机构，从而对那里的工作进行详尽而专门的指导。我所讲述的决策过程曾令人震惊地不断显示出，我们没能把最基本的问题公之于众；而我们对此疏忽也没有清醒的意识；总统顾问班子中对战争进程的深刻分歧既没有被摆上桌面来讨论，也没有最终得到解决。

正如我曾讲过的，导致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没有进行适当的组织工作，在华盛顿没有专门处理越南问题的高层官员。由于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他们的助手们都把注意力分散于一大堆复杂而又急需应付的事务中，致使我们的一些弱点未能被预见，特别由于我们没能对大部分基本问题进行系统的讨论。为避免这种问题的重演，我们应在最高层建立一个专职的班子——丘吉尔曾称之为战时内阁——使其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越南问题。这个班子至少应包括：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助理、国家安全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们应每周在规定的时间与总统聚会并进行长时间的连续讨论。每月还应召开包括有美国驻越南大使和军事指挥官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应本着公开和坦率的宗旨，就像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行政委员会的讨论那样——这将有助于避免灾难。在指导所有将来的军事行动时，都应建立同样的组织管理系统。

最后，我们还必须明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后果——特别是在当前这种使用高度复杂和具有极大破坏性武器的时代——是很难预计和控制的。因此，除非我们的国家安全确实受到直接威胁，我们应尽量避免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些就是越南给我们的教训。愿上帝保佑我们能吸取这些教训。

我想对越南问题再说几句最后的话：让我简单直言，我希望得到大家更深的理解：为了我们所认为是美好和崇高的理由，美利坚合众国在越南进行了八年的战争。两党政府都想通过这一行动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防止共产主义极权势力的扩张，推动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三届政府都做出了进行这一战争的决定。这些决定要求美国人民做出牺牲，我们的人民也的确在这些目标和价值的名义下经受了可怕的痛苦历程。

人们总是事后比事前聪明。这一格言在时间的走廊里，在许多人身上、许多种情况下和许多时代中不断回响。人无完人，我们也难免会犯错误。我不得不带着痛苦和沉重的心情坦白承认，这个格言同样适于我和与越南有关的一代美国领导人。虽然我们希望去做正确的事情。也相信我们正在做正确的事情，但根据我的判断，事后证明我们错了。我们过高估计了失去越南对西方安全的影响，此外，在最终的决策中，我们没能坚持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南越能够得到拯救，那必须由他们自己来赢得战争。从这一基点的迷失，使我们在一个先天不稳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更大规模的行动，然而，外部的军事力量不能取代其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这些只能靠其人民自己来建造。

最后，我们还必须面对那些在越南战争中永不会归来的美国人的命运。我们不明智的卷入是否抵消了他们的努力和牺牲？我不这样认为，他们并没有参与决策，但却响应了祖国的召唤，为了祖国的利益走上了艰难之路。他们为祖国及其理想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在越南的失误并不能掩盖他们的祟高牺牲，这种牺牲使所有活着的人景仰。让我们从他们的牺牲中得到领悟，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们衷心的敬意。

当我结束这本书时，我想起拉迪亚德·吉卜林《宫殿》一诗中的几句话，我在大约六十年前第一次读到了这首诗。拉迪亚德·吉卜林的诗句对我的一生都具有极大的意义，今天它们仍不断萦绕在我心头：我曾是一个国王，一个瓦匠——一个公认的能手，技艺精良。

我清理了我的土地来建一座宫殿，如同一位国王要建造的那样。

命运驱使我向下挖掘，在淤泥中，现出了一座宫殿的残垣。

就像一位国王曾建造的那样。

这座宫殿没有设计上的才思，又无时尚值得效仿。

这里或那里，残留的基石无目的地散处在地上，石匠在每一块石头上，都粗陋歪斜地刻着：“在我之后，会有一个建筑者，告诉他，我也曾声名远扬”。

我飞快地修整了地基，在那里竖起了我精心设计的宫殿的厅堂。

我敲下断壁的砖石，雕刻琢磨，重新装上。

我磨碎石块，烧成石灰，在地上铺撒。

在那个已失势的亡灵的遗赠中，我随意取舍，心花怒放。

我不无得意地嘲笑那废墟，然而，当我打碎石方，在被拆毁的地基上，我读出了那建造者心中的诗行，我似乎看到他正在站起来抗辩，我明白了，他建造的宫殿映出了他追求的梦想。

我曾是一个国王，一个瓦匠——我的事业正如日中天，无比辉煌，在黑暗中我听到一句话，人们低语着将我唤到一旁，他们说，“不能停下”，他们又说，“你的表演已该收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