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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不讲公道、强凶霸道。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努力的自信。结果是人品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观察》，1947年10月25日第3卷，第9期）。

晚清的迷乱社会，为富不仁，身泰名显者，哪个不是在投机取巧、无廉耻、无良心的邪恶轨道上越滑越远？贪官污吏落马频率渐高渐密，其手段之恶劣，心地的狠毒，也越发令小民百姓目瞪口呆。而其东窗事发之前，又有哪个不是装腔作势、沐猴而冠？社会情形的极度混乱令基层的无序瞩目显眼，实不知上下其手，引发不安者非高资大力莫办。江河之中，*政府内，浮在表层者，总是最轻的，而放纵强梁霸道者，其始作俑者，又其谁欤？追其究竟，实因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改革而造成。庸俗社会关系学本为稍有良知正义感者所不齿，于今则别有用心者煽其风，鼓其翼，令其炽，大有蔓延怒张不可收拾之势。衡量是非标准是利益驱动的龌龊关系，而不是人类共有的基本道德准则。如此一来，人心正常的依托渐稀减少。社会风气毫无公正、公平、公开的气象，人心因此而加深其失望、无望、绝望！奴才得道，良善向隅。一般社会应是极高尚者和极恶劣者占两极，而中人、正常普通人占绝大部分，今则中人、普通人也身不由己滑向坏人、谄人、无良心者一途，变得毫无心肝，不问是非，巧取豪夺，利令智昏，生存危机如暮色四围，无处可逃，避无可避，结果人人自危，略无安全感可言。良知、正义感像沙漠里的井水，望眼欲穿，难以寻觅。欺骗、讹诈、告密、伪善如恶风暴雪之行于旷野，甚易甚速，略无阻遏。强梁暴富者豪奢愈显严重，其毫无顾忌的心态也丝毫不加掩饰，官常不足守，国法不足畏，敛聚无度，居心可诛！而不择手段的社会风气更加如雨季河道，随时看涨。与此同时，原先略略可饱其腹的小民百姓现在却越来越担心自己的饭碗，有心讲是非、论廉耻的人，日感生存空间的逼仄，其备受排挤，更有活不下去的危机。

从古贤人，到陈诚、储安平的悲叹呼求，可见历史不幸的连续一贯。美国*的缔造者富兰克林以为，“各国皆有凶事预报者，总在预报国家将毁于一旦的凶信”（《富兰克林自传》）。而这些恶人不肖之徒正是骄恣傲诞的凶事制造者和预报者。世间良善、贤者、拙者，总以为当国家民族所处地位日见严重的时分，恶人强梁可以罢手；殊不知其躯体、精神两种胃口俱越吃越大，越撑越阔，以为他们暴富以后，就可以天良发现，永远不会有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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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天而行的穷途

《杶庐所闻录》谈到，光绪初年，翁同龢、汪鸣銮好碑板，张之洞好目录，薛福成、王先谦好掌故……善耆、溥伦好弹唱，那桐一意媚洋，好与西人往还……

清末，端方好金石，端方本纨绔无赖，在做工部郎中时，与盛昱、王懿荣同出差，旅舍无聊，纵谈碑板，端氏亦发言，王懿荣大怒说，你就知道搞女人玩演员，吃酒搓麻！你配谈啥金石呢？端方拍案大骂，声称三年后见。他回京后，到琉璃厂多方搜求，与名家讨论，他的钱又多，巧取豪夺，俨然大鉴赏家。他之爱好金石，与其他满官之爱好鼻烟壶无异，以此表示他的豪奢，并非真有学问心得。

荣禄则好衣饰，成天衣冠楚楚，自觉了不起。整个冬季，每天换一貂褂，衣上佩饰亦换。尤爱玩鼻烟壶，最佳者三百余具，也是每天换一个使用，八国联军打来，仓皇中丢失不少，以后全部补齐。满洲所谓世胄多如此，胸无点墨，衣饰必精，出门见人，光彩照人，好不威风，与寒士相见，尤觉气概压人。慈禧不能正己，臣下相沿成习，遂至朝纲不振。

革命的观念越来越被人接受，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十分紧迫，日、俄、英、法皆与清廷秘密协定条约，日本则吞并朝鲜，俄国则窥视蒙古，英、法也在觊觎西藏，清廷全都搁置不管，并以假装的立宪掩盖民众的耳目，各级官吏日复一日在民间制造对立面，奕劻老奸巨猾，呼朋引类，将各种盗匪引入官场，载洵、载涛皆以他们的亲哥哥载沣的关系入主中枢要津，载泽因为他的妻子是隆裕的妹妹，他的势力也与奕劻相等，这些人都是每天忙着卖官鬻爵，盛宣怀大借外债引起人民反对，于是他们命令赵尔丰入川，肆意屠杀，后来引发了武昌起义，清廷慌不择路，赶紧起用袁世凯，而袁世凯阳奉阴违。

武昌起义前，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上奏辞职，请让袁世凯执掌大权，说是只有他才能把中国“引上生活的常轨”，袁氏党羽旧部也四起呼应，烘托“非袁不能收拾”的气氛。

袁世凯重新得势，采取“抚剿并用”方略平息革命。深秋时节，袁氏部下北洋陆军攻陷汉口，即遣人与武昌革命政权谈判，但均因袁世凯一方坚持君主立宪而导致破裂。这年底，袁世凯通过汪精卫致函武昌，再次要求进行南北和谈，并暗示可设法让清帝退位，但需举袁为总统，黎元洪接受了这一要求。

亲贵集团，因为连他们自己都知道，他们站在人类历史的错误一边，人民和历史迟早会把他们淘汰掉的，他们很清楚*专制在人类历史上的最终归宿，他们只是想尽量争取时间，如果能够继续贪污*，让自己的家族和利益集团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供他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千秋万代，也就可以了。

北洋系的政治人物，尽管善好使用各种公式化的温情套语，但他们彼此之间搞权谋，总是人利用人，把别人当成自己的工具。他们只不过是用温情套语包装其阴谋恶念而已；用“有情有义”来维系集团的利益；一旦形势改变，为了自保就相互之间彼此出卖背叛，做尽无情无义的事。那一套伎俩，其实已到了末路！

清廷的法子是：推宕，延迟，预备，或者予以名义，随便改个官制，就叫做宪政。等来等去，看不到尽头。俟河之清有日，奈人寿其无多。生命经不起消耗。

可以想见，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实行宪政。就算它是真的要逐步扩大宪政，要看到全国实行宪政，恐怕少年要等到头发白，专制皇权又不知要到多少代了！鉴于在清廷**和谎言所维系的中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他们的这种假改革、真拖延恐怕还拖到下一代就会归寝史籍了。“立宪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与否，又在难必之数，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矣”。这一假立宪，换来了真革命。

志士们无论需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决战*的意志绝不改变。他们坚信：*必败，自由必胜。清廷逆天而行，已走向穷途末路，而且正在自掘坟墓。经过同盟会椽笔批判的清廷，面临着建政两百六十多年来最深刻的合法性危机。

慈禧生前，试图用高压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她在危机迫近时节的表态，这是她的惯用手法：用变法来提高自己的人望，获取人望之后，马上向后转。

血写的历史和铁铸的事实证明，清廷冥顽集团是中国苦难的根源，是反人类罪的根源，是社会大悲剧的根源，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这个集团是万恶之源，是人民的公敌；只有彻底否定他们的专制统治，中国才能摆脱每况愈下的奴隶命运，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实现中国人普遍自由、幸福的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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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利刃解剖文化虐政（1）

1995年初，陈四益先生因在《读书》上讥弹出版界贪多求大的虚浮作风，给牵入一场国学热意义并续修《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争论之中，前后过程及争论焦点，收在汉语大辞典出版社《瞎操心》一书之长篇后记里头。在由一篇短文引发的一番驳辩通信中，我们看到陈四益先生那种品评有据、有真是非的读书人大担当本色。

就文明进步而言，则今日之文明，莫不自淘汰而来，而在文明与野蛮的搏战过程中，起伏跌宕，远非一条直线运作；在很多时候，野蛮的恶势力更会长久占据上风，这个时候所进行的淘汰，就是反文明、反进步的逆淘汰了。章太炎先生说清廷窃国近三百年，“传嗣九叶，凶德相仍”。这当中，自然包括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残酷毁损。清初诛灭知识分子九族的文字狱，这几年言者已多；到乾隆这一代，又兴起另一*高峰，乃逆淘汰之重灾区，则知者甚少，这场集中而大规模摧折中华文化精神的*运动，在官修《四库全书》时集中体现出来。

不算历代以兵燹、水火灾害的淘汰，中国古书有十万种，《四库全书》收书三千四百多种，只是其中较少一部分。但也已卷帙浩繁，今之读书人难堪一问了。任松如先生《四库全书》答问中说“四库全书之名，读书稍多者类能知之”。然而究竟知之多少，又大可存疑，一般人充其量模糊晓得它是一部硕大无比的钦定大书罢了，无形中被它的硕大吓倒，而加以颂祷起来。

陈四益先生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5月2日、5月9日、5月16日）的数万字长文——《〈四库〉四记》，即针对“近些年来，由于商业化的炒作，《四库全书》则被有意无意轻描淡写地掩饰过去”，这些重大是非问题而写。

《〈四库〉四记》就乾隆下诏征集、编纂《四库》前后全过程所贯穿的深文周纳的手法和阴谋加以透辟揭露，并加评论中说，读来令人触目惊心。四记依次是：《搜书记厉》《焚书记烈》《删书记酷》《编书记疏》，外加《赘记》即结说一节。全文从无可辩驳的第一手档案材料入手，褫其画皮，现其原形，通篇感慨浩劫，体重思精，对知识界、读书界、青年界大有开智识、振元气之效用。

在《搜书记厉》中，陈先生指出从清初到乾隆，文字狱一代酷于一代。清初是大肆的肉体屠杀，扬州、嘉定、金华、济南……血雨腥风，阿鼻地狱，政权稳固后文网繁密，进一步*汉人的文化自信心及文化反抗运动。开始下诏，条件优善，然而效果不理想，征书受挫，乾隆立即做出慈祥的样子大加宽慰，百般体贴，什么“记载失实，固所不免”，“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这恐怕也是古今屡见的引蛇出洞的手法。先引诱，后威胁，重点放在江南，直至下诏的第二年发出最后通牒，紧接着又列出黑名单，看出乾隆早有腹案。陈先生分析道：“乾隆并不曾把汉人看作同满人一样的中华民族，因而也并不在乎汉民族文化的保存，如果汉文化威胁了满人的统治，他是会毫不犹豫地舍弃或破坏这文化的。”针对皇帝步步紧逼的征书命令，陈先生说：“图穷匕见，寓禁于征的用心，至此已告大白。”这当中，乾隆树立了征书地方官先进典型，为仿效的榜样，随后又加罪将其打倒，涉及在案者斩决，“妻、媳给功臣为奴。”陈先生指出这场搜禁“运动”，比编纂《四库全书》的时间长得多，“乾隆对于查禁书籍的兴趣，远比编书要浓厚得多，其查禁的手段也比历朝帝王（包括秦始皇在内）狠辣得多”。

思想利刃解剖文化虐政（2）

章太炎先生的《哀焚书》认为，金、元以外族入主中原，其毒滔天，然“未敢以去故籍以腾奸言也”，到了乾隆，“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督佗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蜂起”。烧书之详情，见陈先生《〈四库〉四记》之第二节《焚书记烈》。此节指出乾隆在编纂过程中放开手脚，大烧特烧，一类是明人著作，多抗清内容；“一类是当代人著作，主要是不驯顺，不合作，不甘心做奴才的文字”。铲除的办法，又靠两种制度，即书籍送检和鼓励检举揭发制度，并且乾隆信不过地方官，把书籍书板通过长途运输送到北京销毁，其奸凶一至于此。陈先生引出乾隆极为情绪化的批示后说：“有了这样的批示，下面的查办自然如狼似虎了。”其中对不少著作的穷搜迫查已类近现代非常严密的刑事侦案手法，延续了19年的焚书运动，陈先生有逐年的详尽细致的统计，“全毁书目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板50种，销毁石刻24种，《四库全书》收书不过三千四百余种，所焚书的数量竟与之仿佛，这是相当惊人的”。在《删书记酷》这一节，陈先生同样以无可辩驳的资料，并引鲁迅、陈登原、傅增湘、任松如诸学者关于封建王朝戕贼中华文化的论证来说明“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皆振古所无有”（任松如语）的事实真相。在陈先生的精密剖析论证中，昭昭可见乾隆帝的虐待狂心理。虐待狂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狂，乾隆帝的祖宗有此癖，“多尔衮以盗嫂为美谈，康熙帝以*为法制”（章太炎《讨满洲檄》）。秽闻载满史籍，至乾隆帝则将虐待心理导向另一极端，即超出自我防卫式的攻击行为，而表现为控制要求，其烧书、搜书、删书、杀人的凶残，大大表明他要求绝对控制对手的心理投射，迫使对方丧失自卫能力而不断受苦，他则在对方的无助哀号中取得刺激虐待的兴奋。《〈四库〉四记》中之密集材料，详尽分析，可为明证。

封建专制者以国家为他的私产，以人民为其刍狗。文化断裂澌灭，人民憔悴沟壑，摧毁一个民族固有之文化典籍而窒息其活力，意在断灭其记忆而行愚民之诡道。乾隆修《四库》秽德昭彰，今之炒作、抬举、颂祷者又是何居心呢？陈四益先生问道：“《四库全书》的编纂距今不过二百多年，搜书、烧书、删书的惨相连许多学者也已忘怀，相反倒在不厌其烦地颂扬乾隆的功德，这实在令我惊异感伤，以这样的速度遗忘，历史对于我们还有什么教益？”

在这篇长文中，陈四益先生且述且评，痛心疾首，精见迭出。他总结说，“这是惊人的文化犯罪，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劫难，封建专制制度下，所能对文化进行的摧残，乾隆无所不臻其极”，今之歌其功，颂其德者，“对这种残暴的罪行健忘如斯，实在令人骇异”。乾隆的父亲雍正帝（清世宗）就曾做过一部《大义觉迷录》，力图消除中国固有的民族思想，书中颇引中国成语典故装出亲善面目，很把一些汉族大臣骗住；乾隆帝立馆修《四库全书》，给历史留下巨创，还妄图欺信天下后世，今人为之抬轿者，是非不辨，的确“实在令人骇异”。

吴宓先生发表在《新华日报》（1952年7月8日）的文章，以为中华民族即使亡于异族，一定时期以后，最终也能驱除侵略，恢复独立；但是“若中国文化灭亡或损失了，那真是万劫不复，不管这灭亡损失是外国人或是中国人所造成的”。

乾隆帝修《四库全书》，即是有意识毁伤中国文化传统，尤其重点打杀其中具有民权元素、抗暴精神、自由血性的文化内涵。作为民族精神支柱的文化香火一旦断灭，沦于灵肉俱为人奴役的惨境，则该民族铩羽折损的末日也必为期不远。所以，贯穿《〈四库〉四记》其详尽的分析解剖，可见封建专制者绝灭正传，独传家法的阴损心曲，一旦功成，唯存谬种，其欺骗性、潜藏性、广泛性、适应性更发展成为政治文化癌魔的长期病灶，残害人性人心，毁伤整个社会的健康肌体，积而渐久，衍为不治之绝症，则只怕国医也必束手，难有回春之望了。更可怕的是遗忘，有意无意的遗忘；健忘症患者，又往往讳疾忌医呢！西方哲学有门科目称为认识论（Epistemology）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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