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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第2页）

“同华莱士先生谈过了，谈得很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诚恳的人，同将军一样——我想他的访问会比威尔基有更大好处。”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5月29日。

这里说的“将军”是约瑟夫·沃伦·史迪威，1942—1944年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同宋庆龄关系很好，很支持她的事业。他能干、诚实、痛恨虚伪、在军队中和社会上都同底层（而不是上层）感情相通，因此很受人爱戴。

不幸的是，这位副总统华莱士——宋庆龄把他同这位坦诚的将军相提并论——在这次访问中却被人利用了，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建议撤换史迪威。但这是另外一码事。

美国驻重庆的高级官员中，对宋庆龄的工作最同情、帮助最多的是史迪威。

史迪威曾长期驻华、到过中国许多地方，又会说中国话。他一直非常尊重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普通士兵，对军政上层人物的贪污腐化则深恶痛极。早在1936年，当时任驻北京中校武官的他就从斯诺那里听到了关于中国红军的第一手材料，并且认为在同日本作战（他觉得这是必然的）时它将发挥不仅对中国、也对美国极端重要的作用。到1938年，他驻在武汉时，中共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取得的胜利证实了他的估计；他帮助史沫特莱（他逐渐喜欢和尊敬她）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征集医药供应。

迫切希望尽快赢得战争并赞赏中共领导的军队所作的贡献，史迪威下令，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来到中国的美军运输机内要留出一些舱位装运准备送到解放区去的救济物资。1944年年中起，美军派出观察组常驻延安，美军运输机也常直飞延安了。

在重庆，他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他在1942年8月4日的日记中把她同她的姐妹作了比较；

“在这三位妇女中，孙夫人是最随和的，也可能是最深邃的。她反应敏捷、性格可爱、文静稳重而思虑周到。”①（关于史迪威提供的帮助和他自己的遭遇下面还要谈到。）

①同上，1944年6月26日。

1942年以后，主要的外国战时救济机构也都派出代表常驻重庆。主要由于宋庆龄的名望和努力，他们开始给保盟的项目拨款。加拿大提供了一些援助以继续白求恩大夫开创的工作。美国的援助来自“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美国所有私人援华团体战时均参加此联委会）和美国红十字会。英国的援助则都通过“联合援华会”（在长期活跃的“中国运动委员会”鼓动下组成）。①其他提供援助的国际机构还有基督教公谊会资助的公谊救护队等。对于所有这些团体和机构，宋庆龄经常为保盟在解放区的项目提出各种申请，她的辛劳从至今还保存着的许许多多信件中可以看到。②例如：

①《史迪威文集》（英文），第133页。此书扉页题词为“献给孙逸仙夫人”。

②见阿瑟·克莱格着《援助中国——关于一个已被遗忘的运动（1937—1939年）的回忆》（英文）。这部书生动地以历史发展为基础叙述了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的活动，介绍了参与活动的人士及活动的趋向，说明了整个对中国的救济问题同当时更大的事件的关系。

致加拿大捐赠者的信有6封。①一封为国际和平医院呼吁的信中引用马海德医生的报告说：“到1942年底，所有来自外国的药品和其他供应品均已告罄”，“现代化的器械和药品能够挽救许多人的生命，否则这些生命将白白失去。”马海德所附的急需物资清单中，除了当时新出的磺胺药物外，还有一些最基本的需求，如麻醉药、注射器、针头、腰椎穿刺器。报告还开列了已收到的捐赠物资及款项的详细清单，说明了新的运输途径。信件清楚地告诉外国捐赠者，在这战争的最后年月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充满了矛盾：

①这些信件是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在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发现的。

“中国西南部的局势非常严重（日军自1944年4月至11月连陷郑州、长沙、衡阳、桂林、南宁，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行动，少数日军窜至贵州独山，国民党军全线溃退，重庆震动。卜—…希望这一挫折能掀起群众抗战的一次新高潮，促进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善……中共是准备就任何问题进行谈判的，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力量和促进民主。……但封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致美国红十字会的信也有6封。①她为解放区要求再分给一些医药供应品（当时正由印度大规模运入），并为已收到的东西（包括一台由英国公谊救护队协助、经陆路运到的X光机）表示感谢。1944年夏末，美军飞机开始飞往延安，宋庆龄在信上写道，“运输问题能得到这样好的解决真是令人欣慰”，并特别代表国际和平医院致谢。稍后，战事逐渐平息，她又想到了将来：“现在军事需要将自然而然地减少”，希望“你们在促进中国广大地区内人民健康方面继续给以合作”。

①宋庆龄致重庆加拿大教会医院斯图尔特·艾伦医生，1943年12月19日及29日，由保盟秘书约翰·福斯特联署；致温哥华加拿大医药援华委员会鲁思·T·基普林女士，1944年6、7、8月。

这是宋庆龄和保盟在同美国官方及半官方人士保持接触最良好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正是史迪威在华任职的时期，此后，情况就每况愈下了。

（五）不忘记老朋友

宋庆龄在重庆期间，同老朋友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并常常关心着他们。

路易·艾黎，这位身体结实、热心肠的新西兰人，在宋庆龄的大力鼓励下为开展和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做了许多工作。到了1942—1943年，他也成了国民党找麻烦的对象。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工业合作社像其他一切事情一样，都必须要找国民党做靠山才能存在。但国民党对“工合”越来越想加以控制，使之变成它自己的工具，同时把开创“工合”的民主和进步人士排挤出去。

宋庆龄在写给格兰尼奇夫妇的信中（他们在上海时就认识艾黎），几次提到他：

“路易正在‘冬眠’。他很伤心。这里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会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把他撵走了。但卡彭特的到来使他们要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现在想把事情弄得使他到处碰壁，这样他为了‘面子’就会辞职。但我想，尽管他伤心，他有勇气坚持下去。”

“抓人还在继续并且越抓越多……”

（信中提到的卜亨利·卡彭特是著名的合作运动者，他到中国来研究和帮助工作，对艾黎在“工合”运动中的积极作用他也有所了解。信中提到“抓人”不仅指“工合”中的进步人士被捕，而且也泛指社会上因反动势力益趋嚣张而出现的状况。）

“比尔（她在信件中有时用这个名字称艾黎）……虽然谦让，还是受到许多厉害的打击。他的工作合同没有续签……他有勇气，将在‘工合’坚持干下去，但我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

“比尔……又害疟疾了……他要做的事很多……但由于政治原因，他只能少说少动。他的真心朋友们同他通讯要采取间接的方式。艾达·普律德在纽约，她可以直接寄信给他……（艾达·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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