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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虽说有潘赞化周旋,但她是自己考得安徽省政府的双份津贴。为了不错失这次留学的机会,她忍痛扼杀了腹中的胎儿,在习画的同时初步掌握了法语。
而此之前,作为上海美专唯一的女生,后来又被好事者打听到她的青楼出身,所要面对的流言飞语漫天飞舞,其内心的苦楚也是可以想见。她的晚年很凄凉。巴黎是高消费的城市,她为人忠厚诚实,没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她更不会经营宣传“推销”自己,历年卖画极少。到了晚年,年老体衰,靠社会补助金维持生计。1977年7月22日,在贫病交迫之中,默默地离开人世。
能找到的她所有的照片,或者她的自画像,没有见过她灿烂地笑着的。而以她生前就有的影响和成就,她该是可以如此骄傲地笑的。
先为雏妓,后为小妾,她的内心其实一直自卑、敏感、怯懦、孤独。在她的静物画里,盛开与凋谢的花朵是她经常描绘的题材。我想,她是刻意的吧,有她对生命过程的诠释,也有她后来对命运莫测的宿命理解。
一切她都经历过来了。她用自己的行动,突破了当时以男性为主体的绘画风气,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完全靠了毅力和坚韧去把自己的意志分给每一次的孜孜不怠,开掘了自己的天赋,也炼就了面对苦难的豁达。
耐苦并不说苦,是一种意志力,源于她的极其要强。她因为青楼女子的经历一意要证明自己,也一意要在男权社会里扬眉吐气。这是女性的一种自爱,也是弱者的一种坚韧,这样的坚韧和自爱潜移默化,是她一生的自我定位。认识潘玉良的人回忆说,在巴黎她有“三不”女士的称号,一生坚持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订合同,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人。旅法画家贺慕群曾这样回忆他印象中的潘玉良:“侨居巴黎后我和潘玉良常有来往,在艺术上和生活上都曾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住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一天都不出来。 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个东方人。”
在潘玉良事业的鼎盛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面临着亡国灭种之灾,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掀起了大规模的救亡运动。潘玉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美术界义展义卖活动,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结果受到一些无耻之徒“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等等谗言污语的诽谤攻击。
玉良不为所动,还之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
风雨磨难中,是一个弱者在坚强和隐忍中的坦然和微笑。潘玉良,就是这样,在我的这个夜晚里暗夜纯白。我看到,一种叫执着和坚韧的东西大如珠玉,细如雾霭,游动在她的一生之中。她自强不息的刚性气质也流弹如雹或者梨花沐雨一般,供今天的女人享用。
当然,所有人的各种际遇都是难以预料的吧,就像此刻之前,我没有料到会因为某个偶然去寻这个几十年前的女子一样。
而这个时候,我在一个世纪流离的时光里见过了太多的流逝和褪色,仍会惊异于这个女子带给我的繁花似锦。在我已经难以承受记忆中的完美被时光磨损时,我喜欢这繁花似锦中的温暖,而且是长久的温暖。就如春季的阳光,和煦地照进窗口,暖意却直抵午后,以至向晚。
从雏妓到画家,在中国近现代画史里一枝独秀被记忆着的女子潘玉良,此刻让我在时光之海里远渡。近一个世纪前的熙熙攘攘,就这样在我的手心里像泪花一样地盛开,所有流离的时光这时都聚拢起来,让我是那么近的、可以像河的此岸对着彼岸一样去领略她慢慢跋涉的身影。
就像飞蛾扑火一样。
逆流的林海音
凭空里漫来阳光的味道(1)
北京冬天的夜晚是空寂的。随着夜深,只见好大的寒意,窗户的玻璃上渐渐地贮起了冰凉的花,天和地都寂下去,物是人非一般。
我坐在有暖气的屋里,穿了一件有些怀旧的花布棉衣,在故去的点点滴滴的时光里追寻林海音先生。棉衣所用的花布料据说是由一些植物印染的,花在布上很朦胧,衣服也就很安静,一如我现在的心情。
这种氛围很适合怀旧。尤其是林海音先生是在北京生活过很多年的,这样冬日里不去睡眠的夜晚,她许也是有过的。在这以前,我在斑驳的岁月里,以近乎迷离的味道,面对或擦肩,追寻一些在时光的背后顶天立地的女子渐次辽远起来的身影。沉醉不知归路。
忆旧总是让人伤怀的,光阴里的岁月都如同经历过秋风。这样去体验一些我没有过的生活和无缘面对的人,就如同“银汉无声转玉盘”,天上地下,星辰人物皆模糊起来。
这样的情形里;林海音先生却如初春里开得满树满眼的花儿,一枝一串的,带着很密很厚的阳光的气息凭空里漫来,灿烂和妩媚,把一切都舒展开来。
林海音,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原籍台湾苗栗,父母早年在日本经商,林海音于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阪,三岁随父母返台,五岁来到北京, 19岁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毕业,担任了《世界日报 》记者,21岁时与该报编辑、出身书香世家的夏承楹结婚,在北京生活25年;1948年举家迁往台湾,2001年12月1日在台北辞世。
在北平成长,在台北发亮发光。林海音,一位儿女绕膝、贤妻良母型的职业妇女,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一个职业编辑,一个专业出版人。一个一口京腔儿、“比北平人还要北平”的老北京。一个在每个角色上都做得很成功的美丽亲切、乐观奋斗、雍容温雅的中国优秀女性。在台湾,她被誉为文坛“极为优秀的掌门人”。在大陆,她被赞为“两岸交流的第一批候鸟,两岸文学界祖母级伯乐式的核心人物”。林海音的一生,体现了社会变革时期,一个有着进取的内心、积极入世的普通女子的成功生存实践,构建了中国新女性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个案例或许有着背景和契机的某种偶然性,但与个体关联,却是不折不扣地体现出了个人的性格性情、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因素的必然性。
最早知道林海音,是看吴贻弓导演拍的电影《城南旧事》。上个世纪30年代的北京城,一个外来的小女孩英子,她还没有受过社会的薰染,用纯洁的眼光看着世界,看生活在底层的一些北京人的命运跌宕,还有运煤的骆驼队。骆驼的队伍过去了,驼铃声“当、当、当”地响;“长亭外,古道边……”悠远的画面里,那首清丽而感伤的《骊歌》吹散得如此辽远又如此悠扬,我就这样知道了有一个作家叫林海音。
后来就读了林海音以老北京城为背景写作的系列小说。读了她写的很多的书。
作为作家的林海音,“写作的兴趣是那么高昂。”“原来我所写的,数来数去,全是陈谷子、烂芝麻呀!但是我是多么喜欢这些呢!”这是她对自己一生写作的评述。写作,是她的生命支柱,也是她精神和平日里生活的写照。她曾借用贝多芬的话, 说:“为何我写作?我心所蓄藏的必须流露出来,所以我写作。”
林海音的写作生涯,与她的职业一起开始。那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她在位于北京西长安街的《世界日报》做记者,采访文教及妇女新闻。《世界日报》的办公室不大,编辑部摆了一长排桌子,为了节省空间,上晚班的和上白天班的共用一张办公桌。当时的海音被分配到和主编《学生生活》版的夏承楹共用一张办公桌。夏承楹做编辑,上白天班,下午发完稿就下班。海音白天在外头跑新闻,晚上才回报社写稿。两人各持有一副办公桌中间抽屉的钥匙,这张桌子由此也种下了她和夏承楹的一生情缘。自此以后,文字成为林海音的一种人生体验形式,夏承楹与林海音一生执手,在人生和事业的道路上相濡以沫。
多年后,林海音回忆说:“别人恋爱,这个那个的,我们没有。我们就是两个人玩在一起,他写,我也写,志同道合嘛!”
1948年从北京返回台湾后,林海音为家所累,不得不放弃工作居家围着孩子和锅台转。而这时的林海音,已在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潮流中把自己变成了一条逆流的鱼,几千年里千百万女人几乎殊途同归的依附男权社会的宿命色彩,在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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