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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给人们带来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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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现欧洲，征服欧洲（11）

对牧师而言，“带来礼物”的说法把塔希施君王和带给幼年基督礼物的“东方三王”联系了起来，他们忽然间看见的一段说明，又把这些情节与蒙古人联系起来。1164年，在外作战的德国十字军士兵带着一些尸骨返回家乡，他们声称这些骨头是三王的；1181年，德国人制作了一个涂有金釉的精美圣骨匣，装上这些遗骨并存放在科隆城里宏伟崭新的大教堂内。结果，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偷窃神圣遗物的行为，所以基督徒害怕，鞑靼人入侵欧洲是为了索回他们祖先的遗骨，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了到达目的地科隆，蒙古人就很有可能直插欧洲的心脏地带。

蒙古人从匈牙利转向南面至巴尔干，这样他们就无法骑马到科隆了，此时，牧师们推断，假如蒙古人不是在搜寻三王的遗骨，那么入侵者可能就是被驱逐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无法从“巴比伦之囚”中返回家园，他们被监禁着，一条穿越波斯的河流将他们与世隔绝。基督教的编年史家们说，西元1241年相当于犹太历法的五千年，在这一年，许多犹太人正期盼着弥赛亚的到来，或是大卫国王的再次现身　。

马修·帕里斯起初好像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蒙古人不说希伯来语，也没有法律，这与《圣经》中关于上帝将法律赐予摩西的记载存在明显的矛盾。此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了，然而不久，帕里斯找到的线索，证实了蒙古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也证实了摩西时代和帕里斯自己时代的关联。这些陌生人可能是失踪的希伯来部落，因为“在摩西统治时期，他们叛逆的心灵堕落了，走上了邪恶思想的道路，所以他们追随陌生的神，遵循不为人知的风俗习惯，而现在，他们身处更高文明的环境中，由于上帝的报复，他们不被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所了解，他们心灵迷惑、语言混乱，就像凶残的、毫无理性的野兽一样生活着”。

由于“犹太人十分地邪恶”，基督徒控诉他们引来愤怒的蒙古人加罪于无辜的基督徒。根据帕里斯很不可靠的记述说，欧洲的犹太族领导人“在秘密的地点召集了一次全体大会”，“他们中最英明、最有影响力的人”讲话了，说“从前被囚禁的以色列部落的同胞们，已经起来斗争，要使整个世界服从我们；我们先辈的遭遇越是悲惨、越是长久，我们身上的荣誉就越是伟大”。大概讲话人想让其他犹太人“带着珍贵的礼物去问候蒙古人，以最崇高的敬意去接待蒙古人：他们需要稻谷、美酒和武器”，因而，犹太人搜集了“他们在各处所能找到的所有待售的宝剑、匕首和盔甲，将它们安全地装进桶中，以掩盖其反叛行为”。没有现成的更好解释了，基督徒们就相信了这个故事，把它作为“犹太人隐藏反叛行为和特大阴谋”的证据，因此，犹太人要么马上被移交给刽子手，要么被判为终身监禁，或被迫用自己的剑自尽。

不论这些细节是如何地荒谬，也不论其证据是如何地不足，这个故事在全欧洲导致了可怕的事件和灾难性的后果。欧洲人无法打败蒙古人——这个正威胁着文明世界边境的敌人，但他们能打败犹太人——这个想象中的内部敌人。从约克到罗马，在一个又一个的城市里，愤怒的基督教群众不断袭击犹太人区。基督徒们听说过蒙古人在战斗中所用的手段，他们以同样的手段来惩罚犹太人，他们烧毁犹太人的家，集体屠杀犹太居民。设法离开城市的犹太人四处逃亡，寻求避难，但是几乎在所有的区域，他们都遭到了更多的迫害。为了清楚地查明那些犹太人的避难所，并阻止他们进入新的基督教区域，教会命令犹太人必须穿特别的衣服，佩戴徽章，这就等于给他们做上记号，以便他人识别。

随着匈牙利军队的溃败，通往维也纳的道路敞开了，数周之后，惊恐不安的当地人看见蒙古侦察部队在城市的边缘区巡游。在与这些蒙古先头部队的冲突中，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抓获了一个蒙古军官，令基督徒们感到愕然和大为吃惊的是，经证实，那个人是一位有文化的三十岁英吉利人，他路经圣地巴勒斯坦，在那里似乎学会了口说和抄写蒙古语。可以推测，从他的知识水平和来自英格兰的事实来看，他可能在1215年参与过力图迫使英格兰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的活动。在逃离英格兰后，面对被罗马天主教会除名的窘境，他决定为更加宽容的蒙古人效命，以了此余生。一个欧洲人的出现，一个生活在蒙古军中的原基督徒的出现，这清楚地表明，蒙古人属于人类，不是一个魔鬼部落，然而，在可以弄清蒙古人屯兵维也纳城外的神秘使命之前，饱受惊吓的基督徒们就杀死了这个叛教的英格兰人。

与无名英格兰人被俘的同时，蒙古人入侵欧洲的战争也结束了。他们沿着大草原横扫中亚、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和匈牙利；哪里没有了牧场，蒙古人就在哪里止步。每个战士配有五匹马，他们需要牧场来休养战马。他们最突出的地方是速度优势、令人吃惊的灵活机动性，但当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通过森林、河流，通过有庄稼和沟渠、有篱笆和木栅栏的耕地时，这些优势就丧失了。农田中松软的犁沟使蒙古战马难以平稳地踏足前行；那些有耕地的地方，也开始从干燥的草地变为沿海地带的湿土，湿气使蒙古人的弓弩丧失了弹力和准确度。

6、发现欧洲，征服欧洲（12）

尽管蒙古人的探路队渡过了多瑙河，但是从物质方面来看，他们在全面入侵西欧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好处。1241年11月11日，窝阔台去世，据说他是在酒醉昏迷中亡故的，在四到六个星期之后，消息从四千英里外的哈剌和林传到了欧洲的蒙古军中；大约在同时，察合台也离开了人世，于是，在成吉思汗死后仅仅十四年，他的四个儿子已全都逝世。现在，这些诸王——成吉思汗的孙子们，为了角逐下一任大汗，要返回蒙古，在相互之间继续展开斗争。几个家族接下去的斗争将延续十年之久——至少在这十年中，世界的其他地方将不会有蒙古侵略的危险。

1242年（虎儿年）最初的几个月，从西欧撤兵的蒙古人回到了他们在俄罗斯的据点。欧洲的城市几乎没剩下多少可以掠夺的东西了，所以蒙古人在行军路上很少得到补给。他们所带之物中最有价值的，是原来匈牙利国王营地的帐篷及其中的用品，拔都将它们据为己有，摆放在伏尔加河旁自己的营地中。尽管缺乏货物，但蒙古人得到了各类工匠（如萨克森的矿工）、抄写员和翻译人员（在贝尔格莱德和巴尔干被捕获）、一队法国战俘（至少包括一名巴黎金匠）。

蒙古人在入侵时获得的物质回报令人失望，而他们又渴望炫耀财富，于是军官们与停留在克里米亚的意大利商人进行交易。为了在交易中换得大量的商品货物，蒙古人允许意大利人带走许多欧洲俘虏，尤其是年轻人，并将他们作为奴隶在地中海沿岸贩卖。这样就在蒙古人和威尼斯、热那亚商人之间形成了长期的利益纽带，这些商人在黑海建立贸易点、开辟新市场。蒙古人赋予意大利人在地中海市场贩卖斯拉夫人的权利，作为报答，他们为蒙古人提供加工的货物。

贩卖青壮年人口的协议，将会给蒙古人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意大利人把奴隶卖给埃及算端，算端将奴隶编成军队，二十年后，蒙古人注定与这支多数由斯拉夫人和钦察人组成的军队相遇，这些人已经获得了与蒙古人作战的大量经验，被贩卖之前，他们甚至在许多场合中学会了蒙古语言。这场未来的遭遇战，发生在位于现代以色列的加利利海沿岸，与双方初次在俄罗斯平原上的较量相比，其结果将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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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忽必烈汗和新蒙古帝国（1）

全球的觉醒（1262－1962年）

亚洲正吞噬着我们，

鞑靼人已君临天下四方。

——托马斯·曼恩：《魔山》

无论是从臣民的数量、领土的面积还是财富的多寡来说，这位大汗都是最强势的。……马可·波罗

忽必烈的智慧源于他对时局的认识：不管他的军队如何强大，武器怎样精良，单凭武力是无法征服全中国的。忽必烈甚至没有他祖父那样的军事才能，但他却比家族中的任何人都要智胜一筹。忽必烈具有一种敏锐的战略家天赋，这不仅要有好的构想，而且必须正确地执行之；他运用这些才能来经营管理自己的领地，更重要的是，用它们来实现向南方的扩张。最后的事实证明，以惯用的政治手腕，忽必烈取得了他祖父通过暴力所无法取得的成就——征服并统一了全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他听取公众意见，认为军事威力虽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并把这些意见付诸实践，从而争取了民心。他建造了一座汉式的都城，给自己取了汉名，创立了一个传统式的中原王朝，建立了一个汉式的政府。由于他比汉人更显得汉化，至少比南宋更汉化，因此他成功地控制了传统中国。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但却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当受教育的精英分子分享着同一种书面语、经典课本、艺术风格和其他文化形式时，由于版图的经常变动和王朝、统治家族的不断更迭，普通人民却说着各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精英们坚守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有人民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有时，一位领袖或一个家族暂时先将几个地区松散地联合起来，然后急切地希望再一次实现全国的统一。在这些短暂的分裂期间，“中国”的观念经久不衰，它以一个理想或浪漫的形象存在于诗歌、书法和知识分子的文集中。

此前还没有一个领袖能像忽必烈汗那样，为这些知识分子提供良机去实现民族主义的诉求。尽管忽必烈出身于草原野蛮民族，但事实证明，他比南宋统治者更有能力去实现那个久远的梦想。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要使汉地人民坚信，上天已经明白无误地授命于忽必烈一人，古老的宋王朝不久将寿终正寝，因为它已失去生存的活力。

忽必烈汗似乎意识到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他祖父在最初统一草原部落时遇到的一样，即如何把大量不同类别的人民组合成一个有内聚力的单一政治实体。成吉思汗面对的是一大群部落，其中每个不到十万人，而忽必烈汗面对的是众多地区，其中每处就有数百万人。就像早两代的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汗开始了围绕核心种族特征去建设国家的艰难历程，但对他而言，这个核心文化特征是汉族的，而不是蒙古的。他必须要赢得汉地人民的忠心拥护，而且在许多方面，他必须重建或另创各种制度，将不同类别的人民统一为一个具有生命力和强大创造力的整体。

1260年，在与阿里不哥争夺最高权力时，忽必烈采用了传统中国年号，它是相应蒙古语的汉译，但是1264年他又改年号为“至元”，意为“全部的开始”，稍后在1271年，他以此年号为基础，建王朝的国号为“大元”，意为“伟大的起源”或“伟大的开始”，这样，这个蒙古王朝就名正言顺地纳入了中国的历史。这个国号不仅对汉地百姓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而且对蒙古臣民来说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忽必烈不再是成吉思汗，但他正在从事的事业所面临的风险却不亚于他祖父。

作为新王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努力使自己的形象汉化，不仅要让自己被汉地人民接受，而且要使自己对他们更具吸引力。1263年，忽必烈下令为自己的家族修建宗庙。他委托大臣负责主持崇敬祖先时的传统中国礼仪，而蒙古人一贯忌讳接触与死有关的事物，可能是为了表明这一点，他自己就不参加这些仪式。接下来他又为自己的祖先树立传统中国式的碑铭。1277年，在宣告新蒙古王朝建立后，他以中国式名号追封死去的祖先，建造了一座有八个房间的大庙：一间给家族的创始人——也速该·把阿秃儿和诃额仑，一间给成吉思汗，四间分别给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两间分别给贵由汗和蒙哥汗。在家族历史的新的正式版本中，完全承认术赤是正统的家族成员，因为他的家庭是忽必烈系最忠诚的盟友。就像蒙哥提升他死去的父亲拖雷为大汗一样，忽必烈又授予拖雷为中国皇帝。他命令以汉人形象来描摹这些人物的肖像，以至于他们看上去更像汉地的圣贤，而不像蒙古的武士。

忽必烈认识到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和进行有效宣传的作用，但是他战略中的第三个因素却来自于良好的政府和政策。没有必要遵循儒家原则，虽然它对汉族上层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并不重要，忽必烈努力创设一套有效率的政府制度，能帮他赢得广泛的支持，并淡化其统治的外族色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任命宣慰使，去恢复与新征服领土内汉人的友好关系，这些宣慰使开始医治战争创伤，修建以前被忽视的公共建筑，如庙宇、神祠，还有许多寄托人们感情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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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忽必烈汗和新蒙古帝国（2）

为了表现得像一个权威的中国领袖，忽必烈需要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宫廷——它要在一座真正的城市中，而不是一个帐中宫廷，也不是建在上都（今内蒙古境内）的临时建筑物。上都对忽必烈有特殊意义，因为最初宣布他为大汗的忽里台会议就是在那里召开的，但它没有明显的有利条件。这座都城不仅位于游牧地带，让汉地人民觉得那里是外族和野蛮人的地区，而且它还是忽必烈祖父准备袭击和抢劫中国城市前的传统集结地。忽必烈决心要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决裂。

在保持上都为夏季行宫和禁猎地的同时，忽必烈下令建造另一座城市，一座真正的中国式都城，它位于上都以南一个的地方，那里沿着黄河有大量农田，非常适于耕种，他选择的这个地方就是原金朝的首都中都，此城在1215年被成吉思汗征服，那一年正是忽必烈的生年。1272年，忽必烈命令建造新都城，并通过运河将它与黄河相连，蒙古人称此城为“汗八里”，意为“大汗之城”，汉地臣民称之为“大都”，即“伟大的都城”，它后来就发展为今日的首都北京。忽必烈使用穆斯林建筑师和中亚工匠，以一种新的风格设计他的都城，它更多地调和了草原游牧民和定居文明之间的关系。

那个时代大部分中国城市中，都爬满了蜿蜒曲折的小路，让人眼花缭乱，与之相比，忽必烈的都城有宽阔笔直的街道，它们以南北向轴线形式直通到底，与东西向的街道互相垂直；一处城门的卫兵，其视线可以穿过整座城市，与对面城门的卫兵对视。他们还从皇宫开始修建林荫大道，以便于更好地容纳蒙古的换防马队，而不只是为了中国劳工的独轮车或手推车通过。万一当地百姓起来反对他们的外族统治者，那么军队就要去镇压，林荫大道延伸得非常宽阔，可以让九个一排的骑兵并肩飞驰着通过都城。

为了增加蒙古人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忽必烈汗在都城为中东人和蒙古人指定居住区，同时也为来自今日中国各地的人安排居住区。来自远方的意大利、印度和北非商人被当作主人一般，在都城受到招待。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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