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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恢复既有的地位与声威是一件与生命相联的事。刚好在这种时际，列强的侵凌，令他们饱受刺激。正在这些力量内外交逼的时日，“革命去！”的号召“应运而生”。这真使浮游不安的中国知识分子获得像在沙漠中迷失方向的旅人远远望见绿洲似的解救。

这些绿洲也许只是海市蜃楼，也许只是幻觉的产物。然而，这要等到走近了才看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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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土运动（1）

如前第三章所说，一个主位文化因客位文化的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叫做本土运动（nativistic　movement）。依林顿所说，本土运动有两种。一种本土运动是向后看的。这种情形是一种返回适应。返回适应是否定一部分新来的文化因素，甚至全盘否定。极端的复古主义者就是后者的例子。这种本土运动的内容是延续性的主位文化崇拜。它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带有排斥客位文化的倾向。于是，当主位文化受到客位文化之动摇时，它可能被激发而成一种极端的保守运动。这种保守运动，一旦与民间的小传统结合，便可具狂热的宗教形式，甚至可以演成*或军事行动。另一种本土运动是向前看的。这种本土运动是吸收式的。它是要把旧的文化因素中之有价值者与所需要的新文化因素作一适当整合。这种本土运动可能作进步的适应。历史告诉我们，在进步的适应下，文化分子可能有不切合实际的企望或主张，但也可能有合理的民族内新运动——例如土耳其，也可能产生文化再建及文艺复兴运动。

文化的濡化过程如系出之以强制或高压形式，便常为不安的根源。如前当外来文化威压着本土文化时，本土文化可能表面降伏。如果本土文化表面降伏，那末本土文化一定是转入文化的地下活动。在这种情形之下，文化的表面也许波平如镜，但是文化的下层则颇紧张。这时，不同的文化价值在交战中，不同的观念在冲突中，而且许许多多文化分子的性格及行为模式的调整都发生困难。这就是本土运动酝酿的内在条件。当酝酿达到饱和点时，如果碰到触发事件，本土运动便破土而出。

本土运动并非正格的革命运动。但是，毫无疑问，本土运动常常是正格的革命运动之现成的原料。革命运动则是本土运动的制成品。在历史中，许多本土运动被消弭掉了；但是，确有一些本土运动因势利导，被组织化，被赋予使命感，被武装训练，被汇聚在一个特定方向，而成为正格的革命运动。在主位文化与客位文化接触并且发生反濡化（countra…acculturation）现象的文化前线地带，例如一八四○年代的广州，难免激起社会变迁。这种社会变迁是本土运动的滋发情境。中国近几十年来的“革命运动”，无一不是直接或间接具有“反常”意涵，也无一不具企求“内新”的要求。由此可知，中国近几十年的“革命运动”无一不是包含本土运动的实质。我们从领导这些运动的人物之被称作“先知先觉”、“国族救主”等等名词，便可甄别出这些运动的性质。

我们现在先看看人类学家所说的本土运动在实际上是怎样的事情。这112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中国的本土运动。

克罗孔说：

我们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上面所作的推广表示，人类的心理情形，尤其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之下，往往对于所感受的压力大致采取相似的办法来报复。本土运动是晚近人类学家颇为研究的事情。各个本土运动的详细情节由于在各该运动产生以前的文化不同而不同，但是本土运动的型模大致颇为相似。波拿泡特（　Marie　Bonaparte）在一九四七年证明，一九四○年法国陷落时具有本土运动形式和气息的故事在短期内广为流传，以致无法遏止。这个故事是关于在汽车中的尸体之神话的。……

三　本土运动（2）

我们再看奇森所举实例：

一八六九年，首次被称为跳鬼的仪式在尼法达印第安派乌特部族（NevadaPaiute）里出现，并且扩及西印第安部族。这些部族的人当时系在重大的文化压力之下。这可见于他们的食物来源遭到破坏，白种人开始把他们的土地占用，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产生军事压力，并且把传统文化予以破坏。派乌特部族的“先知”瓦德奇瓦布（Wodziwob）具有宗教的眼光。他预言世界末日降临，驱逐白人出境，死亡的亲属会归来，印第安的失土会恢复，印第安人会归于完整。约一*○年又有跳鬼的事发生。这次跳鬼是另一个派乌特先知名叫乌法加（Wovoka）发动的。这次跳鬼的宗旨和一八六九年的那次很相同。这次跳鬼特别向东部蔓延，经过大平原部族，甚至越过东部某些乌兰滋（Woodlands）部落，然后又有变为地方文化情境之势，并且发展成为别的地方文化仪式之支脉的样子。后来，这次跳鬼又从其发源地改变。所以，我们要研究这次跳鬼的特征便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更后一次发生皮约特（Peyote）教。这个教派从美国西南部展开，经过与前者很相同的地区。这个教派提供一个信仰的新基础。这一个信仰，在传播的过程中，变得极其适合各该地方的特殊情形。这一教派之主要特征是教徒吃从一种有麻醉性的植物上割下来的树片。这种植物吃下去会产生碱性的药物效应，说是可以产生宗教的灵感。关于这些宗教崇拜仪式和它们的动机，在稍后我们要加以比较详细的讨论。

我们从上面所陈示的美国印第安人的本土运动来对照近代中国的本土运动。

A　三元里事件

当十九世纪中英战争的第一期广州和约商定以后，中国正式军队与英国的正式军队停战。可是，一八四一年五月广东的乡勇与英军冲突，于是发生“三元里事件”。这一事件的起因“大概英军在战胜之后，纪律未免有欠整肃，淫掠之事，在所难免。再加以民族的仇视，语言的隔阂，和官绅对于义勇的鼓励，华民英兵的冲突自然很易得发生。”

显然得很，“三元里事件”是一个“官民合办”的“仇英”运动。官绅自己碍难出头时，便鼓动乡勇向前。这个事件固然是英军纪律欠佳激起的，可是背后确含文化冲突的因素。我们且看粤民在六月六日所张《誓灭英逆》的说帖便可明白：

三元里西村南岸九十余乡众衿耆等，为不共戴天，誓灭英逆事。

照得向来英夷素不安分，屡犯天朝。昔攻沙角炮台，侵害兵卒。我皇上深仁，不忍加诛，且示怀柔。彼尚不知感恩，犹复包藏祸心，深入重地，乱施火箭，烧害民房，攻及域池，目无各宪。钦差大臣见城厢内外百姓遭殃，方议息兵安民。该逆夷理亦得些好意，即当俯首速退。胡乃贪得无厌，得寸入尺，纵容兵卒，扰害村庄，抢我耕牛，伤我田禾，*妇女，锄我祖坟，鬼神共愤，天地难容。我等所以奋不顾身，将义律围困于北门，伯麦斩首于南岸（按伯麦时尚未自印度回粤）。尔等逆党试思，此时此际，若非我府尊为尔解此危，则各逆党何能得首领以下船乎？

今闻尔出示尚敢辱骂我众，是以奋急成云，定诛妖孽。饱德之义士，襄助口粮。荷锄之农夫，操戈御敌。纠壮士数十万，何英逆之不可剪除？水战陆战之兼能，岂惧夷船坚厚？务必使尔丑类片甲无存，逆船片帆无归而后已。。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三　本土运动（3）

示到，议期卜日交战，特示。

四月十七日（西六月六日）特示英知逆悉。

——《史料旬刊》第三九期，

页四三八。

这篇饶有气概的皇皇文告里，“抢我耕牛，伤我田禾”是关于经济方面受害的反映；而“*妇女，锄我祖坟，鬼神共愤，天地难容”，所表现的则是文化意识的冲突。

B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与三元里事件有共同的外来因素和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的基础。关于义和团运动，就我所知，历史学家没有一个曾作合于事实的认知。他们一提到义和团，都说是“匪”，是“愚民”，是“下流社会分子”。＇14＇一九○○年外国兵用枪杆子打义和团。一九○○年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在用笔杆子打义和团。大家相沿成风，习而不察。这是什么原因呢？基本的原因在中国士大夫们了解人理的传统思想型模方面。这一型模被历史学家未自觉地用来观照史事，自然会得到这样的结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所谓“捻乱”、“苗乱”、“回乱”，有白莲教。由传统知识分子构成的统治机构，一碰到这类骚动发生，它的反应习惯几乎千篇一律是“理学式”的：　认为这都是“乱民”，都是“邪说惑众”，都应该“痛予剿灭”。除了几个杰出的人物以外，很少有人愿意而且能够切实从经验事实上深入地去了解骚乱发生之文化的、社会的、心理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因为这须要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知识之获得远比搬演理学架子困难。影响所及，训致写历史也颇受这种思想型模所笼罩。因此，对义和团运动的了解也是从这套“理学架子”出发的。这怎么看得清楚呢？传统理学式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徒徒供知识分子及统治机构摆正统架子，对于真正了解世界并且解决实际的问题不仅毫无帮助而且大有妨碍。

历史学家之所以轻易将义和团看做“匪”，还有一个原因。历史学家都是知识分子。在不久的过去，如前所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居“四民之首”。他们传统地养成一种优越感，对于一般“无知愚民”常常轻忽。现在，中国一般知识分子虽然倒霉到极点，收入可与三轮车夫媲美，社会地位只剩下一点影子，可是在潜意识中尚残留若干优越的幻觉。因此，当他们写起历史来时，对于一般“无知愚民”不容易作平等的考虑。

义和团事变的结果对于中国太严重了。天津陷落，京师被占，差一点弄亡了国。辛丑和约订下来，谢罪、惩凶、赔巨款、削平炮台、改变商约、增设外务部、变通觐见礼节，等等。这些结果够吸引历史学家的注意力，使他们不易对义和团运动的许多重要方面作一客观的分析。

毫无疑问，仅仅就行动来说，义和团的举动是“匪”。而且，慈禧和若干满清朝贵利用义和团来杀洋泄愤。这些几乎都是不用说的。可是，这个运动之所以酝酿而且爆发，在中西交会里有极不可忽视的文化和历史意义。这种文化和历史意义不是仅仅藉着说“拳匪胡闹”和“无知满人利用拳匪来泄愤”可以显露出来的。

义和团的兴起，是由来已久的白莲教、八卦教和山东等处的尚武精神等内在的根苗，碰到外来文化势力的压迫和刺激，加上民不聊生，王公巨卿从而构煽利用，这几股力量辐辏在一起所形成的。

三　本土运动（4）

一八○八年安徽省颍州、亳州，山东省曹州、兖州等地，失业的“无赖汉”＇16＇拽刀聚众，设立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口号是恢复明室。一*八年，江苏、山东的大刀会肆扰，直隶也有会众起事。这些人声言神灵附体，咒语能够抵御枪炮，并且打起“扶中朝灭洋教”的招牌。一九○○年义和团起，标榜“扶清灭洋”。这个口号深为内外受挫的朝廷显要载漪、载勋、刚毅和毓贤等人所喜。他们以为民气忠勇可用，义和拳法力神奇。

当时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他们的教义和作法有许多既与中国知识分子所持大传统不合又与中国民间的小传统违背。基督教的圣经与中国孔制、老庄及佛法很不相同。当时一般文人只知诵读诗书，高谈理学，又严“夷夏之防”。教士们倡“博爱”，主“中外一家”，一切人“在上帝面前平等”。这一套他们最恨恶。教士又劝人不要“敬拜偶像”，反对中国人祭祀祖先。中国人，尤其是乡下人，靠土地公及土地婆活命，至少在观念上靠他们活命。现在外国人叫他们不要去敬拜那些神道，便得不到保佑。得不到保佑，岂非活不成命？中国人把祖宗视作自己生命之无可替代的绝对来源。在中国人心目中，祖先即是准神仙。准神仙即是不可或缺的崇敬对象，以及家族中高高在上的精神主体。现在外国人不要人拜祖，岂不是教人“忘本”？这些事是够惹人反感了。中国文化分子，如前第四章所说，素来是严男女之别。传教士在主持礼拜的时候，要男女齐集一堂。这种安排，在当时的人看来，用现时流行的名词说，就是“破坏善良风俗”。大家在潜意识中既然含藏着这么多的不满，于是有人造谣的话，就极易被人接受，因此也就极易传播。当时有人传说教士诱奸妇女，挖眼取心，窃取婴孩脑体；并且印成文字，分散各地。大家风传，信以为真。其实不过是男女信徒在一起做礼拜，教会收养孤儿而已。

乡间人民唱戏谢神是农村社会的一件大事。一般乡人可以藉此娱乐，做点小买卖，同时过点社交团契的快乐生活。外国传教士不明白这一社会生活，把它看做迷信。这自然是会伤感情的。不仅如此，教会更进而要教民拒绝出钱唱戏修庙。叫人拒绝出钱比要人出钱是容易得多。这么一来，在同一个社区，教民和非教民互相仇视。在这种情形之下，文人从而构煽。长沙有一个喜好扶乩并且又有心脏病的文人叫做周汉。他刊印了许多仇教的文字。当时的人称道他的文学有“乾坤正气”。他尝绘一图画，坐一个猪精在上面，剖心挖眼于下，詈诋“天主教”为“天猪叫”。

除了风俗、习惯和宗教的原因以外，经济的贫困也助长义和团的蔓延。当时国际贸易渐渐发达。从外洋输入的布匹大增，布匹的花色繁多，价钱也廉，大家乐于购买，于是固有的家庭工业遭受摧残。人口增加，耕地不能增加，失业的人多，生计更感到困难。山东一带黄河溃溢，弄得民不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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