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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我们爱看人生。可惜平时所见多欠精彩，即使精彩又未必方便，所以才来看戏。为了便于观看，这一段精彩的人生要在舞台上——也就是一个狭小而固定的空间里——表演。电影打破了舞台限制，但仍然要接受另一种狭小的空间，即银幕。就善于接受空间限制而论，舞台剧的成就最为突出。在那么大的一块地方上，观众清清楚楚看见了一生浮沉，几代恩怨，多重内幕，看后完全相信，衷心感动，这件事很不简单。怎么会有那么多精彩的事件，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凑巧发生在那么小的一块地方？这些事件的背后又怎么凑巧含有很大的意义？你得佩服编剧家，他把人生集中、横断、压缩，加以编织。剧本是“编”成的，许多线头交互穿插，正好装满那空间，既不显得拥挤，也没有浪费空白。舞台那么小，你却能从舞台上看出世界那么大，人类的心灵那么阔那么深。

回顾前文，可知编剧家所受限制之多，为一般散文作家难以想像。这些限制由于满足观众而生，例如，为了集中观众注意力，剧情需要高潮；为了观众的注意力不能在某一点上胶着过久，需要一个高潮连接一个高潮；观众看戏的时间愈久，支付精力愈多，愈需要更大的刺激，使观众的注意力不致涣散，所以要高潮愈来愈高，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演员要当着观众表演人生，意味着观众也是戏剧的一个要素，没有观众，不能表演，即使表演，也只能算是排练，戏剧仍在创作之中，而作品尚未完成。观众既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一出戏在构想之中不但要想好谁来演，也要想好谁来看，怎样使他们爱看。诗人和散文作家何尝考虑这些？至少，他们无人公然宣称创作时要处处讨读者喜欢，他们可能以“迎合大众”为耻。这种想法与戏剧家异趣，大部分的诗人相信，如果大众不读他的诗，那是因为他的诗写得太好，但大部分编导相信，如果大家不来看他的戏，那是因为他的戏失败了。

剧　本（4）

许多人说过好来坞的出品太商业化了，我们可以从这些“太商业化”的影片里去看观众的分量。观众有好奇心，因此影片有曲折的情节；观众有同情心，因此片中有受苦的弱者；观众有时幸灾乐祸，因此片中有残忍暴行；观众有时党同伐异，因此片中有群众对抗；观众好声色之娱，因此片中有华丽歌舞。在战争片里，将军多半庸愚，军曹多半忠勇，为什么？因为在观众席上做过将军的人毕竟是少数。以医院为背景的片子里往往批评医生，为什么？因为观众席上究竟做医生的人少，做过病人者居多。美国社会崇拜金钱，可是美国电影往往鄙薄富翁，美化穷人，因为制片人想过，一国之中有几个富翁？他们能买几张票？

这是不是迎合观众？这样岂不是要产生没有价值的东西？答案是也许，未必尽然。戏剧在表现手法上力求适应观众，表现手法是中性的，它本身不发生道德问题。戏剧在题材上力求观众乐于接受，任何题材都可能作成有价值的作品，看由谁来作，怎么作法。得人，卑无高论的题材可以拍出高水准的影片；失人，陈义甚高的题材也可能拍出低水准的影片。文艺作品都是向人性取材去打动人性，戏剧尤然，人性的要求复杂，戏剧题材乃斑驳不纯，但题材毕竟是“表”。我知道，有人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戏剧为了票房收入产生多少害处，我们可以把他的话打个折扣。世上毕竟还有那么多好的戏使人净化，引人向上，当然，这种戏的数量可能比那些引人争议的戏要少。我们得承认，戏剧有它的性格，它的性格就是如此，不许孤芳自赏，不许寂寞千秋，不能藏诸名山。除非我们完全不要戏剧，否则，只好承认它，并且努力做它的主人。

诗（1）

如果散文是谈天，诗就是唱歌。唱歌是使用语言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很特殊，音乐加进来强化语言，有时也代替语言。语言在经过省略和强化以后，与音乐融合为一，如精兵猛将，当十当千。诗差不多就是这么一种东西。

作为文学作品的诗当然是没有曲谱的，它的音乐性藏在语言本身里，诗人的专长是把语言的音乐性加以发扬利用，使文字效果和音乐效果相加或相乘。作诗叫“吟诗”，诗的定义有一条是“文之成音者也”。都指出了诗这种体裁的特性。语言，在未有文字之先，固然是用听觉来接受的，即使有了文字以后，听的机会也比看的机会多，何况还有不识字的人。经过那么长的时间，由那么多的人使用，在使用中不断调整修改，它已经针对人们的耳朵发展出规律来。诗人掌握了这套规律，讲求作品的节奏和音韵。散文可以不故意讲求这些，诗则必须讲求；散文作家如注重语文的音乐性也是浅尝即止，诗人对诗的音乐性则要求达到一定的标准。

什么是语言的节奏？语言，当它是声音的时候，那声音里有长短、高低、轻重、快慢和停顿。以“快慢”一项来说，如果每分钟吐出一百八十个字，并不是非常平均的每秒三个字，而是可能前一秒吐出四个字，后一秒吐出两个字，这就形成了快慢。从语言的形式上分析，如果一句话里有十个字，这十个字必定被声音分成几个小节，某几个字的声音结成一组，和别的字稍稍保持一点距离。每一“小节”的字数并不相等，这就形成了“长短”。

《儒林外史》有云：

“从——浦口——山上——发脉——，一个墩——，一个炮———，一个墩——，一个炮——，一个墩——，骨骨碌碌——几十个炮——赶了来——，结成——一个——穴——，这个穴——叫——荷花出水。”

共有十九个小节，各节最少一个字，最多四个字，这是长短。其中“一个墩，一个炮”重复了三次，第一次出现时应该慢读，以后两次重复应该快读，既是重复，快了也能听得明白，只有快读，才显得出千里发脉的气势。无妨一直到“结成一个穴”再慢下来，到“荷花出水”最慢，一则这是个重要而生疏的名词，希望听的人能听清楚，二则意思告一段落，语气也便于收煞。这是快慢。

再谈轻重：

“一天——结束了——，而结束——如此之——美——，死亡——如此之——美——，毁灭——如此之——美——。”

“了”字本是轻声，“而”字“之”字都是虚字，声音也要轻些。“如此之”三个字连续既轻且快，这个小节跟“一个墩，一个炮”不同，“一个墩”虽然读得很快，“墩”字却要读得很重，“一个炮”亦然，因为“墩”和“炮”的声响都不是轻滑流利一类，“墩”和“炮”也都是庞然大物。“死亡如此之美”句中，于音于义应该加重的是“死亡”和“美”，“如此之”轻轻带过算了。下句中的“毁灭”和“美”亦同。

所谓节奏，就是由声音的长短、高低、轻重、快慢和顿挫形成的秩序，长短、高低、轻重、快慢和顿挫，相互间错综配合，连绵不断，可能产生的变化几乎是无限的。在音乐里面，长短、轻重、高低、快慢都是抽象的音符，在诗里面却是有意义的字句。诗人不但追求节奏，也追求节奏和诗中的意义融合为一，相得益彰。由不认识节奏到认识节奏，需要培养“节奏感”，培养节奏感最简易的方法是多听音乐。在音乐里面，节奏的变化丰富，相形之下，语言的节奏到底简单，认识了大巫，对小巫就不会陌生了。

关于音韵，我们都知道国语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有齿音唇音喉音，有开口撮口合口，有轻声变调儿化韵，字音有响哑清浊，在什么情形之下用哪种声音或不用哪种声音，使用语言的人应该有考虑。我常举广播界名人翁公正的名字作为字音组合不善的例子，翁先生有雅量，不以为忤。宋代大诗人辛弃疾三个字就不响亮，后人宁愿叫他辛稼轩。我服务过的中国台湾广播公司，这个名称看在眼里很漂亮，读在口中一个字比一个低哑，到“公”字几乎模糊难辨，幸而最后有个“司”字声势一振。无独有偶，台北还有一个“公共工程局”。多年前有一本文学杂志，名叫《读物》，内容很好，但是办了几期就停刊了，原因之一是：你到书店里去买《读物》，没有一个店员能听清楚你要买什么。

诗（2）

余光中教授在他的《诗与散文》里，举梁实秋先生《雅舍小品》中一段文字，说明散文中也有音韵问题。雅舍小品的一段文字是：

“如果每个字都方方正正，其人大概拘谨，如果伸胳臂拉腿的都逸出格外，其人必定豪放。字瘦如柴，其人必如排骨，字如墨猪，其人必近于‘五百斤油’。”

余氏称道这一段文字：虽不刻意安排平仄，但字音入耳却错落有致，只要听每句收尾的字音（正、谨、外、放、柴、骨、猪、油），在国语中四声交错，便很好听。句末的“油”字衬着前面的“猪”字，阳平承着阴平，颇为悦耳。如果末句改成“其人之近五百斤油也可知”，句法不坏，但“知”、“猪”同声，就单调刺耳了。

我有一段文字是：

“在几秒钟之内，人人雕成塑成一般固定在那儿，甚至风息、蝉哑、鸟坠、云凝。”

“风息”当初本来是“风定”。但是前句已有“固定”，两个“定”字重复，而重复在这里毫无必要。如果把“固定”取消，改成“人人变成木雕泥塑”，语气骤然急促，非我所愿。那篇作品我一路写来以节奏舒缓的长句支撑大局，就是“甚至风息、蝉哑、鸟坠、云凝”，我也把它当作一个长句看，只是句中包含三个短顿罢了。现在想想，当初推敲不够仔细，“风息”仍然应该以“风定”代替，至于前一句，仍然有办法把“固定”去掉而保持节奏的舒缓。“风定”的好处是：其一，“定”字音节沉重，前可以与“木雕泥塑”描写相呼应，后可以与“鸟坠”相呼应。“定”的音节可以增加“坠”字的真实感。其二，“风息”是风不见了，“风定”是风在那儿不动，好像风是一个实体。这可以与后面的“云凝”相呼应，增加“凝”字的真实感。

韵音涉及字音的长短轻重，和节奏有密切关系，因此两者常常合称“音节”。诗人对音节特别敏感，特别有控制其规律加以变化运用的才能。通常，诗人在要写一首诗之前，对音节有整个的规划，即所谓韵律，一如对内容有完整的构想。中国的旧诗历史悠久，名家辈出，又经批评家不断解释阐发，诗人在韵律方面的苦心相当明显，新诗则在这方面没有多少资料。大概新诗的兴起以文学革命的旗帜为号召，要打倒格律摆脱束缚，至今耻言韵律。也许有少数优秀的诗人已能掌握语言的音节，尚无批评家整理推荐。谈音节者往往举旧诗为例。李白的《蜀道难》，句法大起大落，一句之中有多次顿挫，在音节上表示了山势的险恶，而且诗开头的句子较短，越写越长，再以短句相间，也足以表示山路越走越崎岖。杜甫“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沉变古今”，其中锦春叠韵，浮古叠韵，沉今叠韵，据说锦江、古今本来是双声，句中音节相应若有共鸣。“但觉高歌感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高歌感鬼一连四个字双声，罕见的音节产生很大的撞击力，增加了无穷回味。吴梅村的“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消魂别而已”，于急促的音节中见情感的激动。李清照的“谁伴明窗独坐？我共影儿两个”，全首音节不失轻快，好像在孤独中尚能保持潇洒，“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则全首音节走向低哑短促，好像用生命中最后的气力述说痛苦，再无逃避的余地。

语文、音节、形象三者本合为一。音节不仅仅在字音里，也在诗的情感里，诗的意象进入读者内心，把情感传染给读者，读者再以他有情的耳朵来听诗，享受音节带来的微妙经验。时钟的滴答声本来是没有轻重变化的，但若一个人知道十分钟后有重大困难发生，时间的压力越来越大，滴答之声对他也越来越沉重。“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雁飞回。”风，天，雁都在高处，猿啸的声音也很高昂，渚清沙白也像是高空俯瞰所见，意象如此，所以音节也越听越高亢。当你觉得“千里江陵一日还”节奏很快的时候无法不想到船走得快，当你觉得“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节奏很慢时无法不想到走得太慢。“早行石上水”，道路难行，才体会出“石上水”音节之窄急，“暮宿天边烟”，住宿的地方似乎还安适，才见出“天边烟”三个字平声叠韵的音节悠长。诸如此类。

诗（3）

作者在经营意象时同时经营音节的说法向来有人反对。“三百篇中有出于小妇人者”，她们何尝知道诗的格律？格律是近体诗的规范，古时又何尝有格律？就算唐宋以下，好诗也都是自然浑成，作者何尝勉强迁就格律？诗是“性情至而格律备”，是“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怎样解释“一诗千改心始安”呢？怎样解释“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呢？怎样解释“所有伟大的作品都不是初版的样子”呢？哭声的音节和笑声的音节天然不同，不待人为，可以用“性情至而格律备”来解释，但作诗并非如此简单，诗并非是“纯粹的呜咽”，内容可以决定形式，但并不等于形式。古代没有成文的诗的格律，但是有不成文的语言的韵律，三百篇中的小妇人或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可能训练有素，能够掌握这种韵律，他们的作品“成似容易却艰辛”，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创作的过程；也许他们运气好，“肆口而成”与韵律暗合，但是这样的人终生只能有一两首作品，好运气往往只来一次，他们没有能力继续不断地创作，不能成为诗人。

我们今天反对旧诗的格律，是因为“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反对语言的韵律，掌握语言的音节而变化运用之，乃是诗人的天职。有人说，拿一首好诗来，把格律音韵去掉，把它的内容写下来，它仍然是好诗。这是革命家的过激言论。把诗的格律音韵去掉，把内容写下来，恐怕只是一篇散文。如果取来的样品是杜甫的《无家别》还能得到很好的散文，如果取来的样品是李商隐的《锦瑟》，结果就很难说。旧诗的格律之应当废弃，是因为它是语言韵律的一种设计，应该还有别的设计；也因为它已沿用千余年，今天需要推陈出新。旧诗的格律好比一双鞋子，今天的诗人穿着不合脚，但诗人不能赤脚走路，得另外有新的鞋子。有人说，我们不要别人做鞋，我们不要制服，我们自己做鞋自己穿，那当然也好。

诗人既然要对诗中的韵律作一全盘设计，诗篇越长则设计越难，于是诗多半很短。有人甚至反对长诗，说“长诗是说故事的韵文”。“诗”因此可以作“短小”的明喻。有人比较各种体裁，指出诗是“寸有所长”，小说是“尺有所短”。诗既然篇短字少，势必求精，以质量的优势弥补数量的劣势，要求一首五绝的二十个字是二十个圣贤，没有一个市侩。因此“诗”得一引申义，意味着精美贵重。有人比较各种体裁，说诗是文学中的珍珠，长篇小说是文学中的金字塔。诗既然短而能精，必不放弃“有余不尽”的效果，讲求言外之意，弦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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