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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联合，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此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出面助张作霖出兵侵占山东省济南，截断津浦铁路，酿成济南惨案。6月间，蒋、桂、冯、阎四派占领北京和天津，取代张作霖的张学良在美帝国主义策动下，同蒋介石形成合作的局面，而原来的蒋、桂、冯、阎的联盟遂告瓦解。其后不久，1929年8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为争夺华中的统治权，又结成反蒋联盟，于是爆发了蒋桂战争。4月，桂系失败，李、白回桂盘踞。11月、12月有蒋对冯玉祥的战争；1929年12月至1930年又有唐生智和石友三联合反蒋的战争；1930年4月到11月有蒋和阎冯的中原大战。）战争遍于大半个中国，约有五十万人死亡。蒋介石新军阀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狗咬狗”的争斗中扩充了实力，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城市工人阶级在大革命中所争得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被剥夺殆尽，农民在大革命中所建立的农民协会等均遭到豪绅地主的摧毁。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遭到逮捕和杀戮。从一九二八年一月至八月，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被杀害的工人、农民至少有十万人。一大批党的领导人蔡和森、向警予、肖楚女、恽代英等，都惨死于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鲁迅的诗句，概括了三十年代初弥漫于中华大地的政治残暴和社会黑暗的图景。广大劳动人民辗转于兵灾、旱灾、水灾、虫灾之下，啼饥号寒。一九二八年全国灾区达二十一省，共一千零九十三县、四个市，灾民据不完全统计为五千六百六十二万人。一九二九年增加到七千万人。

这就是老舍回国后所面对的现实。悲愤和迷惘冲击着刚刚返回祖国的年轻的学者、作家。他只在北平停留一个短暂的时日，一九三○年夏，应山东齐鲁大学文学院的聘请，赴齐鲁大学文学院任教。

在湖光山色背后

从一九三○年七月到一九三四年秋初，老舍在济南度过了四年的岁月。他自己曾经这样回忆这一段生活：“四年虽短，但是一气住下来，于是事与事的联系，人与人的交往，快乐与悲苦的代换，便显明的在这一生里自成一段落，深深的印划在心中；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注：老舍：《吊济南》，《大时代》周刊第8号（1938年1月4日）。）

在老舍看来：讲富丽堂皇济南远不及北平，讲山海之胜，它也跟不上青岛。可是除了北平青岛，要在华北找到个有山有水，交通方便，既不十分闭塞，而生活程度又不过高的城市，恐怕就得属济南了。他喜欢济南还不仅因为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济南他可以“看到朴素的乡民，一群群的来此卖货或买东西，不象上海与汉口那样完全洋化。它似乎真是稳立在中国的文化上，城墙并不足拦阻住城与乡的交往；以善作洋奴自夸的人物与精神，在这里是不易找到的。这使人心里觉得舒服一些。一个不以跳舞开香槟为理想的生活的人，到了这里自自然然会感到一些平淡而可爱的滋味。”（注：老舍：《吊济南》，《大时代》周刊第8号（1938年1月4日）。）

老舍在齐鲁大学担任文学院副教授，曾先后讲授《文学概论》、《小说作法》、《世界名著研究》等课程。业余时间兼任，《齐大月刊》的编辑。

刚到齐鲁大学时，他住在文学院办公楼二楼西头南边的第一间屋子。从这间屋子的窗口南望，可以依稀看到千佛山上点点的庙宇。这时他是单身一人，教学工作之余，常常流连于济南的湖光山色之间，生活的节奏表面上看是平静而又舒徐的。他曾经这样赞叹济南的风光：“济南的美丽来自天然，山在城南，湖在城北。湖山而外，还有七十二泉，泉水成溪，穿城绕郭。”“在千佛山上北望济南全城，城河带柳，远水生烟，鹊华对立，夹卫大河，是何等气象。”（注：《吊济南》。）

老舍不是心境恬淡的隐士，也不是浪迹江湖的游客。在济南的明湖绿柳中间，他看出国民党腐败的“市政”淹没了济南的“丽质”：“有电灯而无光，有马路而拥挤不堪，什么都有，什么也没有，恰似暮色微茫，灰灰的一片。”特别是看到破败的城楼上挂着“勿忘国耻”的破布条，使他想到“五三惨案”的惨景，仿佛亲人的血还鲜红的在马路上。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兽行，国民党政府的苟且偷生和投降卖国，市民的庸庸扰扰，都使他感到一种难于拂去的沉重和悲愤。他说：“每次由市里到山上去，总会把市内所见的灰色景象带在心中，而后登高一望，自然会起了忧心。湖山是多么美呢，却始终被灰色笼罩着，谁能不由爱而畏，由失望而颤抖呢？”（注：《吊济南》。）

对国事的忧思，推动老舍选择一九二八年发生在济南的“五三惨案”做背景构思一部新的长篇，这就是《大明湖》。他决定写这部长篇是在齐鲁大学任教半年以后。他初到济南，“五三惨案”的事实，即刻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听人讲述当时的情景，亲自踏看现场，对着显示着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照片，久久地凝视——

这是济南人民多么屈辱的日子！一九二八年二月，蒋桂冯阎四派联盟，攻打奉系张作霖，争夺华北；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挡英美势力向北方伸展，公开帮助张作霖出兵侵占山东省会济南，截断津浦铁路。五月三日，日军寻衅，枪伤济南军民。五月四日，残杀交涉员蔡公时，屠杀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人员几尽，军民死亡近五千人。五月八日，日本师团长福田提出最后通牒，其中包括五条，要求中国军队不得驻扎在济南及胶济铁路两旁二十华里以内。五月九日，日本向山东增兵一万五千人。面对这种残暴的、蛮横无理的侵略行径，蒋介石竟然命令部队不准抵抗，并指令“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济南人民的鲜血空空抛洒于街头，而竟无人为之申冤雪恨！

一向以幽默笔调写作的老舍，在写作《大明湖》时，再笑不出声来。悲怆之情，充塞胸间。他要为大明湖谱写一曲悲歌，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一抒愤慨！

非常可惜，《大明湖》写成，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未及印出，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火，日本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起火，书稿被焚，至今成为一件憾事。

据老舍回忆：《大明湖》的情节线索是很穷的母女两人的悲惨遭遇。母亲是个暗娼，她的生活中“全没有所谓浪漫故事中的追求与迷恋，而是直截了当的讲肉与钱的获得。”最后，她跳了大明湖。她的女儿，在没人保护的生活中，为了得到维持生命的钱，也走上了她母亲的路。这个孤苦无依的女人到了也要跳湖的时候，被人救出而结了婚。救她的人是兄弟三个，其中老大和老二是对双生子，从外表上看去长得一模一样。老大性格上偏于理智，老二性格上表现着感情的热烈，然而理智的老大在被疾病征服的时候，梦里似的与那个孤女发生了关系，结果非要她不可。这时候，“五三惨案”发生，老三被杀，剩下老大和老二，“一个用脑，一个用心，领略着国破家亡的滋味。”（注：见《我怎样写〈大明湖〉》，《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大明湖》以母女的悲剧道路和命运为“正题”，以“五三惨案”为“副题”，这样处理，是为了便于充分地展开故事。因为假如把“五三惨案”做为全书的核心内容，“全书都是描写那次的屠杀”，便不易把别的事项插进去了。把“五三惨案”安排在故事的高潮部分，“故事与惨案一同紧张起来”，故事就可以展开得更火炽一些。老舍的创作意图是很明确的：他要借这个故事，表现处于底层的城市贫民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呻吟、挣扎、抗争的悲剧命运；同时，对于日本的暴行作正面的申讨和抗议。

《大明湖》中，老舍第一次在作品中描画了共产党人的形象。这是一个迹象，表现着作家思想中新的因素的萌生。他自己讲：在母亲所“交结的几个男人中，有一个是非常精明而有思想的人。他虽不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可是由他口中说出许多现在应当用××画出来的话语。”（注：《我怎样写〈大明湖〉》。）他后来还曾追忆过：“在《月牙儿》的前身《大明湖》里，我居然描写了一位共产党，他是《月牙儿》中的女主角的继父。《大明湖》原稿只有徐调孚先生看过，不知他还替我记得此情节否？”（注：《老舍选集·自序》。）应该特别指出如下一点：尽管《大明湖》已经焚毁，无从查考，但是这时的老舍从认识上确认共产党人是一些“精明而有思想”的人，这无论如何是他思想上的一个大的变化。确认这一点，对于了解老舍早期思想发展的脉络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小巷深处

一九三一年暑假，老舍回北平同胡青结婚。婚后胡洁青随老舍到了济南。他们居住在济南城里南新街五十四号。这是一所同济南千家万户没有什么显著区别的普通居所，在一条小巷的深处。老舍一家，在这里住了三年，直到他离开齐鲁大学。

在这条小巷深处，老舍同胡洁青度过了他们宁静而和谐的生活。老舍回忆说：“在济南住呢，时常想念北平；及至到了北平的老家，便又不放心济南的新家。好在道路不远，来来往往，两地都有亲爱的人，熟识的地方；他们都使我依依不舍，几乎分不出谁重谁轻。”（注：《吊济南》。）

胡洁青同老舍结婚时二十七岁，她也是满族人，父亲做过一任小官，家境比老舍家略为好些，原住北京西城宫门口三条。她毕业于北京师范以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着年轻人的思想，她从读大学以后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她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叫“真社”，“真社”成员的文章都发表在《京报》副刊上。当时她以燕岩的笔名发表了一些诗与散文。老舍从国外回来，住在友人北京师范教务长白涤州家里。胡洁青代表“真社”的文学青年慕名请老舍做报告，第一次同老舍见面。事后，当母亲含而不露地问起她的印象时，她只是说，瘦瘦的，人很诚恳。但是，这竟成了他们恋爱的起点。这里似乎没有多少浪漫气息，还是在罗莘田（罗常培）和白涤州的促成下，他们才结了婚。质朴而又沉挚的感情原也就是这样在心的深处潜流，后来的生活证明，他们之间是那样心心相印、忠贞不渝。胡洁青后来深情地回顾这一段经历：“我们的婚姻可说是半新不老，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又都是我们同意的，没有半点强迫。这在那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注：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胡洁青在济南一所中学教书，老舍在有课的时候到齐鲁大学去上课。因为他们的住所距离学校不远，时常有朋友或学生来拜访他们。老舍“一生爱交朋友，只要有人来访，他都热情款待，客人走后他才拼了命似的作他自己的事情。”（注：胡洁青：《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故居》，《文史哲》1981年第4期。）

老舍是一个童真未泯的人。他曾经说过：“我愿永远作‘孩子头儿’。……我爱孩子，他们是光明，他们是历史的新页，印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儿——我们只能向那里望一望，可也就够痛快的了，那里是希望。”（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他这样对待别人的孩子，也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一九三三年，他们的家庭里添了一个小女儿，因为生在济南，所以起名为“济”。老舍曾经十分风趣地叙述小济降生以后给家庭带来的欢闹和混乱：“有了小活神仙，家里才会热闹。窗台上，我一向认为是摆花的地方。夏天呢，开着窗，风儿轻轻吹动花与叶，屋中一阵阵的清香。冬天呢，阳光射到花上，使全屋中有些颜色与生气。后来，有了小孩，那些花盆很神秘的都不见了，窗台上满是瓶子罐子，数不清有多少。尿布有时候上了写字台，奶瓶倒在书架上。……上次大扫除的时候，我由床底下找到了但丁的《神曲》。不知道这老家伙干吗在那里藏着玩呢！”（注：《有了小孩以后》，《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为孩子的琐事奔忙，跑书店、药店，因此也增添了不少新鲜的经验。他钟爱自己的孩子，愿意为孩子“做牛做马”，这不是他的琐屑，也不简单的是忘情于小家庭的欢乐之中，这里透露着他对于未来虽属渺茫却十分执着的爱。＇网罗电子书：。WRbook。＇

济南四年，老舍紧张而又忙迫。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他从事教学工作“总求无愧于心。这么着，平日的时间便完全花费在上课与备课上，非到暑假不能拿笔写自己的东西。”（注：《我的暑假》，《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这样，暑假本该休息，他却忙起来。一九三二年暑假，他头缠毛巾，肘腕子下垫着吸墨纸，以防汗水湿透稿子，以每天两千字速度，赶出了十多万字的《离婚》。也是一年的暑假（一九三四年），冒着屋里九十度（华氏）的炎热，昏昏忽忽，左手挥扇打苍蝇，右手握笔疾书，汗顺着指背流到纸，赶完了《牛天赐传》。老舍戏称这种写作生活：“往好里说，这叫做努力；实际说来，这是‘玩命’！”

济南四年，老舍创作成果甚丰。除《大明湖》外，长篇小说还有三部：《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短篇小说《微神》、《黑白李》等十五篇结集为《赶集》出版。此外，他还在《论语》、《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数量可观的幽默诗文，后结集为《老舍幽默诗文集》出版。

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老舍还曾经把他讲授《文学概论》时的讲义整理成书，由齐鲁大学内部印行，以讲义的形式发给了学生。这本题为《文学概论讲义》的学术著作，老舍后来并未公开出版，这也许是由于作家的自谦吧？他说过，“文艺理论是我在山东教书的时候，因为预备讲义才开始去读的；读的不多……”（注：《读与写》。）但是，这部讲义的内容却告诉我们，老舍不仅是一个富于独创性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个在艺术理论上富于创见的批评家。《文学概论讲义》凡十五讲，分别阐述了文艺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对中国历代“文说”的得失，文学的性质、文学的创造、文学的起源、文学的风格等问题，都有所涉及；此外，对于文学的形式、文学的倾向以及各类文学体裁的特征，也都做了简要的分析。老舍认为，“文学与别的艺术品一样，是解释人生的”；艺术品虽然是作家“个性的表现”，但它同时又是“美与真理的再生”；作家应该“从社会中取材”，应该善于“捉到常人还未看见的问题，而且会表现大家要嚷而不知怎样嚷出的感情”。“文学是时代的呼声。”这些艺术观点今天看来也是深刻的，富于启发性的。当然，由于当时的老舍还未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一些问题的论述难免有不够正确或不够全面的地方。这些都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来看待，不应该苛责于老舍的。

济南四年，老舍的创作思想有了重大的发展。普罗文学的兴起，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都给予老舍以深刻的影响。他曾经讲过：“回到国内，文艺论战已放弃文学的革命，进而为革命的文学。配合着理论，在创作上有普罗文学的兴起。我是不敢轻易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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