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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据说这时候我睁开了一只粘满眵目糊的小眼睛，偷着瞥了父亲一眼。

按说名字这玩意儿，不仅仅是个简单的符号，自打被书写进户口本儿里，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个人具有法律意义的“商标”了。在这“商标”上爹妈要是肯下点子工夫，保不齐日后就能给您家里创造出个品牌儿来呢。

可我爸我妈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不可能有什么“品牌意识”，他们带着某种偏见给我“注册”了这么个平庸的“商标”，于是就注定让我大半辈子，活得是白不呲咧的，还谈得上什么品牌？

每天下午，我母亲这个“超龄团员”都偷着跑回家给我喂奶吃，久而久之就成了不能克服家庭困难的“落后”表现，在入党问题上轻而易举地让别人抢了先。我父亲不干了，两口子心一狠，就把我给扔进了一个街道幼儿园。

那时候的幼儿园可比不了现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一个阿姨带百十个孩子，跟放羊差不多。那个破幼儿园里有个倒霉阿姨，见天儿的把我给捆在床枨上，吃喝拉撒都在眼巴前屁大点的一块地界儿，俩眼睛哭得跟烂桃似的。幸亏我当时不懂人事儿，要不然，非告她虐待祖国的花骨朵儿不可！

还就仗着姥姥每天接送，看着我那“惨相”，老太太急了，跺着脚说：“没人看我看！”便把我打“虎口”里救了出来。

于是，本人这一生的记忆，就从拽着我姥姥的衣襟儿起，一步步地伸展开来……

我们家就住在长安街的边上，姥姥买菜、串门都要带着我。后来可能是因为不方便，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架竹编的破童车，把我往竹车里一搁，再把竹车往马路旁的树干上一绑，老人家就该干吗干吗去了。

嘿，我姥姥个纂儿的！她可真放心，就不怕我被“拍花子”的给拍走喽？

其实您不知道，五十年代的北京，那可真称得上是“黄金时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和人的亲和力还特强。我们伟大的党和政府在开国的头十年，用计划经济打造出了一个让所有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们“回味无穷”的和谐社会。但也有遗憾，就是家里头的早餐，永远是烤在炉台儿上的那几块红瓤白薯。

姥姥每天带我到长安街的边上玩，哄我看马路上的大汽车，她就一边择菜一边和小脚老太太们聊大天儿。

长安街上的那些刷着红蓝两色油漆，努着大鼻子，“突突”冒着青烟的柴油汽车，老半天才过去一辆，我就没了耐心，倒是趴在破竹车里，每每长街西望，但见蓝天如洗，群山延绵。那山近得，仿佛就在我们家的后院，最多是我住的这条胡同的西口儿。层峦叠嶂，郁郁葱葱，迈腿即往，举手可及。

那雄峰百仞，去天一握的西山，让我的小脑袋里浮想联翩：大汽车开到那儿该怎么走？飞过去？我特别想知道是不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于是就闹着要进山，我姥姥自然是不答应，于是祖孙俩面向西山“对”得楹联一副。

上联是：“姥姥带我去。”

下联是：“望山跑死马。”

正赶上父亲下班，又给了个横批：“歇菜！”

晚上，钻进姥姥的被窝里，仍旧对“后院”的西山念念不忘，就没完没了地叨唠：“姥哇，您说那山上都有什么呀？”这个满腹文章的老太太，出口便吟诗一首。

诗曰：“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盆儿，盆儿里有个罐儿，罐儿里有个碗儿，碗儿里有个小孩儿讲故事。故事讲的是：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盆儿，盆儿里有个罐儿，罐儿里有个碗儿……”于是，我就睡着了。

翘首长街览西山——这是迄今为止能回忆起的，在我的人生中最久远、最深刻的记忆，它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1960年以前。

我的记忆既然是从山开始，也算是有“山缘”了，一位朋友曾掰着手指头“算”，让我在一张白纸上随便画点什么，我就顺手画了座高山，于是他就撇着大嘴说我是“土命”。

我认头了。土能生金，土养万物，咱何乐而不为？

成人后游历了不少名川大山，拜谒了许多古刹禅庙，尤其是在喜欢上了收藏古代陶瓷以后，没事儿就能想起我姥姥说的庙里那些“盆儿了罐儿的”，只是一件也没有“捞着”，却满眼是破塑料袋儿和垃圾，好不令人扫兴。

幼儿园里的“幺蛾子”

1960年以后，我被送进了“国家民委幼儿园”，境况就大大地改观了，那可是一个“五十多个民族五十多枝花”的欢乐大本营。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好像还没有最后确定是五十六个民族。幼儿园是一座灰色的二层小楼，和民族饭店一南一北的隔着长安街，斜么茬儿的打了个“照面儿”。

晚上趴在窗台上，能看见民族宫的霓虹灯，那是西长安街在入夜前唯一的、短暂的缤纷，总是让我产生一种莫名的激动。每当电报大楼的钟声还没敲完，孩子就都进入了各自的梦乡。在这里，我慢慢地就不想家了，甚至不想我姥姥了。

大约在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我那爱出幺蛾子的秉性便开始显露出来，成了班里最淘气的“孩子头儿”。

有一天中午下大雨，我光着脚偷跑出去淌水，淌了两脚的稀泥，上床以后觉得这脏脚丫子没地儿放，一抬腿往墙上一踹，“吧唧”白墙上就是一个黑脚印。坏了！这黑脚印怎么擦也擦不掉，只好用手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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