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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老霍苦着脸说：“取消过两个月，后来又偷偷恢复了，连那俩月的也补发了。”

“噢――”

“还有……”老霍偷眼看看颜哲的表情，欲言又止。颜哲很平和地示意他说下去。“还有赖安胜的工资，是他给自己定的，每月25元。你知道的，第一任的胡场长是国家干部，工资是从县财政拨发的，不影响咱场的分红。胡场长和另外三个下放干部走后，农场里就只剩下我有工资。赖场长不是国家干部，他的工资只能从全场的分红中扣出来。”他又看看颜哲，小心地说，“当然，你从6月份当了场长后，这笔工资就该发给你。我只是请你指示，赖安胜当场长那段时间的工资还发不发？他的工资还有俩月没发。”

颜哲沉默一会儿，说：“还有吗？”

“还有庄副场长的生活补助，原来没他的，因为那时的生活补助只给老农。后来，就是闹过那场风波之后，赖安胜也给他定了五元，和老农们一样待遇。”

“噢――老霍你先回去吧，我考虑一下明天给你答复。你做得很对，既然我当了场长，这些情况是该告诉我。”

老霍如释重负地走了。

如今腰包鼓胀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仅仅每月五元的秘密补助会在知青中闹出一场大风波，但事实确实如此。这场风波是崔振山最先鼓弄出来的。去年秋收过后，有一天颜哲在我宿舍里闲聊，崔振山匆匆闯进来：

“颜哲我告诉你个惊人消息，原来咱农场的18个老农都有秘密补助，每月五元！”

“真的？你从哪儿得的消息？”

“绝对可靠，我从理发员宋三德那儿诈出来的。”

他与宋三德住一个宿舍，昨晚他睡得早，屋里只有宋三德在哼曲剧。另一个老农老初进来，喊：

“三德，老霍喊你去领――”

三德忙咳嗽，指指里屋床上，老初立即噤口，出门走了。崔振山是何等精明的人，从这半句话里就猜到个八啦哗啦地摇晃着玻璃水壶。附近的花鸟市场有塑料的喷水壶，可惜它是塑料的。当然，玻璃的水壶易碎。我宽容卖塑料喷水壶九不离十，也不睡了，坐起来，懒懒地说：

“三德你还给我搞地下党呢，你们那事我早知道了。”

三德硬撑着抵赖：“啥事你知道？”

“就是老农们发秘密补助的事！”

宋三德的心眼毕竟不如崔振山，忙央求道：“振山你咋知道的？可千万不能对外人传，胡场长和赖场长都下过严令的！”

“还用我往外传？好多知青都知道啦，俩月前就知道啦。人家说就是从你嘴里传出来的。”

“我啥时候外传过了？这不是冤枉人么。”

这么三诈两诈，他从三德那儿知道了所有情况。原来对老农的秘密补助从建场半年后就实行了，那时是头任场长老胡在位。建场时来了三十几位老农，没过半年就走了一半。走的都是从“河地”来的，河地即傍河的土地，一般来说河地的土地肥沃，农活相对轻一些，收入也相对高一些，所以河地的老农们都吃不了农场的苦。留下的都是岗地来的老农，也是人心不稳。因为知青农场底子薄，分红实在太低，甚至比农村都不如，但农活强度比农村还重。胡场长为了稳住人心，就定了这么一条秘密政策。

农场和农村一样，一年搞两次分红，即夏季预分红和秋季最终分红。去年夏季分红时，颜哲这样的知青棒劳力都拿的是负数，饭量小的女知青相对好些，但平均也只有二三十元钱。如果老农们每年能拿固定的60元，再加上两季分红（他们都是最高工分，所以分红普遍比知青高），总收入至少是知青的四倍到五倍。这个差别未免太悬殊了，尤其对于颜哲、王全忠、何子建这类挑大梁的知青角色，经过一年锻炼，他们在农活上已经与老农们不相上下。

初听这个消息，颜哲和我都很气愤。不光是金钱上的吃亏，而且这么着欺欺瞒瞒的，也不是一家人的味道。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赖安胜的秘密工资，它相当于知青年收入的十几倍。崔振山怂恿颜哲，咱们不能吃这个哑巴亏，老农的秘密补助从哪儿出？还不是咱知青的血汗！颜哲你威信高，说话份量重，这事你得挑头。

我给颜哲使眼色，让他慎重。颜哲正陷于沉思，没有看到我的眼色。他考虑一会儿说：

“算啦，他们拿就拿吧。老农们家里扔一堆老老小小，不像咱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算啦，每月五块钱，确实算不上多。”

其实全场知青中颜哲在金钱上是最窘迫的。除了他说的那笔不能动用的钱款外，他得不到家庭或亲戚们一分钱的接济。只有我给他一些，但我能给他的很有限，而且他还撑着男子汉的尊严，尽量不用“女人的钱”。下乡以来，颜哲已经把他的生活水平压到了最低线，没有在衣着被褥上花过一分钱。即使如此，也得买牙膏、肥皂这类必需品呀。这两年他算是尝够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苦处，所以，连我也没想到，他在这件事上如此豁达。

崔振山没想到颜哲是这个态度，有点急了：“颜哲你咋这样稀屎？好多知青都说要找场里理论。庄学胥也说，他作为副场长，根本不知道秘密补助这件事。他甚至说了狠话，说胡场长和赖场长太独a道。光线低沉，半天了都没人在楼道出现。三到五层以及第八层楼道口安有小牛奶箱，绿色房子造型，透过自身的孔被大铁钉裁。”

这番鼓动在颜哲这儿起了反作用，他冷冷地说：“那就叫庄副场长出面呗。他甚至不用公开理论，在场部会议上提提就行了。”

“庄学胥说，由于他的身份，他不宜公开出面。他支持大家去提意见。”

颜哲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表示要送客了：“那你去提呗，你提最合适。这个消息是你最先知道的，最有发言权。”

崔振山给呛得愣了一会儿，悻悻地走了。

崔振山没有说动颜哲，但他并没有止步。那几天他在场里到处传播这个消息，很快在知青中闷出一个大火堆，火堆在悄悄地阴燃着，只等一点小风就会燃成明火。那阵儿，平素相处基本融洽的老农和知青之间出现了很深的裂隙，别说崔振山、岑明霞这样的刻薄人了，就连林镜这样豁达开朗的知青，也会笑着挤兑老农们：

“你们得多干点活，你们每月有秘密津贴哩。”

老农们红着脸，不敢再管教知青们。

那阵儿我对古人说的一句话有了深刻理解：衣食足而知礼仪。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在初中的班级里也常常发生一些争吵，像“谁偷了我的红薯”啦，“谁盛饭时净捞稠的”啦。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想想这些争吵都觉得脸红，但在当时，对于饿得前心贴后心的人来说，谁也不觉得它可笑。现在也是这样。每月五元――这个钱数确实不多，但它至少够买牙膏和肥皂，有烟瘾的人可以去买33盒大舞台香烟（一角五分钱一盒），足够打发一个月的烟瘾；黄瞎子可以去买一顶蚊帐，不用拿血肉之躯去喂蚊子了。所以，尽管颜哲和我都没参与进去，更不打算挑头，心里还是同情大伙儿的。

这时胡场长已经“解放”，调到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如果胡场长还在，以他的手腕，大概能把这场闷火消弭于未发之时。但赖安胜这块“青红砖”（北阴土话，大意为愣头青、莽撞、不会处事）却在火堆上浇了一瓢油。那天晚上他召开了全场大会，会上厉声说：

“有人在农场扇阴风点鬼火，这是阶级斗争的苗头！那些想整事的人，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是啥出身？家庭有没有问题？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竟敢反对贫下中农？”

知青们个个阴着脸。奇怪的是，老农们并没有趾高气扬，反倒个个心虚情怯，低着头，不大敢直视知青们。会场静得像座坟墓。散了会，颜哲的好友王全忠直接拐到会计室，找老霍借了一支毛笔、一瓶墨汁和几张纸。老霍太迟钝，啥也没问就给他了。此后大字报出来后，老霍为了这次“丧失阶级立场”，至少是“丧失革却又警觉的问我租这处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我是当地民间工艺品厂的业务员，我的职业是积极地在城中寻找合适的商家推介命警惕性”，又被赖安胜骂得狗血淋头。

会场上的沉默推延到了宿舍，老农和知青们都闷声不响地上在青瓦屋顶追逐，或者，已经接近尾声，猫捕获了它的猎物，眼下正挑逗。屋里的人将衣服挂在窗外，巷子中砖瓦紧凑地接着床睡觉，只有王全忠没睡，坐在自个床上打腹稿。等颜哲拿煤油灯烤完臭虫，他要过煤油灯，趴在床上刷刷地写大字报。班长老肖看出苗头不对，在床上几次抬头看他，但一直没说话。颜哲下床，看了看已经写出来的大字报标题：

“同工不同酬，合理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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