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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徐爽有个儿子叫徐元庆，处心积虑要为父报仇，于是隐姓埋名，在驿站里当了个服务生。

徐元庆很聪明，也很能隐忍，因为驿站本来就是各级官员出差歇脚的地方，只要有耐心，有朝一日总能等到仇人，但这“一日”究竟是猴年还是马月就不得而知了。

苍天有眼，竟然让徐元庆等到了机会，赵师韫就这么送了命。

好了，又一则复仇的传奇，《基督山伯爵》演完了，《连城诀》剧终了，问题来了。

唐朝是法治社会，杀人抵命，天经地义。

再说了，草民杀官，这还了得？不来个从重处理怎么压得住这股邪风？

徐元庆啊徐元庆，你要是美帝的公民，有个平民组成的陪审团表决，搞不好还真能捡一条命。

你还别说，这件案子确有争议。

因为徐元庆虽然是蓄意谋杀，但他的动机是替父报仇，而在当时，替父报仇在很多人心目中是天经地义的。

据《礼记》记载，子夏一次问孔子，对杀害父母的仇人应该怎么办？

孔子坚定地回答说，睡草垫，枕盾牌，不去做官，不共戴天，无论在市集上还是朝堂上，只要一遇到仇人，应该马上动手，有家伙抄家伙，没带家伙就赤手空拳上，往死里打！

《礼记》在唐朝地位极高，社会影响力极大，相当于今天的马列，标准的官方意识形态。

于是，问题复杂了。

唐朝不缺严刑峻法，但治国思想却是儒家的礼治精神，是“君臣父子”。

依“法”还是依“礼”，这是一个问题。

烫手的山芋最终扔到了武则天手上，一件小小的谋杀案竟然挑战到最高治国纲领，威胁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当家不知治国难啊！

武则天寻思着这天天高喊“圣朝以孝治天下”，标语口号刷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总不能言行不一吧，就指示放了徐元庆。

就在此时，传来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放不得！”

说这话的是那个喜欢念天地之悠悠的陈子昂。

陈子昂认为，徐元庆蓄意谋杀，案情清楚，按照国法应该判处死刑。但是，念他是为父报仇，情有可原，所以建议在杀了他之后大张旗鼓地表彰一番。

仔细想想，陈子昂这招的确高，“法”和“礼”的矛盾被轻松化解了，上头好办了，下面高兴了，自己为此写的《复仇议》也传为千古名篇，其中有一句确实经典：今义元庆之节，废国之刑，将为后图，政必多难；则元庆之罪，不可废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雠，其乱谁救？

徐元庆被处决了，皆大欢喜。

事情到此似乎告一段落了，但别急，几十年后，文采飞扬，逻辑缜密的《复仇议》被另一个大文豪抓住了致命的纰漏。

柳宗元。

柳宗元在仔细分析了卷宗后抛出一个疑问：徐爽到底是因为什么被赵师韫给杀掉的？

他提出两种可能：第一，徐爽确实犯了法，论罪当死，赵师韫杀他只不过是执行国法，那么徐元庆谋杀赵师韫分明就是挑战国法，犯上作乱，判他死刑乃是理所当然，凭什么要表彰他？第二，如果徐爽没犯法，赵师韫杀他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最后还像模像样搞个尸检报告，写些俯卧撑躲猫猫之类的鬼话欺上瞒下。徐元庆想替父鸣冤，无奈官官相护，不但上告无门，还给他安个“越级上访”的罪名。元庆深感绝望，悲愤交加之下手刃了仇人。

柳宗元认为陈子昂对同一个案件既依礼表彰又依法处罚是混淆是非。礼和法的意义都在于防乱，禁止杀害无辜的人，决不是互不相关的两套系统，你陈子昂这么胡乱一搞等于把礼和法对立起来，搞出两个核心价值观，使大家分不清孰对孰错。

柳宗元没有像陈子昂一样和稀泥，而是将问题条分缕析后分开来看，否定前一种可能，肯定后一种可能。

陈子昂是个诗人，柳宗元却是个思想家。显而易见，思想家考虑问题更深入，更符合儒家的“原教旨”。

现在很多人以为儒学其实就是讲讲做人，讲讲伦理。其实不然，儒学的核心在政治，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不在《论语》而在《春秋》。

据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三传”之一的《公羊传》记载：“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

“诛”在古文中表示上级杀下级，有道杀无道，正义杀邪恶。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父亲被冤杀，儿子可以报仇；父亲有罪该死，儿子报仇就会引起接连不断的仇杀，这样报仇就不合道义了。

看到没，柳宗元的观点那是相当的儒家啊。

《春秋》肯定血亲复仇，肯定先礼后法，礼比法大，这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

而自从董仲舒遍览儒家典籍，写出《春秋决狱》后，后世的官员都以此为准，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都要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而后定罪。一言以蔽之：原心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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