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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部分（第1页）

“得福！你是个用心的，悟到这一步，老爷子在天之灵应该十分欣慰了。不过——”李绶武瞄了我一眼，又向其余五老道，“诸位老兄弟可曾想过，万老临终留书，何以用右手写下‘泯恩仇传香火会六龙知天命’，却又用左手写下隐着个‘岳子鹏知情者也’的字谜呢？右手是惯常持笔之手，仅书十二字；左手原不习于行文，却写了四十四个字的《菩萨蛮》，岂不谬悖常情？”

这一问，显然把孙孝胥、汪勋如、赵太初、魏谊正都问住了。我老大哥则低头傻瞪着自己的左手、又瞪瞪右手。倒是钱静农又露出之前那种老屁股兔子哥的神色，冲我不住地点起头来，口中的答话竟似与李绶武所问者无关：“大春也颇能识书，我却问你，《礼记·玉藻》同《汉书·艺文志》相提并论起来，孰为可信哪？”

以我的一偏之见而言，《礼记》在群经之中是后起之书，西汉诸儒多讲《仪礼》，东汉诸儒讲《周礼》。《礼记》之所以受重视，多半是因为《仪礼》、《周礼》不再能通行实践，才需要靠《礼记》来作一疏证会通。此书最早且称完整而流传的是郑玄的注本，郑玄出生于西元一二七年，上距《汉书》作者班固之死已经三十五年，若以孰为近古言之，班固的《汉书》自然著述得较早。然而钱静农这么没头没脑地把一经、一史二书中略不相涉的两个篇章拿出来讨问，似乎不只是在问我：“哪一部书中之言较早出而可信？”或者“哪一部书中之言较后出而转精？”他像是要我但凭直觉应对作答。我眨了眨眼，道：“你既然瞎问、我就瞎答——我还是信班固的。”

“敢问其故？”钱静农紫脸上的五官一开，笑得更得意了。

“班固是世袭兰台令史，搞的就是纪实立言，比起搞经术思想的那些个儒生动不动就祭出一个尊经法圣的幌子来借注立说，真个是‘述而不作’，老实得多。”

“此子恐是王若虚的信徒，”李绶武摘下眼镜，似是忍不住微笑着插嘴道，“所谓‘若谓圣人之经，不当变易以就己意，则宁阙之而勿讲，要不可随文而强说也。’儒生解经，常对法说相，越解得歧骈枝蔓、越觉立异鸣高，反而因相失法。好一个‘述而不作’！那么我且多问一句：你可知静农为什么拿《玉藻》、《艺文志》来瞎问于你么？”

我当然只能摇摇头，道：“宁阙之而勿讲，不可随文强说！”

钱静农当下一拍桌面，喝了声：“好！”但见那五颗弹头给震得向上冲飞，在半空之处叫他一把攫住，接道：“《玉藻》说的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而《艺文志》说的则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如今你既然省得了万老临终所托，竟是觅一记言之人，何不便将了这五个信物，去寻那‘岳子鹏知情者也’？”

“方才你还在问：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你呢？”李绶武虎瞪起一大一小两只眼珠子，一脸麻瘢凑到我鼻尖上，仍旧狺狺笑着，道，“令尊当年要是肯不计出处安危、抗首任事，咱俩一里一外，恐怕早就把‘哼哈二才’暗中勾串洪魔的事证搜罗齐详、公诸于世，哪里容得这二厮日后在万老身边嚼舌嚼黄胡开口、唠噪出个‘周鸿庆’的案子来？即便是万老升天之后，我还等了令尊一年又五个月，结果呢？令尊毕竟辜负了我！”

钱静农搅握的那五颗子弹在此刻喀喀啦啦落入我那双不知何时竟已摊开的掌心之中。我听见万得福对我老大哥说：“他原本就该是个光棍，却到今儿才算是回了家！”

我把五颗弹头交到彭师父手上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两句话：“看光景是长了点儿见识——屋里说去罢！”

离开彭师父的家之前，他交给我一个用金怀表链条束着的布包儿，布包儿是浅蓝色薄绸袍子前襟的一角，上头还洒了几滴早已干涸、呈暗褐色的血污痕渍，链条和袍襟之间则塞着一枚钞票大小的纸方。彭师父告诉我：“听万老爷子说，里头是一卷音带——你，可以回去了。”

在这一头一尾之间，我问了他许许多多的问题。无论他怎么说，都让我觉得，“越活越回去大侠”自己那残破、飘零的大半辈子竟然像连缀着百衲衣的针黹，扃着、穿引着、补充着他身边所有的人们的生命。他从来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隅的中心，他的存在总只能衬托出其他人巨大的幸福和痛苦。如果有谁要以他个人的经历摄制成一部剧情片，则彭师父也只合是个龙套——且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谁能平庸到那个程度来饰演他的角色。他唯一值得丁点笔墨的地方是曾经偷偷摸摸练成了《无量寿功》之中所载的五层功法，然而即便如此，在施展此功之际，他的肌肤肿胀、筋肉膨臃、五官暴突、四肢肥满，浑然不再是羸瘦弱的本来面目。换言之，认识彭师父的人不会知道、也难以想像他能有什么本事。见识到他真有些本事的人则不会相信他就是彭师父。他的皮相和实体——请允许我略事夸张地把这个人物说得抽象一些——他的皮相和实体是彼此决裂、悖离且格不相容的。

事实上，在他的一生之中，也仅有两次——纯属意外的两次——让人看见了他变容易貌的整个过程，一次是在一九八二年冬天、我和孙小六逃出地遁阵，躲进武馆洗澡，听彭师母说故事的那个晚上。彭师父认为那一回泄底的原因乃是被我一天之内喊了他两声“岳——子——鹏”给吓岔了气。另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五号，那天下午警察局派员扣押了他的三轮车，还裁处了他三百罚锾，甚至告诉他三百罚锾就是九百块钱新台币。彭师父当时隐忍未发，睡到半夜里起来撒尿，再回房卧倒之际，彭师母一声惊呼，晕了过去。彭师父抬眼一看，床边梳妆台上的镜子里自己赫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那天起，原本染过肺结核、长了一身骨刺、叫煤球给熏坏了一部分脑子、又中了三次风的彭师母再也无法承受人生中一再骤然扑袭而至的惊吓。她四十岁，在意识的深处坚决地展开了一程永不回头的遁逃之旅，漠不关心的世人以为她罹患了另一种痼疾，从而无法得知：这才是她为自己所做的最彻底的一次治疗。

我曾经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去查考、核对彭师父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如何进入乃至牵动着他所处身的这个“时代的巨大漩涡”。其间——在众多早已隐身于各界且身居要津的庵清光棍暗中的协助之下——我逐渐成为一个比“年轻作家”、“知名作家”或“值得期待的大师级作家”更了不得一点的人物。即使我用化名冒充一个初中学生、写了一本生活周记，也都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卖出去二十六万册；接着，有人请我上电视主持节目，有人邀我客串演出一部名为《悲情城市》的电影（这部电影还得过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也有人重金礼聘我替吉普车、乌龙茶、眼镜、烈酒、信用卡和一种腌渍得酸不溜丢的牛蒡丝等产品当代言人；背着人，我自己其实再清楚不过，这些浮光耀影、繁华缛丽的俗世声名、成就和利益绝非来自我个人的智慧、学养或努力，它们全是老漕帮倾力发动，运用各种势力、关系、人际网络、社会资源去换来的。而且我更知道，这一切都是“预付的版税”——祖宗家门儿上自帮朋大老和一百单八将，下至潜伏在台湾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个角落里不为他人所知的庵清光棍，他们都在引领翘首，等待着、企盼着，甚至有形无形地催促胁迫着我写出这一部《城邦暴力团》，重新还原一个本该归属于他们的历史真相。

扮演所谓“媒体宠儿”、“社交名流”的一段不算短的时日里，我几乎忘了曾经作过四次失败的尝试，分别写成了四个终至废弃不用的小说开场。然而对真正的书写工作来说，这段岁月就像任何一个胆敢假借创作之名、占世界一点小便宜的艺术家所曾经示范过的那样，并非全然浪掷。比方说，一位电视台的高级主管慷慨地让我随意使用一架可以播放那种古老盘式录音带的机器，我才能够凭借着现场的交谈和声响去重建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晚上在植物园荷塘小亭中发生的事件细节——我终于知道那些警车顶上的鸣笛灯号的确是在赵太初引吭长啸之际轰然震碎的。

再比方说，一个替广告公司看管片库的老荣民为我旁证了彭师父当年的挫折和愤懑。原来自一九六年起，台北市政府便有意整顿市容、逐渐淘汰三轮车，一方面以每辆三到六千元的价格公开收购，另方面则辅导车夫转业开计程车，要不就从事其他劳动工作。有些车夫只肯接受辅导，或领取救济金，至于车辆，却宁可自行高价转卖给那些并不认为政府真会淘汰三轮车的新进同行。一九六六年初，在部分车夫集体勾串哄抬之下，一辆六七成新的三轮车可以叫价到新台币八千多。彭师父和片库那老荣民几乎是在同时上的当。片库那老荣民接着问我：“你那个什么师父后来做啥？”我说他卖了些金子买一把大关刀插在门口开武术馆。他说：“那他厉害！”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感觉有人会羡慕彭师父。

我认真想要以彭师父为主轴叙述《城邦暴力团》的念头之所以忽然出现，是在一个玄关上方悬挂着一辆三轮车、名唤“酷力”的迪斯科舞厅。那时距离我离开“人文复健医院暨护理中心”已经三年多，正确的日期是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五号。我早已忘记背后一直有人在追杀着我。

当时有一家刚开始营运的有线电视频道准备请我主持一个可以环游世界的旅游节目。频道负责人很有诚意地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湘菜晚餐，就在他和另一位制作人分别离座打电话和上厕所的时刻，三个穿一身黑西装的年轻人围近餐桌，其中一个十分有礼貌地说：“请大春先生借一步说话。”我走了大约一百步，刚出餐厅大门的第一瞬间便给那十分有礼貌的家伙两指捏住了后颈。“很抱歉，竹联孝堂——有点要紧的任务。”

遗憾的是我永远不可能知道那任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两秒钟（也许更久一点）之后，我后颈上的箍爪一松，三个年轻人像商量好了似的同时萎仆倒地，连犹如坠楼者屈体横陈的姿势都一模一样，我的后脊梁贴上来一只厚重温暖的巴掌，而底下的两条腿也猛可离了地——我这一整副身躯已经迎风向前疾速飘行着了。

“张哥变胖了！”孙小六说。

“你当上大厨了？”我盯着他那一身高帽围巾的装束，想笑，可一张嘴就吃风。

“没呢，二厨。”说时迟、那时快，孙小六“嗖”一声摘了帽子，一面加急推顶着我跑，一面低声道，“这回是‘花枝’亲自督阵，今晚非拿下张哥不可——要是拿不下来，‘二才’那边就要逼他们明天自动散伙。”

在抵达“酷力”之前，照我粗略的估算，孙小六身形过处，沿路顺手拔断了十四具公用电话，发暗器打灭了五处红绿灯，还放火烧掉三辆停放在骑楼底下的机车。我问他，这又何必？他说每一笔账都会算在附近孝堂的那些王八蛋身上，跟咱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说你这是毁损国家资产。他说张哥你还搞不清楚这世界上没有国家这种东西。我愣了一下。他在这个当儿就地一转身，肘尖抵住我腰眼、轻轻一顶，我们便进了“酷力”的大门。我说你这招顶着人兜风的本事万得福也会。他说这本来就是北平自然六合门的手眼身法步——当年他撞上叶启田杀人逃亡的那一天，万得福当街拦住他、一把扯到立体停车场躲枪战，在短短的那一程路上，他给偷偷学会的。我便是在这时抬头瞥见头顶上悬着一辆三轮车，玄关内侧的电动门随即向两旁退开，雷霆一般的摇滚乐节奏擂击着我的心脏，大厅中央舞池里一个乍闪乍灭的轮转灯球把不知是自发还是反射的光影劈打得支离破碎。我回头，趁自动门尚未全然关闭的刹那又瞥了那三轮车几眼，它是迪斯科世代因为看不见未来而摆布出来的复古场面，斑驳故壮丽，犹如供应漫不经心的观光客朝圣快门下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显像的废墟。时间并不连续而世界从未完整。一个我失落已久的句子闪了出来——或许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或许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彭子越远走山东拜师学艺一去一年又半，艺成不成没人知道，带回来个粉妆玉琢的大闺女倒是惊动了一胡同的街坊。众口争夸，那泰安姑娘模样儿俊俏，人也老实，只身骨看来略嫌单薄，怎么跟了彭子越却颇费疑猜。彭家两房三代二十几口人全是闷葫芦罐儿，谁问起姑娘出身来历，只说是亲戚。兴许也是怕起口舌，彭子越回家三天，便一个人搬出拐棒胡同，自往干面胡同与他那打光杆儿的娘舅同住。这一来落了形迹，又惹人闲话了大半年，有说那姑娘是船妓出身的，有说那姑娘是整编七十二师杨师长姨太太的，也有说那姑娘是个举目无亲的流亡学生的，无论怎么说，结论总一致：怎么看上彭子越的？真是。

彭子越游学归里，仍不见出息。原本的武馆不肯再容留，他只能跟着娘舅拉洋车。从东四牌楼到东单牌楼、从皇城根儿到地安门、从天坛到雍和宫。他自己无车不在行，更非俗称“四脚班子”——也就是类似人力车夫工会组织——的一员，仗着他娘舅在班子里算个“头把式”，十天倒有八天给安派一辆车、一条路线，干的是“替丁儿”，又名“挨诸葛”，全靠“四脚班子”大伙帮衬，分匀些活计让他混口饭吃。跑得一块钱车资，实拿八角，两毛归公，比起刚入行、随老车把式推车认路的“跑轮儿徒弟”要稍稍敷裕些个。

活该小人贱命还要碰上霉运消磨。九月二十四号这天，白日当空，街头突然宣布戒严，各处牌楼上的阔嘴喇叭呜呜乍响，路口凡有警察亭子的地方也时时可以听见哨声起落。不多时，打从前门起，绕皇城兜圈儿的几路电车全没了踪迹，倒有一列载着武装兵士的敞篷卡车自海淀方向开来，逢着大马路口便跳下一批荷枪实弹的队伍，人人瞠目游睛、四方胡乱扫视，仿佛随时要扑灰赶尘的模样儿——凶恶肃杀之中确乎还透着些无的放矢的仓皇气。

这是冀察绥靖公署派出的部队，据线报四出查捕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电台主持分子和间谍组织。行动发起不到两个钟头，也就是当天近午时分，便传出逮捕“高阶层潜附匪谍首谋”多人，其中赫然包括保定绥靖公署的设计委员余心清、情报处长谢士炎、副处长丁行之、参议梁蔼然，以及三五个秘书、参谋之类的人物。

另一方面，出马协助冀察绥靖公署侦缉匪谍还有“保字号儿”里的人物，此人姓徐名亮，一向在京、沪一带协调帮会合作事宜，此番亲自北上，手下率领了“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辖下三十多名便服赤手的练家子。这一拨人马在此次任务之中负责捕拿的是另一批对象，其中有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科长董剑萍、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董肇筠、贝满女中教员田伯严、北京大学学生李恭贻、孟宪功、电台主持人李政宣和一个神秘的江湖人物。这些人各司其职、所事亦异，却有一个共通之处：他们都是身怀绝世武功的高手，翻刀弄掌、飞檐走壁，无不精湛——尤其是那个神秘的江湖人物。此人来无影、去无踪，亦不立姓名字号，只知道董剑萍等六人早年都是此人门生，经其指点开悟，才成就了各人一身的武艺。究其实而言之，今番冀察绥靖公署之所以发动这么一桩规模空前的捕谍行动，据闻竟是“保字号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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