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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1页）

，我如此熟悉的天空，那骚动不安、不可企及、像阿兹特克的大锅炉般的天空，在这样的天空下，我跟所有那些墨西哥诗人和阿图罗？贝拉诺在一起，在绝对的幸福中感动不已，贝拉诺才十六七岁，我看着他开始成长起来，1973年他决定回祖国参加那场革命。除了他的家人，我是惟一去巴士车站为他送行的人，因为他打算走陆路，那是一次漫长的旅程，极其漫长，充满了危险，那是所有贫穷的拉美男孩的起程之旅，要穿越这片荒谬的大陆，阿图罗？贝拉诺从巴士窗户探出身来向我们挥手告别时，不仅他母亲哭了，我也哭了，那天晚上我就在他家里睡了，主要是为了陪陪他母亲而不是别的，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就走了，尽管除了几个常去的酒吧和咖啡店我无处可去，可我还是走了。我不喜欢滥用别人的好客。1974年，阿图罗回来时完全变了一个人。阿连德下台了，他的义务已尽，或许这是他妹妹告诉我时的说法。阿图罗尽了他的责任，他的良心，一个年轻拉美男子可怕的良心，这本身无可谴责。9月11日，他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出来活动。他在一条荒凉的街上站了荒谬的岗。他夜间出去，目睹了很多事情。几天后，他在一个边防检查站被捕。他们没有拷打折磨他，但关了好几天，期间他的表现像个男子汉。墨西哥的朋友们，墨西哥城的夜晚，诗人们的生活在等待着他。可是他回来后早已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他开始跟其他更年轻的人、鼻涕都擦不净的十六七岁的孩子们出去玩，他遇到了乌里塞斯？利马（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发觉这个影响很坏），他开始取笑所有的老朋友，瞧不起他们，看什么都像但丁似的，好像刚从地狱回来，或者不是但丁就是维吉尔本人，这个敏感的孩子，他开始吸大麻烟，那腌臜的毒品，贩卖我甚至都不屑去想的东西。不过，凭良心说，他跟过去一样善良，我知道他依然很善良。所以，我们碰到时（纯属偶然，因为我们经常聚会的已经不是同一拨人了），他会说你好吗，奥克西里奥，或者在布卡雷利大街的人行道上大喊救命，救命！救命！像只猴子般四处跳跃，手里拿一份玉米面豆卷或者一块比萨，总是跟那个叫劳拉？郝雷吉的女孩在一起，这个女孩漂亮极了，可是心肠却比一个黑寡妇还黑，跟他经常在一起的还有乌里塞斯？利马和另外一个智利小男孩费里佩？穆勒，有时我甚至也跑到他们一伙里去，但他们说的全是格里格里科［1］Glíglico是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在其小说《跳房子》中发明的语言，用来表达一种与外界隔离的感觉。［1］，就像《跳房子》里的人那样，你能看得出，他们喜欢我，能看得出他们知道我的分量，可是他们讲格里格里科，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凭这点最终还是把我拒之门外。不让人觉得他们在嘲笑我！他们听我的！可是我不会讲他们的格里格里科，而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又不放弃他们的俚语。那些被人遗弃的可怜的孩子。情况是：没有人想要他们。或者说谁也不把他们当回事。或者有时你会有这种印象：他们太高估自己了。一天有人对我说：阿图罗？贝拉诺离开墨西哥了。接着又说：但愿这次他不再回来。对此我实在很恼火，因为我一直都爱着他，我没准还斥责了说这话的人（至少在精神上），可我最关心的是打听他去哪儿了。然而谁也说不准：说去澳大利亚、欧洲、加拿大，什么地方的都有。接着我开始想起他来，开始想到他的母亲，那么宽宏大度，开始想到他的妹妹，想起我们在他家做肉馅卷饼的那些下午，想起那次我做了面条，为了晾干，我们在厨房、在餐室、在亚伯拉罕？冈萨雷斯大街上的那间小小起居室里，到处都挂上了面条。我什么事都忘不了。他们说这是我的毛病。我是所有墨西哥诗人的母亲。1968年，当狂暴的警察和军人开进大学时，我是惟一坚持到底的人。我独自一个人待在系里，关在卫生间里，长达十天、十五天不吃东西，具体几天我想不起来了。陪伴我的只有一本佩德罗？加菲亚斯的书和背包，穿着一件白衬衣和一条皱巴巴的蓝裙子，在这个世界上我有的是时间想而又想。可当时我却无法回想阿图罗？贝拉诺，因为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我心里对自己说：奥克西里奥，坚持住，你要是出去了，他们会把你投进监狱（或许驱逐你回蒙得维的亚，因为你天生永远收拾不好自己的证件，你这个傻瓜）他们会唾你，会揍你。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坚持下去。抵抗饥饿和孤独。我先是坐在马桶上睡了几个小时，就是这一切开始时我正坐在上面的那个马桶，虽然人已极度虚弱，我还是相信它会给我带来好运，可是睡在马桶上太不舒服了，最后我索性蜷缩在地板砖上睡。我一个劲地做梦。不是噩梦。而是音乐般的梦，透明的质疑之梦，还梦见光亮安全的飞机在寒冷、明媚、湛蓝的天空上横穿拉美大陆。我醒来时人已经冻僵，而且饥肠辘辘。我向窗外望出去，卫生间的那扇小窗户外面，在拼图般的校园残片中，我看到了新一天的清晨。那天早晨我在哭泣和感谢天国的上帝声中度过，在这样的天国，谁也不会断水。千万别生病，奥克西里奥，我对自己说，喝你能弄到的所有的水，但千万别生病。我脊背靠着墙滑到地板上，我又打开佩德罗？加菲亚斯的书。我闭上眼睛。我大概睡着了。后来我听到了脚步声，我又藏进格子间（那个格子间就像我永远不曾拥有过的小卧室，那个格子间就是我的战壕和我的杜伊诺宫，我在墨西哥的主显节）。接着我又开始读佩德罗？加菲亚斯的诗。然后我又睡着了。我又从小窗向外眺望，我看见了高高在上的乌云，我想起了奥特尔博士［1］奥特尔博士（，1875—1964），本名Gerald　Murillo。墨西哥画家，画作主要表现他个人对墨西哥火山的着迷。［1］的画和《最明净的地区》［2］La　region　más　transparente，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的小说代表作。［2］。接着我又开始想些开心的事。有多少诗我烂熟于胸呢？我开始背诵起来。轻吟着我记得的那些诗，我真想把它们写下来，但我却只有一支钢笔没有纸。后来我又想：你这个傻瓜，在这儿你能找到世界上最好的纸啊。于是我拿了点卫生纸开始写起来。后来我又睡着了，做起梦来，噢，太荒诞不经了，梦见了胡安娜？德？伊瓦沃罗［3］胡安娜？德？伊瓦沃罗（Juana　de　Ibarbourou，1892—1979），乌拉圭诗人。［3］，梦见她的那本1930年出版的诗集《风之玫瑰》，梦见她的处女作《钻石的语言》，多么漂亮、多么美丽的书名啊，仿佛一本先锋派诗集的书名，一本去年刚出版的法国书，事实上那是1919年出版的作品，换句话说那年她才二十七岁。那时她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女人，整个世界就在她脚边，所有的绅士们准备好了优雅地按照她的吩咐去做（那些绅士已经不复存在，但胡安娜还活着），所有的现代派诗人准备为诗歌而献身，所有那些顾盼的眼神，所有那些漂亮的言词，所有的爱。然后我又睡着了。然后我又醒来，一连几个小时，或许好几天，我为流逝的年华，为我在蒙得维的亚度过的童年，为那些至今还困惑着（甚至比过去还让我困惑）、我宁肯不想谈论的面孔而哭泣。我已经忘了自己在那里囚禁了多少天。我从窗户里看着鸟儿、树木，从看不见的地方伸出的树枝、灌木、草丛、乌云、墙壁，我看不见有人，也听不到任何声响，我不知道自己在里面待了多久。后来我开始吃卫生纸（部分原因可能是想起了夏洛特），不过，只是一小片，我没有那个胃口吃得更多。后来我发现自己完全没有了食欲。后来我捡起写过东西的卫生纸，把它们扔进马桶，然后拉了下链子。冲水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想我犯糊涂了。我想：尽管我很聪明，并且付出了很多牺牲，我还是犯糊涂了。我想：毁掉自己写的东西是多么诗意的举动啊。我想：我要是吞了它们就好了，因为我现在糊涂了。我想：写作是徒劳的，毁灭是徒劳的。我想：因为我写作，我才挺住了。我想：因为我毁了自己写的，他们会找到我，抽打我，*我，杀了我。我想：这两个行为是互有关联的，写作和毁灭，躲藏和被发现。后来我坐在马桶上闭上眼睛。后来我又睡着了。后来又苏醒了。我的身体禁锢成一团钢筋。我绕着卫生间慢慢地活动，照了照镜子，梳了梳头发，洗了把脸。噢，我的脸太难看了。现在的样子会让你联想到什么。后来我听到了人声。我想，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了。那感觉就像鲁宾逊在沙地上发现了脚印。不过我的脚印是人声和门砰的关闭声，好像大理石墙忽然像雪崩般倒塌在大厅里。接着弗姆沃纳教授的秘书鲁佩打开门，我们俩站在那儿面面相觑，俩人都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我想，这一震惊让我晕过去了。我再次睁开眼睛时人已在里乌斯教授的办公室（里乌斯是一个非常勇敢、英俊的男人！）周围是朋友们和熟悉的面孔，是大学里的人而不是士兵，更奇妙的是我开始哭起来，根本无法连贯地描述究竟发生了什么，虽然里乌斯不断地鼓励着我，他对我的经历似乎一下子很感动又很震惊。这就是我的经历，年轻的朋友们。这个传奇乘着墨西哥城和1968年的风撒播开来，中间又穿插进死者和生还者的事迹，现在人人都知道了有个女人在那个美丽悲惨之年，在自由惨遭涂炭之际还待在大学里。我已经有很多很多次听别人讲这个故事，在他们的讲述版本中，这个女人关在卫生间里十五天没有吃东西，是个学医的学生或是托雷？德？雷克托里亚的一个秘书，不是没有证件没有工作，甚至没有地方搁一下脑袋的乌拉圭人。有些版本中的主人公甚至不是女人而是个男人，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学生或者一个患肠胃病的教授。我聆听这些故事，这些有关我的故事的不同版本时，总是一言不发（特别是没有喝醉的时候）。如果喝醉了，我就尽量低调处之。根本没有这回事，我说，这是大学里的传说，是城市传奇，这时他们就盯住我说：奥克西里奥，你是墨西哥诗歌之母。我说（如果喝醉了就会吼叫）：不，我谁的母亲都不是，不过我认识他们所有的人，所有墨西哥城的年轻诗人，那些出生在这里和外省来的年轻人，还有那些乘着风潮从拉美其他地方刮到这里的人，我爱他们所有的人。　。。

第二部荒野侦探（22）

5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接着我对他们说：好吧，小伙子们，如果这瓶梅斯卡尔酒喝光了我们该怎么办？他们说：我们下楼再去买一瓶，萨尔瓦铁拉先生，阿马德奥，别担心。因为心里踏实了，或者至少受到了鼓舞，我美美地喝了一口，把杯子一倾而空。过去他们酿的梅斯卡尔酒醇美之至，在我们国家也算得上最好的了，没错，先生，我站起来，走到自己的藏书前，落满灰尘的藏书——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擦过书架了！——不是我不再爱护那些书，肯定不是，而是因为生活把我们弄得如此脆弱，同时还不断地麻痹我们（几乎让我们难以察觉，先生们），有些人，尽管我没有碰到这种事，甚至被搞得恍恍惚惚，有的最后落得个只剩个从中分裂的左半边大脑，这是描述记忆问题的一种说法，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两个小伙子也从座位上站起来，我能感觉得出他们在我脖颈背后呼吸的气息，当然这只是形容而已，我没有转过身，问吉尔曼或者阿克莱斯、曼努埃尔说我提到过干什么工作了没有，我靠什么生活。他们说没有，阿马德奥，谁也没有对我们说过任何这方面的事儿。接着我很排场地说，我写作，我想我一定笑了，或者咳嗽长达好几秒，我靠写作为生，小伙子们，我说，我和帕斯是这个可恶的国家仅有的两个靠写作谋生的人。他们呢，当然，依然令人激动地沉默不语，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的话。就像人们说吉尔韦托？欧文那样沉默着。接着，我依然背对他们，盯着我的藏书的书脊说：我就在附近上班，在圣托？多明戈广场里，我主要写诉状、祷词和书信，我又笑了，笑声的力量激起书里的尘土，这时书名、作者以及我放着昔日没有发表的文稿的夹子能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也笑了，一阵短促的大笑从我的脖颈背后扫过去，这两个小伙子挺克制，直到我终于设法找到了要寻找的那个夹子。给你们，我说，我的生平，顺便说一下也是塞萨雷亚平生留下的一切都在这儿了。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先生们：他们并没有贪婪地扑向文件夹，然后迅速翻阅这些资料，而是站在那里问我写不写情书。我什么样的书信都写，孩子们，我告诉他们，然后把夹子放在地板上，又在杯子里斟满苏西达斯牌酒，母亲给孩子的信，孩子给父亲的信，女人给狱中丈夫的信，当然还有情人的信，情书写来最妙，一来天真烂漫，二来又那么情欲缠绵，简直就像杂货店老板的货架，各种东西无所不包，有时捉刀人还会添加些自己的创意。多美妙的工作啊，两个小伙子说。在圣托？多明戈的拱门下度过三十年后，一切都今非昔比了，我说着打开夹子，开始浏览那些资料，寻找我拥有的惟一的一份《卡沃尔卡》，那份塞萨雷亚怀着极其隐秘和兴奋的心情编辑的杂志。

华金？芬特，埃尔？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莱昂纳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联邦区郊外，1977年1月。

有些书你无聊的时候可以看。这样的书多不胜数。有些书你平心静气的时候可以看。在我看来，这种书最好。有些书你忧伤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开心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渴求知识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绝望的时候可以看。乌里塞斯？利马和贝拉诺他们想写的就是这种书。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不妨以一个普通读者为例，这个人头脑冷静、成熟、受过教育，过着多少还算健康的生活。经常买书和文学杂志。你可以拿他为范例。这种人会读你平心静气的时候写的东西，但读其他任何种类的书时都会带着一副批评挑剔的眼光，公正冷静，不会有荒唐或者令人惋惜的共犯之嫌。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希望自己没有冒犯到任何人。我们再来说说绝望型读者，这种人大概是为绝望文学而生的观众。我们会发现什么呢？首先：这样的读者往往是青少年或者还不成熟的成年人，缺乏安全感，神经质。属于那种操蛋白痴（请原谅我这样说），读了《少年维特的烦恼》后就想自杀。其次：这种读者有局限性。为什么说有局限呢？很简单：因为他只读绝望型作品或者给绝望者写的书，这是一回事，这种人或者变态分子是不可能通读比如《追忆逝水年华》或者《魔山》（以我的愚见，这是镇定、冷静、纯粹文学的典范之作）这种作品的，也不会去读诸如《悲惨世界》或者《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的。我的意思说清楚了吗？好的。于是，我劝告他们，说服他们，警告他们，提醒他们面临的危险。我这样形同跟墙说话。还有甚者：绝望悲观的读者就像加利福尼亚的金矿。他们迟早会耗光的！为什么？太显然了！一个人不可能在绝望中过一辈子。最后，身体会背叛的，这种痛苦会变得忍无可忍，最后，透明物体就会从巨大的冷泉中涌出。绝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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