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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把珍妃扔下井的。所以看见崔就生气伤心。于是，正红得发紫的崔玉贵，当即被撵出皇宫。崔玉贵是慈禧太后之弟桂祥（即隆裕皇后之父）的干儿子，桂公爷劝他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呢？”而崔自己，也看得很清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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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蝉落叶（4）

自从西安回来后，老太后对洋人就变了脾气了，不是当初见了洋人，让洋人硬磕头的时候了，是学会了见了洋人的公使夫人笑着脸，拉拉手了。把珍妃推到井里的事，洋人是都知道的，为了转转面子，就将罪扣到我的头上了。这就是老太后亏心的地方。说她亏心并没有说她对我狠心，到底还留我一条小命，如果要拿我抵偿，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想起来，我也后怕。自从离开宫以后，再也不敢沾宫的边，我怕把小命搭上。为了欺骗舆论，安慰自己，西太后还追封珍妃为“恪顺皇贵妃”。这个凄绝的宫廷悲剧，演到最后一幕，竟是如此的峰回路转。但仔细想想，又是极简单和必然的。崔玉贵之话，该使一切在政治剧里主动或被动地扮演大小角色者惊心自惕。可惜，绝大多数剧中人，在轮到他们粉墨登场时，总是健忘的。珍妃死后，一直博得人们的同情。清代士大夫同情珍妃，其实是哀皇帝的不幸，哀他无能，无能到连自己心爱的女人也无力庇护。所以，有恽毓鼎的《落叶词》：“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这是旧式文人的一种传统理念。

民国以后，文人更爱直接关注珍妃，将她政治化和理念化，把她塑造成一个改革家，这固然是一种说法，也有很强的戏剧性，但到后来，几乎成了一切清末宫廷戏的套路，却似乎大可不必。珍妃无疑是光绪身边唯一能谈点政治的女人，但她的政治主张究竟是什么，恐怕并没有人知道而只能猜测。因为真正属于光绪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含混不清的。在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发起的持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其实质是“中体西用”。这场运动的真正舵主，应当归于慈禧太后。至于戊戌变法中，究竟哪些政治理念属于皇帝，哪些属于康、梁维新派，完全可由学术界再作讨论，但在我看来，光绪的总体思路，并没有跳出“中体西用”的窠臼。另外说来，慈禧与光绪间的宫廷斗争，固然是一种残酷的政治行为，但并非都是是非之争和新旧之争。即便在戊戌政变的重大关头，这种斗争也仍然包含着母子之间的权力纠葛，如同慈禧与珍妃之争，包含着民间家庭古今常见的妇姑勃，这里的道理，其实是无需多作解释和论证的。就今天所能看到的珍妃史料而论，我对这位雄心勃勃气度不凡的女士一直难下更高的判断。我可能过于拘谨了。女人是很难琢磨透的，咸丰年间，谁又料想到兰贵人后来会成为事实上君临天下四十七年的女主？就史论史，过于拔高珍妃的历史地位，显然还证据不足。　珍妃确是不幸。她的不幸，自然始于她的入宫，始于她做了慈禧太后的儿媳妇。据说当初光绪选后妃时，最中意的其实是江西巡抚德馨的女儿。他走到德家小姐面前，正想递出表示中选的如意，慈禧在一旁忍不住大喊了一声“皇帝！”光绪不得已，才改选隆裕后。酷爱听戏的德家小姐，失去了母仪天下的机会，和其他入围决赛圈的秀女一样，仅获赏赐四匹大缎。后来她嫁给内务府某郎中，应当说，她是最幸运的。

同样不幸的女人还有隆裕。她的婚姻生活毫无乐趣，　40岁就做了寡妇，大清退位诏书也是她签的字。而在野史里，隆裕还是个善妒、打小报告、陷害珍妃的反派人物。她的弟弟增锡说：“历史对隆裕是不公平的。因为在慈禧和光绪之间，隆裕成了一个牺牲品。”增锡的孙子那根正说：　“隆裕真正是清朝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当年无辜地被选进了宫，无辜地嫁给了皇帝，又无辜地被皇帝讨厌。”“在整个历史中，隆裕只是个陪衬，人们可以说珍妃的悲剧，但是隆裕的悲剧谁关心过呢？”

五颐和轩依然闷热。颐和轩北面那口小小的井，就是珍妃的殉难处。挂着一块说明牌，叫做“珍妃井”。民国年间，被逊清小朝廷封为“端康皇贵妃”的瑾妃，曾在“珍妃井”　旁，为妹妹建立过一个小小的灵堂，叫做“怀远堂”，又在堂中设立了一块“精卫通诚”的匾，可见她们姐妹情深。遗憾的是，这些文物如今都不陈列了。游廊西侧的乾隆花园里，传来一阵蝉鸣，打破了宁静的氛围，也激起我的遐想。记得电影《末代皇帝》中，拍了一只宫中的老蝈蝈，这是导演贝托鲁齐的神来之笔。如今欢唱的知了，显然不会那么长寿，没有见过慈禧、光绪和珍妃。但它们是不是九十年前知了的后代，住在宫中的大树上，繁衍了一代又一代呢？清末钱塘九钟主人所撰《清宫词》中谓：“宫井不波风露冷，哀蝉落叶夜招魂”，珍妃的亡灵有蝉儿相伴，亦可安息了。

1991年7月初稿

1995年修订

2003年再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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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谈时事逞英雄（1）

莫谈时事逞英雄——康有为“公车上书”的真相

冬日的太阳从铅灰色的云层中露出慵倦的身影，像个白乎乎的盘子孤零零地悬在空中，不刺眼，也没有丁点儿暖意。前些天下的那场雪早已融尽，只剩下路边行道树的根部还残留着一圈圈白色的痕迹。　空气中弥漫着凛冽的寒意，伴随着不时刮来的朔风，驱使行人匆匆赶路，而不像秋天的上午，可以悠闲地散步，看看街头的橱窗，看看挺拔的穿天杨树干上长出的一只只神秘莫测的大眼睛。但我不愿悠闲地呆在翠明庄招待所暖融融的房间里，如同每次来京那样，我总给自己的空余时间安排了凭吊故地的寻访计划。这天，我要去的地方是达智桥胡同。　达智桥胡同，清代的地名叫做“炸子桥”，也有写作“诈子桥”的。桥在何处？桥名何意？均不详。反正现在没有桥，也没有谁去猜想它从前的命意。我沿前三门大街拐至宣武门外大街南行，走不多远，从一个正在推销有奖储蓄的小邮电所旁边拐弯，就看到了胡同的路牌。这是条极不起眼的小巷，长二百米，宽五米，西头通往校场五条。

除了住户，留意它的人很少，但在明清两朝，这里却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地方，著名的松筠庵和嵩云草堂都坐落在这条小小的胡同里。　松筠庵原是明朝嘉靖年间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的宅第，现在的门牌为12号。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曾因上奏反对大将军仇鸾与蒙古首领俺答汗通商互市而贬官。仇鸾事败后，明世宗念其反仇有功，将他一年里连续提拔四次。首辅严嵩也因与仇不睦，将杨引为同调，对于杨的升迁起过直接的推动作用。但杨继盛认为严嵩是比仇鸾更坏的奸臣，毅然弹劾严嵩“十大罪”、“五奸”。上奏前，他斋戒三天，回心静思，决心以天下社稷为重，义无反顾地与严嵩抗争。旋被捕下狱，历尽酷刑折磨而不改初衷。《明史》记载说，他受刑昏迷，半夜醒来，用尖锐的瓷碗碎片刮去身上发炎的腐肉，再用手将刮不干净的筋膜弄断以疗伤。前来探视的狱卒吓得差点儿将手中的油灯打翻，而“继盛意气自如”，是个刚强的铁汉。三年后，严党仍不放过他，将他判了死刑。杨夫人伏阙上书，“愿斩臣妾首以代夫诛”，严嵩扣压不报。临刑前，杨继盛赋诗：“浩气还太清，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夫人亦自缢殉夫。杨氏夫妇就此成为天下闻名的忠烈，故居被改作松筠庵。到了清乾隆年间，松筠庵又被辟为祭祀杨继盛的祠堂。杨继盛生前所住的房屋，题名为“景贤堂”，当年书写弹章的书房，扩建为“谏草堂”。他上谏弹劾仇、严的两篇奏稿，被镌刻成八幅石刻，连同后人的纪念墓志和序跋，一同镶嵌在景贤堂的东、西墙上。四周筑起回廊，堆起假山，林木扶疏，景色雅致，成为宣南一带士大夫雅集聚会的重要场所。光绪年间，清流党人每每在此议论时政，一时殿陛风生，万众瞩目。台湾学者高阳在《明朝的皇帝》一书中说：

杨继盛身后享名之隆，古今言官第一。做官原是义利并取而不侔的一件事，宰相既富且贵，名利双收；疆臣起居八座，煊赫一时，只要所做所为有利于国计民生，个人私欲如何，固可以不问。但唯有言官，只许以名，不许以利；因此有志于做言官，固不妨以获大名自期。就此意义而论，杨继盛得报不菲。北平数百年古都，多少名公巨卿的园林，归于瓦砾，而杨继盛的故宅，巍然独存，那就是北平宣武门外达智桥的松筠庵。然而高阳想错了。你若在大街上问一百个北京人松筠庵在哪里，保险一百个人答复全是“不知道”。时下出版的各种北京游览图册，从不著录松筠庵在何处。我在到处寻找它却一时无处可寻的时候，也曾揣度过它的废圮颓败，但当我终于来到松筠庵旧址凭吊时，满目疮痍的景象仍然大大超出我的料想而使我震惊：各堂室的匾额毁于“文革”，谏草堂改为居民住房，景贤堂成为街道工厂堆放杂物的仓库，假山林木亦已荡然无存，每块空地都见缝插针般地搭起了平房，比上海的棚户区还要拥挤不堪。我问一位住户，松筠庵还有什么遗迹？她指给我看景贤堂后墙约二米高处，镶着宣统二年重刻“松筠庵条规”石碑，也被一大堆蜂窝煤叠峦重嶂般地遮挡住了。

我从东北角门退出，发现原先的山门（现已堵死）外侧的墙壁上，立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名称是“杨椒山祠”。旁边是居民委员会贴出的标语：“搞好爱国卫生运动，把首都建设成优美清洁的城市！”一个孩子站在风中傻傻地吸着鼻涕。当年松筠庵，南北长七十五米，东西宽三十六米，占地约二千七百平方米，前后三进。其中各种建筑、住房和花园占去大部分面积。清人昭涟《啸亭杂录》称之“地甚湫隘……想见当日（杨继盛）清贫之状”。这为我们了解明清两朝“司局级官员”的居住状况提供了参考依据。　历史考据有时缺乏直接的材料，但从零碎的记录中，往往也能找到有用的旁证。以“清贫廉正”著称的杨继盛，居住如此规模的宅院仍被清人认作“湫隘”，尚书、侍郎级大员的府邸又该是怎样的规格？四合院是一种舒坦恬适的平面式建筑，规模从小型到大型，变化繁多。

鲁迅1924年在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购下的寓所属于典型的小四合院，仅有一进，占地面积五百平方米。他当时的社会地位，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长、佥事和几所大学的兼职讲师。可见当年有一定社会地位人士的住宅，都大大超出今人的想象。进而联想，明代官任四川布政司的潘允恩，在远不如后来发达的江南县城上海筑豫园以愉老父颐养天年，恐怕并不显得有什么大不了。如同一辆老牛负载的重车，四百多年光阴“嘎吱嘎吱”地碾过了崎岖坎坷的沟壑。到了如今，除了研究明史的学者，绝大多数人早已忘记杨继盛是谁了。真正使松筠庵这个名字得以延传的，却是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大肆鼓吹的“公车上书”事件。说来惭愧，尽管我在大学时主修中国近代史，但因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军事史，对于“公车上书”的了解仅限于教科书。1988年底，我正是抱着寻找戊戌变法旧址的心愿，来松筠庵访古的。此后我曾写过《戊戌变法遗址寻访》的散文，作为我撰写“京华胜迹”专栏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上海《解放日报》。在我的心目中，松筠庵是孕育了明清两代爱国志士的一方圣土。后来，读了一些史料，才猛然发现“公车上书”的真相，与教科书上所讲，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也唤起我对康有为的另一种看法。　关于“公车上书”，通常学术界采用康有为所撰《康南海自编年谱》中的说法：

莫谈时事逞英雄（2）

三月二十一日（按，即4月15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都）察院。……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按，即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依据康说，各种通行的历史著作和辞书将“公车上书”演绎成这样的过程：康有为获悉了《马关条约》的消息后，邀约一千二百余举人至松筠庵###，商定联名上书。与会者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上签了名。５月２日，各省举人排着里许长的队伍，向都察院呈递，都察院藉口皇帝已在和约上盖玺而拒绝接收。但上书打破了清政府“士人不许干政”的禁令，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纲领，在全国迅速流传。其实，康有为的说法大可怀疑。　揆诸档案，最早反对签约的，不是举人，而是大批现职官员。外省官员以封疆大吏为主，早在4月14日，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即给清政府发电：　“和议给予土地不可行。”

16日，钦差大臣刘坤一获悉和议将成，除赔款外，还要割让辽东、台湾的消息，马上电奏反对。然后，山东巡抚李秉衡、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河南巡抚刘树堂、湖北巡抚谭继洵、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江西巡抚德馨、广西巡抚张桂联、福州将军庆裕、福建巡抚边宝泉、陕甘总督杨昌、陕西巡抚鹿传霖、署理山西巡抚胡聘之、广东巡抚马丕瑶、盛京将军裕禄、吉林将军长顺、署理吉林将军恩泽、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大员都纷纷上奏。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超过总数之半。另据不完全统计，京官中，反对签约的宗室贵胄及二品以上京官有十余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有五十余人次；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六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签名者达到六百多人次。显然，各级官员才是反对马关议和的最有影响的主体。在官员们上奏的影响下，刚参加完会试，正在等待发榜消息的各地举人，也基于爱国热情，上书反对签约。按照清制，举人不能直接上奏，只能写成公呈由都察院代奏。自４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代奏大批举人的上书。以康有为所称都察院拒收其上书的５月２日那天为例，就转递了湖北、江苏、河南、浙江、顺天、山东、四川等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24人。这样的转奏，直至5月８日方才结束。上书总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另有公车135人次参加了京官们领衔的7件上书。4月30日，梁启超领衔80名广东举人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档案表明，所有上书均达御前。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事实是，康有为的“万言书”根本没有去递。　1895年夏，上海出版了《公车上书记》，书前刊有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于五月朔日（5月24日）作的序，说法同康氏后来所作《自订年谱》大相径庭：

各公车再联十八省同上一书，广东举人康长素……主其事，草疏万八千余字，集众千三百余人……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和款本定于四月十四日在烟台换约，故公呈亦拟定于初十日在察院投递，而七、八、九三日为会议之期。乃一时订和之使、主和之臣恐人心汹涌，局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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