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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性惫?000之众。活跃在茶叶之路上的大盛魁高峰时，动用资金数亿两白银，间接带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几十万人口的生计。

这些年，中俄、中蒙数十个边境口岸相继开设。丝绸之路遗址上的欧亚大陆桥和茶叶之路的后身、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铁路也早已开通。

……

2007年，俄罗斯恰克图市为纪念恰克图建市280周年，举行了茶叶之路艺术节。艺术节的标志就是茶叶和骆驼。

同年5月俄罗斯恰克图茶叶之路文化考察团访问呼和浩特，邓九刚出面组织民间接待。10月，邓介绍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代表团访问恰克图。这是邓九刚有意促成中国茶商对恰克图的历史性回访。

至今，邓九刚仍不时想到，19世纪末叶，如果在俄罗斯草原深处看到一堆白骨，那也许未必是俄国马车夫的遗骸，说不准正是倒下的中国赶驼人。

命定的倾覆（1）

周政保

思考如何评价邓九刚的这部《大盛魁商号》时，我突然想到了评价本身的问题。

在现今的文学界“引人入胜”与“意味深长”，大约是评价长篇小说思情质地时使用最频繁的两个概念。说某小说“好看”，往往称之谓“引人入胜”，而在论及小说的品位及艺术价值时，“意味深长”的判断也许相对多一些。当然，文学界要更看重后者，因为总觉得“引人入胜”的评价有点儿只注重“可读性”的倾向。实际上，这里还是存在一些误解的，在我看来，尽管每一部小说“引人入胜”的程度不会相同，但“引入入胜”本身称得上是长篇小说艺术的一种高追求或高境界。“引人入胜”的关键是“胜”：倘若无“胜”，谈何“引人”谈何“入”？所谓“胜”，就是胜境，或就是优越、乃至极尽佳妙的意思，其中也含括了“意味深长”的成分。以《辞海》释道：“后常以‘引入入胜’形容山水风景或文艺作品的美妙境地。显然，“意味”不“深”不“长”的“胜”，也只能算是“胜”的“初级阶段”。

从评价本身的疑惑说到对于《大盛魁商号》的评价，也就可能寻找到了一个相对恰当的概念，即“引人入胜”，或者可以说，《大盛魁商号》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至于小说“胜”到了怎样的境地，我只能说：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不过，有一点我敢断定：在中国小说界，《大盛魁商号》虽不是最好的作品，但它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以前没有过，当今也没有。作为一部很特别的小说，其描写的生活是特别的，展现的背景是特别的，刻画的人物及人物性格所蕴涵的思情寓意，也同样是特别的。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为了这“特别”的最终实现，作者是费了苦心、花了大力气的，而其中的经略及深厚的积累，也不是短期之内的匆忙行为所可能抵达的。

实事求是地说，《大盛魁商号》的写法是很传统的。但这种讲故事的传统方式（作为小说叙述形态），其本身并不构成雅俗优劣之类的问题。起码在我的小说意识中，真正的价值（或最终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故事的叙述方式，而在于或主要在于故事所可能的寓意，以及与此相关的接受效应。其实，因了接受与传统熏陶的无可抗拒的关系，小说故事的传统叙述方式反而容易携读者进入作品的胜境（所谓“引人入胜”）。

这部小说之所以有分量，之所以不少描写让人产生怦然心动之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了故事或故事所传达的“人的过程”的缘故——其中自然体现了叙述方式之于表现的顺应或契合。但说到底，依然在于故事的可能性，而不在于某种为叙述而叙述的、甚至是趋赶新潮的所谓“叙述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作品实现了题旨寓意的传达，并吸引了读者、启示了读者、赢得了读者的思情共鸣，那我们就能认为小说的叙述是成功的，是符合艺术创造的规律性或目的性的。我想，以这样的眼光来审视或掂量《大盛魁商号》，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从小说的具体描写及作为背景的某些“史实”的透露——如卷四第三章写到的清政府钦差大臣出使俄国，在黑海的里瓦几亚与俄人擅签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又称《交收伊犁条约》，1879年）；这一章还提到了让小说主人公们感到忧喜参半的《改订条约》（（又称《中俄伊犁条约》或《圣彼得堡条约》，由曾纪泽签订，1881年）——读者不难看出，《大盛魁商号》所讲述的故事，大致发生在从同治到光绪的那十年左右的历史背景之下。那是一个国力贫弱的时代，一个因贫弱而饱受外族欺压凌辱的时代，也是一个政治极端腐败的时代，一个面临灭顶之灾、可又回天无力的时代。从鸦片战争开始，灾难一直追逐着整个民族的旅程。即使如小说中的“大盛魁”这样的商务集团，实力雄厚且又倾心尽力地苦苦挣扎，也很难摆脱灾难的笼罩。就如大盛魁大掌柜王廷相所言：“朝廷是挺不住的，总有顶不住的。”而大盛魁城柜总账房郦先生也称：“颓势难以扭转。”这便是一个时代的命运。无可抵抗，谁也挽救不了它的没落和最终灭亡。作为“势”，也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的体现，小说的描写——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刻画及命运的可能性（或悲剧性），应该说都是相当出色的。特别是这里所说的“势”，即使是“颓势”或“败势”也显现出一种艺术传达上的风卷残云般的大气磅礴，一种只有悲剧史诗才可能泛显的，但又被涂上了传统文化色彩的失败者的慷慨或长叹……

命定的倾覆（2）

小说的这种“势”，其实在《序幕》中已经获得了犷悍、暴烈、饱满可又十分沉重、寂寥、神秘的传达：一支庞大的驼队，曾经是那样严整、肃穆，那样浩浩荡荡、气度非凡，可在跋涉了莽莽苍苍的亘古荒原之后，却被哈喇沁峡谷活生生地掩埋了，没留下一点儿痕迹。恐怖的灾难是突发的，然而在这名副其实的“灭顶之灾”中，却包含着必然的、由小到大的积聚过程——“驼队”的命运是如此，一个社会的崩溃覆灭难道不是如此吗？“领房”的精神是无畏的，经验是丰富的，祈祷是虔诚的，而商旗猎猎的“驼”在“蒙古高原”上也是无与伦比的，那逶迤而行的十几里长的阵容，呈示着它的威严、它的声势浩大，可最终还是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作为象征或作为“势”的隐喻形态，《序幕》中哈喇沁峡谷的灾难，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极为简洁的题旨表述或极为精彩的寓意传达。我想，《大盛魁商号》所企图实现的思情也罢，民族命运也罢，社会前景也罢，人的生存状态也罢，被称为“文化”的那些东西也罢，或者是“人的过程”也罢，大都可以在哈拉沁峡谷的恐怖或灾难的序中，寻找到相应的基因般的溃痕。

当然，可能体现小说的“势”的叙述特点，还在于描写过程中的那种辽阔的时空纵横。尤其是广袤的空间与终究渺小的“驼队”与苦争苦斗的各式人等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更加促进了“势”的生成——无论是叙述的“气势”，还是人的状态或过程的“颓势”。小说以塞外的归化为中心，辐射所及包括了乌里雅苏台、沙王领地、库伦、恰克图、山西祁县等。而笔触所涉，有乡村，有市井，有官府衙门，有礼仪宴邀；有浩瀚的沙海，有无际的戈壁，有苍茫的草原，也有寂寥的驼场……如此广阔辽远的空间，随着故事情节的跳跃与推进，很自然地拓开读者的视野及想象力。于是，那种多种意义上的“势”的综合印象，也就成为一种难得而又必然的小说效果（最直接的阅读感受）。

可话说回来，无论是“势”，还是小说的题旨寓意，或者是描写的独特性，最终可倚仗的仍然是小说的故事，仍然是其中的人的状态或人的过程——作为富有相当容量及规模的长篇小说，是无法藐视或疏离这些主干性因素的。尽管我们可以说：叙述就是一切，但叙述是有秩序的，或是由想象确认之后才开始的，而“一切”之中所包含的，不就是故事或故事中的人么？若论《大盛魁商号》中的人物，被刻画得最具力度或最富容量及寓意张力的，自然是首推大盛魁大掌柜王廷相——以大掌柜为中心，组合成一个坚固而充满了封建帮会色彩的系列人物群体，如郦先生、祁掌柜、古海、海仲臣等（其实还应该包括财东史耀及其儿子史靖仁等）。这部小说的全部意义，就是经由这个人物群体的有层次的描写方法得以实现的，或者说，作品的题旨（《序幕》的象征或隐喻），就是围绕着大盛魁的生死存亡，以及由此而滋生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冲突才逐步趋于完成的。我们暂且不论小说中的人物，特别是大盛魁的一些核心人物或重要人物都是一些怎样的人，譬如说，他们各个具有怎样的精神世界与性格特点，就说作为庞大商务集团的大盛魁在故事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及不得不经受的“严峻考验”，也足以使作品传达出一种思情辐射的浑厚悠远之感，甚至蒸腾起一种让人想起历史、想起现实、想起我们这个民族百年蹒跚的沉重或苦痛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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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定的倾覆（3）

大盛魁是一个民间商务集团，从财东到掌柜都是清一色的山西人，除了精于算计或气度不凡之外，与组织严密、规范严苛的帮会团伙别无二致。大盛魁不仅实力雄厚，而且精诚团结，富有智慧，二百年来纵横于以归化为中心的各种商道。无奈是到了大掌柜王廷相、总账房郦先生这一代“大盛魁”，大清帝国已到了末世的同治光绪时代，雄才大略的文武大臣况且如此，何谈风雨飘摇中的民间商贾？实际上，大掌柜们虽则勘勉吃苦、孜孜不倦，虽则运筹帷幄而决战千里之外，但如履薄冰的状态才是这些“新旧交替”时期的商贾们的真实写照。大盛魁是从旧社会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怪胎；它具有先进的印记，也无可避免地携带着落后的成分，乃至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它只是前行在旧的道路上，并竭尽全力与泥泞的坎坷作着最后的搏斗：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眼看就要毁灭——然而，无论怎样地力挽狂澜，也抵挡不住因国力衰败而导致的外患内忧，更无奈于作为国势或国情而沿袭了千百年的“重农轻商”局面。这一切具有命中注定的意味：不论本事大小，谁也改变不了历史的态势。大盛魁面对的矛盾冲突，深刻地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缩影，或者说，小说所描写的是大盛魁的商务活动，虽是掌柜们的柳暗花明或机关算尽，但它却以极为生动恢弘的形象过程，为近代社会的不可救药或最终覆灭作了一个鲜明有力的注解。不仅仅是“乾坤逆转，世道骤交”，而且是“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大盛魁遭遇的局势，偶然之中深深地潜藏着“落日之战”的必然。读者可以感受到，大盛魁的图存经略之所以艰难曲折坎坷，原因就在于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不仅具有复杂多元的性质，而且每一种力量都可能置他们于死地。首先是来自强大的外族商人（或兼政客身份的商人）的渗透与挤压。一方面是朝廷的“重农轻商”，一方面是在政府支持下的“政商合一”，以商务为政治手段；一方面是闭关自守、日益衰落，一方面是野心勃勃、伺机扩张（所谓要建“黄俄罗斯”）。于是，包括谢尔盖、伊万、康达科夫在内的沙俄商贾（或政客），也就自恃国强而长驱直入、为所欲为。可大盛魁则只能时时提防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各种打击或暗算。在这里，很容易让人想起一句穷邦自慰之言，那就是“弱国无外交”。其实，何止是“外交”？即使是商务交道，也不可能是平等公正的。当然，因了大盛魁是民间商务集团的缘故，也就有了既抗争又笼络的双重性，甚至是某种相互勾结的“沆瀣一气”，譬如大掌柜与海康达科夫所实施的那桩走私大买卖。顺便说一句，这笔走私生意之所以历尽惊险，差一点儿祸及大盛魁的根基，表面的原因似乎在官府，可暗中的导火索却在“圈内反对派”的作梗（告密）。不过，鉴于大盛魁与官府、与朝廷内线的密切关系，“走私案”终于化险为夷。

在这部小说中，“走私案”所触发的各种纠葛，仅仅是一种总爆发——其中透露的矛盾，在这总爆发之前或之后就一直发生着或依然延续着。我们不难看到，唯利是图的财东（史耀、史靖仁）与窥伺大掌柜交椅的祁掌柜是如何狼狈为奸、如何阴谋颠覆大盛魁总号的；同时也看到，总号的掌柜核心是如何利用矛盾、抓住时机而各个击破的。至于小说中的关于大盛魁与官府（或朝廷将军）的奇异关系的描写，更是极为独特精妙的一笔。其中的描写不无荒唐的色彩，甚至充满了对迂腐官吏的嘲弄，但又是接近历史的——不仅为腐败无能的政治作出了生动形象的诠释，也为“商”与“官”的相互勾结或相互利用，亮出了一道富有现实感的精彩风景。虽说官府朝廷因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而不可救药，况且岌岌可危的统治者们也无力顾及诸如大盛魁之类的民间商贾的利益，但“唯利是图”却是末世官吏们的本能，而且显得更贪婪——大盛魁别无更高超的伎俩，除了处心积虑、吃苦耐劳，便是“战无不胜”的钱财笼络了。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也是一个任凭心计与勇气即可横行天下的时代。因了钱财的笼络，大盛魁可以使“道台”乃至“将军”甘心情愿地为之劳神操心，为之“办实事”，且做到“侠胆义肝表里如一”。这是时代的悲哀，却是大盛魁的幸运。末世之风中的大盛魁之所以仍能维护不溃的傲态，其原因也只能是占尽了这种可悲哀的过去。当然，此间的状态也仅仅是维护而已，因为坍塌业已成为一种“大势”。何谓“势”？力也，流动之气也。若以一“大”字冠之，那就更是无可逆转了。显然，这就是《大盛魁商号》以小说方式讲述的历史，而今天的中国人则与这一截历史存有脐带般的血脉关系，至少可以说，它曾是我们的摇篮——那是发育商业文明的摇篮，那是浸透先人血泪的摇篮，那是沉积生命过程及人性呼号的摇篮……我想，最忘却不了的是人。大掌柜、郦先生、祁掌柜、古海……都是一些给人留下很深印象的人物。在他们的性格中，有独特的气质内容，以及那种只有中国商贾才可能具备的行为方式或洞观人世的眼光。他们敬业勘勉，吃得下大苦，做得了大事；他们恪守规范，肯于约束自己；他们意志坚强，遇险不惊……多年的滚打锤炼，养成了丰富的经验与可靠的判断力，以及与此相关的狡诈品性，特别是因了拼搏争斗的激烈多变，也使他们在世态的冷酷中凭添了几分处事的无情，甚至变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人。譬如，大掌柜为了大盛魁眼前的或以后的利益，可以杀人灭口，可以把忠心耿耿的海仲臣送入地狱；又如，祁掌柜为了尽早坐上大盛魁第一把交椅，可以与利欲熏心的财东们结成一条战线，可以阴险无耻地向官府告发大盛魁的“暗房子”秘密勾当，或者说，只要合目的性，便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与祁掌柜“搭档”的史耀、史靖仁父子，虽然落墨不多，但人物的无德无才，却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他们仅是沿袭祖荫，可又贪得无厌，于是只能依仗玩弄诡计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类似于史耀、史靖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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