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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1页）

，岁月如流，忽忽三十一年于兹矣，中国革命实为一种复兴运动，今日抗战方殷，吾人一致努力撑持，此最艰苦之一二年时间，待反侵略阵营整个胜利之后，中国不独可完全求得独立自由与平等，亦必一跃而为东方各民族（苏联或不在内）之盟主，目前问题当然要看经济有无办法，而经济之充实与管制则又系于内政，此盖极艰巨之工作也。国府今日颁布总动员法，闻将定于五月五日实施，盖均有深意存焉。”下面是大量工作和接待人物，也涉及家事“九时，袁景裕君来访，钱天鹤同来，谈沪上人心归向，抗战之热烈，为之兴奋不已。九时卅分，望七弟等送泉儿上机场去兰州，旋以气候恶劣未飞行，沙孟海兄来谈，李惟果兄来为我协助接洽，甚感其惠，旁午陈公侠秘书长来谈甚久，午后小睡至三时起，考虑宣传指导组问题，阅杂志一册，又阅呈六组件十余件，外复电六件，作函四缄，薛农山、曾虚日来谈海外宣传事，林圣凯君来谈工业，傍晚芷町来，晚餐后处理四组件并手谕三件，与芷町商谈今后工作之重点，阅蒋夫人为纽约时报所撰定论文，十一时卅分寝。”陈布雷每天日记几乎都是这样记载的，这里只是选择几则而已，《三月份之回溯》（1942年的）中记：“本月工作并不多，而余之精神脑力乃不能任重，颇自疑，岂遽衰疲至此乎，十五日曾检讨前半月之经过，记之于册，意欲寻其致病之根源，而加以修治，并列举应改正之要目，今日半月矣，综合检点，只早眠与夜睡时间尚能按照规定，而‘当天事当天了’仍未能做到，然大致已较前进步，筐中留牍渐少矣，独于外出访友多方接触一节，迄未能实行，而客来访晤者，接见时仍多作不必要之谈论，且中气渐虚，多谈即疲劳，此最宜改正者也，自省心思烦乱之原因甚多，而家人群集，未得妥善安置，亦为牵虑分心之一主因，至于最后一星期则因奉命接洽人事诸多乖舛，始悟今日政界中直道而行之人太少，如余率直简易，不宜过问实际之人事，以既无技术又无耐心也，来日大难，不知丛脞复杂，将更何如，而余欲免于悔疚，何可得手，计惟有对事则力求简单，对人则尽量宽恕，而黾勉治心双补，阙失而已。”陈布雷还拉了一位同乡同学沙孟海专门来为他办理庆吊文字，因为沙孟海此人为人方正，又熟悉文史，写得一手好字，沙孟海原在中英庚款会工作，他是不愿卷入政界的，一再拒绝陈布雷这位师兄之邀请，后来知道只是写些庆吊文字，他也勉为其难，1942年4月5日日记中记的即其人其事：“……祭奠韩紫石先生，奉命代表往祭也，委座赠挽联：江左文人推老宿，暮年风节重山丘。系孟海所撰……”对于陈布雷这种紧张的工作和身体状况，有不少人劝过他，连其兄弟都劝过他，如1942年4月14日日记：“……起居颠倒如此，生活之不规律已甚矣，四弟来谈，劝我诸事勿过认真……”可是陈布雷是无法解脱的，他对世事总是要认真思考与严肃对待的，如1942年9月13日日记中记：“……傍晚果夫来谈中央政校事，乃知处友处事之道大难。稍不得其正。（即谓过于热情体贴，或过于激，过于严，或放不开，想不透，观察不彻之类），即不免以好心而生恶果。于处人数最多而复杂之群体尤然也……”11月5日日记记：“八时卅分起，昨晚睡眠充足，精神略佳，然环顾党国艰难，人心散漫，经济恶化之现状，不知何以补救，而自身又衰疲无能，至此悲怅之情，终不能自抑，又不知如何爬梳整理，方能使自身本分之事有个安排，杂念纷起，作友人私札数缄聊自宣泄郁闷，晌午惟果来，余与谈心中痛苦，悲从中来，为之下泪……”11月9日日记中陈布雷又有感慨，他先草拟《发动党员团员实行战时生活案》，并起草《刷新政治风气造成各级政治之战斗化案》，午后又校译蒋介石《对英国议员团之欢迎词》，“……皆为写成此一提案，以全文不过二千字之一案，而耗时如此之久，真如芭蕉之心已萎，春蚕之腹已空，殊自叹其何以憔悴也。”“春蚕腹已空，芭蕉心已萎。”这两句话把陈布雷内心委屈活脱脱写了出来，这时陈布雷心力疲惫之至，蒋介石本来提议他去昆明休养，可是陈布雷不愿走得太远，还是对侍从室工作放心不下，于是选定去成都休养，12月5日日记中记：“九时十五分起，因工作堆积，杂务从未间断，对于成都之行不能从容准备，适委员长约于今日前往黄山晚餐，忽感时间不敷分配，又以委员长问及事略编纂事，深感平日事繁，未尽督促之责，不觉焦闷愧悔，致形诸词色，有失态之言，事后思之，殊属不合，然实为病象，不能控制，此情景殊非他人所能知，即四弟与望弟必感觉莫名其妙，独允默知我之痛耳……”陈布雷并未记明“失态之言”，但可以看到在蒋介石面前“失态之言”“殊属不合”，连最了解他的陈叔谅和翁祖望也莫名其妙，他说只有妻子知道，陈布雷心病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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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都四年生活点滴（1）

从1940年开始，陈布雷也奉命接待过国内侨领和名流，他对名流和宁波家乡前辈生死也常亲临庆吊。陈嘉庚如1940年7月29日他到蒋介石官邸招待过陈嘉庚和侯西友等。7月29日日记中记：“……九时卅分闻枕琴先生病剧，往歌乐山中央医院访问，至则已昏迷不省人事，仅能颔首而已，不忍久留，遂与显光同归，十二时往机场送行，陈嘉庚定今日飞昆明……”这位枕琴先生，就是周骏彦，奉化人，曾任奉化县龙津学堂学监，教过蒋介石的书，周骏彦还两度到日本攻读法政，追随过中山先生，后来跟蒋介石，当过军政部军需署长，掌握军饷、军粮与被服等后勤工作，蒋介石是很尊敬他的。周骏彦的孙子周宏涛在1943年5月接替俞国华，当了蒋介石的中文秘书。周骏彦为人比较正直清廉，所以陈布雷很尊敬他。7月30日日记中陈布雷记：“……闻枕琴先生于今晨丑初逝世，如此善人，竟以中寿谢世，不胜悼惜，委员长以电命撰挽联，并准备祭文……拟请国府褒扬之呈文稿则余自撰，追念清德，写罢不禁泫然，芷町谓余文中‘贞信普洽于将士劳瘁问候于晨昏’二语对于枕公洵非溢美美词也……”7月31日又记：“……偕孟海同赴歌乐山平正农场，吊周枕琴先生，向灵前敬礼，不觉黯然流涕，如此完人，今不可见矣……”。陈布雷对冯玉祥还算尊重，所以“至冯焕章家祝六十寿”（1941年11月14日日记）陈布雷很尊重郭沫若，主要是重才，郭沫若五十岁生日，陈布雷有赠诗，据陈布雷1941年11月23日日记实际是“芷町为我代作赠郭沫若五十生日诗四首，嘱永甥送去……”就是翁泽永，当时任郭沫若秘书。

陈布雷一有空或忙里偷闲，常常读书自娱，如1940年9月3日日记中有记：“……夜阅林语堂所著《四十年来之北京》英文小说……”，1941年9月8日“……读钱穆学术史论方东树等讲人一章，颇佩其言论之卓……”，10月9日日记中记：“……近日心里闲散，拟乘此暇时养息精神，故仅读书而不作事，自验此心近三月来略能做到‘放得下，丢得开’之工夫，然当慎防因此流于荒怠也，读宋元学案一册，阅杂志数种……”

陈布雷在重庆期间与吴文藻、冰心夫妇也有接触，如1940年12月8日日记中记有“……四时（下午）谢冰心女士来说关于文化事业组及蒋夫人文学奖金各事……”12月10日日记中有：“……吴文藻君来访谈教育制度及中国造成现代青年之途径甚详，吴君为江阴人卅九岁，任燕京教授多年，其夫人即谢冰心也……”。陈布雷有时读书也会谈点心得和体会，如读冯友兰论文，1942年5月5日日记中载：“……阅冯友兰新世训两章，觉文字极僵硬而不自然，在作者之意或以为语必合逻辑，文必合现代西方文法，乃堪为学术论文，其实此为一偏之见，文字之道，在使人易读易解，不发生歧解为主，故写现代文者，诚不可不通西方文法，然亦不必拘泥于一词一句，乃至排列顺序上须为西洋的也，中国何尝无文法，中国文法何尝不合逻辑，但必运以中国文字之工具，而不违背民族语言之习惯，方使人易读易解，冯君通人，乃不解此，殆亦有所蔽耳……”。有时还记下蒋介石大谈所谓哲学，1942年6月11日“……十时卅分应委座之召，偕希圣过江去黄山谒谈，十一时卅分到达，先在余室内休息，十二时登山晋见，谈战局、文化等等，商榷经济理论甚久，而于哲学之研究指示独详，委员长之意以为‘吾人哲学实为一元的’。此一元即是太极。统驭心物，依余自身所体验，实为行健不息之天体，现时讲太极，讲阴阳，近乎易理，能了解而接受者恐不多。实际宇宙万物，自有盈虚消长之理，例如四时之运行，春夏秋冬，时序不同，其景象与功用亦不同，一舒一敛，递相嬗续，而循环不已。此即变易与不易，吾人唯当认识其恒久之理。而应其变易之象。把握其‘时’，而以自强不息之工夫应之。孔子说君子而时中，时乎春夏则春夏，时乎秋冬则秋冬，此天行之理，亦即人生之法则也。1时30分午膳毕仍略谈文化宣传理论，2时30分偕希圣回归。”陶希圣在当时也是专门写文章之高手，蒋介石一席主观惟心论后，酝酿要写《中国之命运》了。6月13日日记中又记：“……偕稚公再至委员长处，委员长与稚公谈太极一元之理，稚公以诙谐之思，阐宇宙之理，谓世间万物曰真善美，然求真太过则自私，求美太过则好胜，此善心所由泯，而恶业所由起，委员长闻之每为欣然称快，午餐毕已二时……，”稚公就是吴稚晖，是国民党###，有文才但迂腐，陈布雷所谓“以诙谐之思阐宇宙之理”既是尊重，实含讥刺，但蒋介石很需要这个“###”点缀和捧场。10月27日日记中陈布雷记：“……十一时卅分委员长约往谈，拟撰小册子之要点……”这就是着手起草《中国之命运》，执笔者为陶希圣，10月28日日记续记：“八时起，载小册子之要点，将委座廿六日所示之意，加以贯串发挥，据希圣来谈，属其先拟要目，再定写作之人，希圣以为此册子最好由希圣撰之，余亦以为然也……七时（晚）散会归寓，则希圣已拟出纲目，佩其敏捷……”10月29日日记：“……九时卅分，就希圣所拟小册子目录详加审查，另拟简目一纸送被商榷……”一直到11月7日，始经蒋介石同意：“……接委员长手谕，对小册子内容又加批甚多，即送希圣兄办理……”12月4日日记中记：“八时卅分起，记述委员长2日晚间指示之语送交希圣补入于‘中国之命运’稿内……”《中国之命运》之撰写，陈布雷实在也参与其中，为什么由陶希圣来写，因为陈布雷实在忙不过来，他还要给蒋修编私人日记、编年事略，写其他文章，12月6日日记中记：“九时起约集王、孙、袁三编纂谈话后，即将已编各年事略整箱面交其存储，并以明儒学案摘抄本三册交其携去黄山面呈委座……”，1942年这一年中英美废约问题，陈布雷也参与其间，1942年10月31日日记中就有记：“……八时到官邸对修约事作第二次之会谈，到于、孔、孙、宋、寇生、少川、亮畴、雪艇及外部两次长与条约司长，研究对美提出之对案，并就英方草约研究，即在官邸晚餐，餐毕略谈，将对美之覆文决定并决定向英方提交还九龙租借地……”11月2日日记中记：“……午睡后三时，顾大使来谈中英外交及废约交涉，彼主张藏案缓提……”这个废约是在第二次世界产生轴心国与反轴心国两大阵营之后，中、英、美既结成反法西斯阵线，自然就提出要废《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重新订立新约，中英新约和中美新约在1943年1月11日在重庆和美国首都华盛顿两地分别签署，并由中、英、美三国政府同时向世界公告。陈布雷对共产党方面活动也密切注意，对国民党方面人土也有评论。如1942年5月17日日记有记：“……阅毛泽东所谓整顿三风之讲演词，显见其共产党内部存留不少之弱点……”。5月21日日记中记：“七时五十分起，九时，蒋经国君来谈巡游西北之经过，此君坚毅明达，殊不可多得，而其礼数周到，则又家教然也，本欲留之久谈，嗣知今日将赴桂，乃结束谈话……。”6月24日日记中记：“七时五十分起，委员长关于甘地十四日来函事，有所指示，即以原函转电宋子文先生供其参考……”8月15日日记：“……董显光来谈，携来英大使转送之印督来电，竟不允将委员长慰问甘地等电转致，英人之固执无礼可慨实甚，旋约惟果来为斟酌译文后转电报告，知委员长必甚愤慨也……。”7月18日日记中记：“……阅盛世才送来之六大政策教程等书，不学无术，随人啼笑，兹可慨也……”8月13日日记：“……夜八时以孙夫人蒋夫人之招与委员长同餐于孔宅，饮白兰地一杯，十时卅分回，微醉遂寝。”8月26日日记：“……四时往主席官邸谒林主席，蒙垂询外交及边务等事甚详，对新疆事谓此时宜渐渐导之中央化，不汲汲于近功，亦勿计小利，尤以开辟交通为首要，而协助地方之建设，如此行之定能有成。对西藏事极注意，谓重要不在新疆问题之下，而处理之艰难或过之，目前亦应着眼于交通，对其内部政治，只要收回宗主权即可，不必干涉及设施，为国家办事应有‘成功不必自我’之量，昔年罗文干黄慕松之失败，毕因有我见与功名心浓之过也，又谓‘谋定后动’之定字最重要，今日中央未始不宵旰以谋，总在未定而辄动耳……”

陪都四年生活点滴（2）

陈布雷生平第一次作了新闻讲座，在1942年10月12日，是到中央政治学校作的。“新闻专修班同学约请作一特别演讲，情不可却，为讲述我为什么进报界及我怎么样在报界服务和我为什么脱离报界，能述自身故事，作较轻松之演讲，听者四十余人，故似甚感兴趣，讲演约一小时始毕……”。陈布雷仍坚持在日记中摘抄重要资料，如在日记中附着：

参考资料

一、六月十一日吴万呈（一）甲午战争战费贰万○一万万元（二）日俄战争十七万三千万元（三）第一次欧战十五万三千万元（四）九一八事变1931年5月至1933年5月十四万万元（五）中日战争1937年7月起截止到1942年底预算贰百廿三万万元（每日一千四百万元）（六）太平洋战争1943年3月底预算二百四十七万九千万元（每日五千二百万元）。

二、六月九日王芃生呈　玄字6722号　参考资料　敌桎梏我东北同胞情形。

三、第五年度国军抗战战绩概要（军令部编）作战共五，○三四次。毙敌官兵一五七，三五○名。俘敌四，四九二名。俘敌马四，六三七匹。虏获品步枪一○，七二五枝。轻重机枪三二四挺，大小炮三○门，掷弹筒二六个，装甲汽车五九九辆，飞机二十三架，（因故障降落者未列入），毁敌大小舰艇一○七艘。

陈布雷与蒋介石之君臣关系

蒋介石对陈布雷是很信任的，对陈布雷的工作态度是十分赞赏的，陈布雷完全把这个委座当做主公，深感知遇之恩，所以有些问题上本有矛盾和看法，但也仅仅是看法而已，在日记中为了修改文章问题，只是发点小牢骚而已；蒋介石有时对侍从室工作，对宣传工作有批评和要求，陈布雷也奉若圣旨，不胜惶恐之至；对蒋介石的荣辱也非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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