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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得知我们在为税案奔走，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的主任史俊明律师也把他的意见发过来，我也就相关的进展与他磋商；许多英文的资料在考验我的助手的英文水平。4月23日我随宗庆后回杭州，向浙江省税务局汇报在这个问题。无论在个税问题，还是在国有资产的问题上，中国各地区的执法力度是不同的，个案也会有差异，所以任何案件处理都马虎不得。

自掘坟墓的秦鹏税案

而绝佳的反击机会在等待着我们——秦鹏承认，他在担任达能在华公司的董事和董事长期间，得到的薪金由达能公司在境外支付。这些境外收入是从来没有向中国政府申报过个人所得税的；其总和估计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

在此之前，娃哈哈手中没有达能董事与其他高管收入的翔实资料；宗庆后明知达能在华高管的收入不向中国政府申报，但是苦于没有证据。而达能雇佣了宗庆后，反而能够把老宗玩弄于股掌之上。

在2007年6月，娃哈哈诉秦鹏竞业禁止一案在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中，达能的律师却亲口“供认”秦鹏在境外拿报酬。真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达能又演了一出自掘坟墓的好戏。

于是乎，沈阳判决之后，相继有10多名“税务爱好者”在全国各地实名举报秦鹏涉嫌巨额偷漏税。

这些“税务爱好者”分别将秦鹏涉嫌偷漏税一事举报给国家税务总局和广东、江苏、河南、四川、上海等多个省市地方税务机构，要求对秦鹏进行核实查处。依据中国税法相关规定，因任职、受雇、履约等而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所取得的报酬，不论支付地点是否在中国境内，均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而达能公司并未为秦鹏据实缴纳个人所得税，接受其劳务的外商投资企业也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

同时呢，秦鹏案也只不过是一个开端。由于达能公司支付中国区高管薪金的方式大多由国外母公司支付，达能的麻烦大了。

——这时候正是美国税案曝光，两岸三地绿卡门如火如荼的时候，媒体的热情与参与度正高，每天联络我询问事件的新进展。于是我得以幸灾乐祸地说，“宗庆后个税案早已定局，宗庆后放弃美国绿卡后，美国税案由于送达等手续问题可能是数年以后的事情，也完全可能不了了之。现在正当时的，还是说一说达能高管偷税的事情吧。”同时澄清说宗庆后已于2008年6月份在中国上海的美国驻华领事馆办理了放弃绿卡手续。

红帽子的故事讲给达能听（1）

“红帽子”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词汇，是中国转轨经济中的特殊产物。所谓“红帽子企业”，就是“挂靠”在公有制单位之下的私营企业，它们每年缴纳一定的管理费用，出资、经营皆为私人，注册登记的却是国有或集体性质。说白了，就是名为公有、实为私有。娃哈哈是典型的红帽子企业。

红帽子企业的法律风险是非常大的，因为，企业戴着红帽子，意味着虽然企业是“老板”辛苦创业的，但是其资产全挂在国家的名下。

私企最初戴“红帽子”，第一是因为“方便”。戴上红帽子，有减免税优惠、银行贷款方便、签合同方便，做生意方便，例如当时的国营企业还不允许私营企业进入“联销体”，私企产品进不了商场。当时私有企业只能在工商注册成个体户，企业得以叫做“公司”是很有面子的事情。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一时间冒出了几百万家乡镇企业。

但是由于产权混乱，“红帽子企业”的纠纷日渐增多；而且因为戴上了“红帽子”，老板分掉自己的利润是“贪污”，调拨自己的资金是“挪用公款”，一旦被人抓住小尾巴，就要了命了。

*南巡讲话是一个分水岭，此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摘帽”行动开始了。90年代中期后，摘帽子之风波及全国，这是“摘帽”的第一个方便时期，带有有组织的、强制摘帽的色彩。

但是90年代中后期，“红帽子”企业曾一度回潮，一些已经摘掉了帽子的企业，又重新开始“戴帽子”。原来当时很多私营企业开始做出口生意，但是那时的外贸自主权是不对私营企业开放的；企业发展了，发现征用土地时的待遇也是不一样的；说到用人，无论在户口还是福利待遇上，私企都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与国有和集体企业同等的分配待遇；同样，私营企业在享受贷款方面也不如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南巡之后，大家都欢天喜地摘帽子，觉得现在名正言顺了，挣的都是自己的，不用再顶着集体的名字做事了。摘了之后却发现，原来在经营中还有很多障碍，所以就出现了‘红帽子’回潮的现象。”

此后，是一段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有戴有摘的时期，这个过程中，有些“真集体企业”也悄悄挤了进来，也想混水摸鱼摘掉“红帽子”，化公有为私有；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企业改革曾一度引发“国退民进”政策，许多“打工族”，及手里有点钱的人，从政府手中购买亏损的企业（当然账面上亏损没钱，企业不一定亏损没钱），以及混水摘帽，MBO（管理层收购）甚至一度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可行性方案。但是，这阵风没刮长，短短几年时间就收手了；国退民进政策的收手，伴随着政策的矫枉过正，也就是说，国退民进造成了许多“暴富”现象，激起了民愤，包括学界，也包括一部分政治力量——一些省份停止了摘帽，开始严格控制国有资产流失。

在处理红帽子问题中，浙江的模式是政府主张硬摘。浙江很多“红帽子”企业实际上是私营企业，顶着集体的帽子，一年交给集体或者政府一定的管理费。这种情况在政府核实了之后，被强制摘帽，双方划分清楚界限。

但摘帽子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混乱的过程，产权界定的原则是“谁出资归谁所有”　，但是，也有一个现实的情况是，亏损的企业好摘帽，营利的大企业就不那么好摘。一旦摘不下帽来，负责人由于曾拿走企业利润，则涉嫌侵吞公款。

红帽子的故事讲给达能听（2）

宗庆后的娃哈哈事实上就是一个达能可能不太好理解的“红帽子的营利大企业”，政府不太愿意明晰产权，但明晰产权又在谈判过程中的红帽子企业。

娃哈哈逐渐“摘帽”，就发生在与达能合资的时期，达能不知道娃哈哈是在“摘帽”，反而误以为宗庆后在“窃取国有资产”，但是既然不损害自己的利益，达能还是很爽快地予以配合。娃哈哈摘帽过程大致如下：

第一步，是娃哈哈集团（娃哈哈一直是国有企业）的改制，杭州上城区国资局将娃哈哈股权的54％转让给了宗庆后在内的娃哈哈员工，这样宗庆后从国有企业里拿到了一些股份；

第二步，与中国国企合资的达能，后来只跟宗庆后一个人合作了。这话怎么讲呢？原来2002年，宗庆后跟达能说，以后再扩大生产规模，新投资企业，娃哈哈集团不投入了，我设一个广盛公司，我出钱，我收益，好吗？达能很爽快地说，行，你给我一个说明，签上字，我备个案就行了——秦鹏当然知道合作伙伴身份的这种变更是什么意思。虽然达能高层认定宗庆后这是在窃取国资，但达能是很帮忙的。到了2005年，签定商标许可合同修订协议的时候，达能也不忘强调说，娃哈哈集团下属的非合资公司，与宗庆后控制的非合资公司，地位是同等的。在这一点上，达能是宗庆后的“朋友”。所以秦鹏与宗庆后早期的关系融洽，达娃合作有一段“蜜月期”，就是由于有这种“一起分赃、一起嫖娼”的认同感。同时达能认为手中有宗庆后的把柄，有恃无恐，因此达能完全地放手了企业控制权。可惜到了范易谋上台，他对宗庆后可没有这种心理认同感：达娃的合作关系逐步走了下坡路。

第三步，娃哈哈在各地子公司的股份以非常低的价格从国资局手中转让给宗庆后控制的公司。如娃哈哈集团和当时的四川省涪陵市政府（后撤市设区划归重庆直辖市）共同出资成立的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涪陵有限责任公司经当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复手续，涪陵区政府陆续将手中持有的涪陵娃哈哈100％的股份都被转让给了宗庆后。

宗馥莉任法人代表的恒枫贸易就先后在国内投资了杭州宏胜饮料、桂林娃哈哈等11家公司，持股比例从60％至90％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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