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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思想运动……都是为理想而奋斗。”对陈独秀是否属“托派”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大陆有些人认为，陈独秀不过是思想上受了托派的影响，组织上并未参加，或认为虽参加了，被国民党逮捕后便与托派组织割断了关系，陈独秀出狱后也曾作过这类声明。郑学稼以对陈独秀的深切了解否定了大陆学者这个看法及陈独秀本人的声明：“没有办法能够否认陈独秀参加了领导了中国托派组织，也没有办法否认陈独秀在狱中通过秘密渠道控制了中国托派组织。这一切都有文件和刊物可以证明的。”这应是较权威的结论。书中还有对陈独秀在《新青年》早期文学革命理论的分析，也自成一家之言。

郑学稼本来学畜牧兽医，后看到中国农民生活的疾苦，转而研究社会科学，企图用知识去启蒙人民大众，并由此改变中国社会现状。他研究马列著作始于30年代中国发生的“社会史论战”，由这一论战引起他读英文版《资本论》第3卷。尽管他标榜“独立思考”和无党无派，其实他的论著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因而在他退休时，曾获蒋介石颁发的成就奖，并被台湾学术界誉为“理论大师”。但不能由此否定他对某些问题研究的创新之处。如他于1972年在政治大学学报发表《论*主义异化说》，是台湾首次评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启了80年代台湾文化界检视“新*主义”思潮的大门。尽管他的立场观点我们无法接受，但在禁谈马列主义的“*”时代，他反复批判马列主义，这也是对马列主义的另一种“宣传”。这就难怪郑学稼赴台后知音甚少，倍感寂寞，甚至常常遭到他人的曲解与攻讦，如国民党评议员、《文星》杂志创办人萧孟能说他大谈马列主义是和共产党“隔海唱和”，弄得他打官司，过了十一年多才勉强解决。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著作虽高产，但读者面甚窄，多半只成为研究生的读本，而不能被官方钦定为宣扬三*义的“模范著作”，甚至连主张统一的人士也不爱读他的书。他晚年常向友人发牢骚。他的老友、新文学史料专家刘心皇为了使他心情开朗起来，曾带他到地下酒店去寻花问柳，可惜他年过花甲，没有这种本事，最后在落寞和被人恶意攻讦的哀叹声中离开人世。

参考文献

姜新立：《*理论大师——郑学稼先生对马列主义的研究》，载《文讯》，总第31期，台北，1987年8月。

周玉山：《郑学稼老师的文学著作》，载《文讯》，总第31期。

郑学稼：《陈独秀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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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原（1）

不怕开除党籍的统派

台湾著名政论家、史学家、文学家、“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胡秋原，于2004年5月24日在台北病逝，享年九十五岁。

以讹传讹成“托派”

胡秋原登上文坛是1931年，那时他才二十一岁，便参加了一场现代文学史上闻名的文艺自由论辩。

在前一年年底，胡秋原自筹经费和三位朋友一起办了《文化评论》。此刊物除鼓吹抗日外，另提出“自由人”和“自由知识阶级”的理论：认为知识分子应有独立的人格，站在自由的立场上思考，而不应成为阶级和政党的工具；又认为文艺必须自由创作，不能做政治的留声机。否则，只能叫“阿狗文艺”。

在30年代，宣扬*主义的左翼文人，均强调文艺应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有意忽略创作必须自由的观点。而胡秋原利用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学到的*主义知识，认为*主义不可以反对自由而必须与自由主义合作。左翼作家认为这是对文艺阶级性的挑战，因而由左联的机关报《文艺新闻》发表瞿秋白的文章加以批驳。

接着有苏汶的介入。他在1932年7月《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表示欢迎胡秋原的“自由主义的创作理论”，并自称为“第三种人”。对这种鼓吹“脱离左翼而自由”的论调及其相应的活动，鲁迅在同年11月1日《现代》上发表了《论“第三种人”》。这里讲的“第三种人”，主要是指苏汶（杜衡），但文章的开头却一面反对右翼的民族主义文学，一面抨击对左翼“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倾向提出批评的胡秋原，称胡是“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鲁迅这一指控，“*”中正好成了文化激进派“杀尽”自由论的依据。《红旗》杂志在1972年3月号上发表的雷军《为什么要提倡读一点鲁迅的杂文》，便延续了30年代对胡秋原的抨击，说鲁迅的杂文揭露了“‘在*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的托匪胡秋原”。

笔者于1995年首次访台时，曾专门到胡秋原府上向他请教他是否参加过“托派”问题。他说：“鲁迅的原话‘发现了文艺自由论’是指我……鲁迅并没有说过我参加托派。所谓托派，其正式名称为‘共产党反对派’。即是说，‘托派’本身是共产党员。我由于未参加过共产党，所以无从做托派，也不曾单独加入托派。当然，我认识许多托派的人，但并无组织上的联系。思想上也从未受过托派的影响。”

当时瞿秋白、冯雪峰以批评胡秋原所说的征引*主义词句宣扬*主义应与“自由”挂钩，这比国民党御用文人批判*主义更具迷惑性，因而给胡秋原戴上“社会*党”的帽子。胡秋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如果认为他的思想近乎*社会主义，那可以承认，但他根本没有参加过“社会*党”，当时也不存在这个组织。如果有，也只在法国才存在。事实上是，胡秋原第一次加入国民党为1924年，次年加入CY（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因不愿做政党的工具而脱离了这两个组织。另据王礼锡在30年代出版的《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发表的《淞沪抗战日记》称，1932年2月7日上海文化界抗日后援会成立时，通过了一篇由胡秋原起草的《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并选出该会十五位执行委员：“左联方面当选的，有丁玲等；托派方面当选的，有严灵峰、高尔罕等；无组织的最多，亚南、秋原、龚彬、望道、存统、仲云、嗣炳、公振、馥泉和我当选。”从这一记载可看出，胡秋原并非“托派”亦非“社会*党”代表，而属无党派人士。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胡秋原（2）

左联与苏汶、胡秋原的论争是一桩公案。大陆长期以来评价不公允，没有充分肯定胡秋原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即当“留声机”）的正确意见，因而胡秋原看到1955年反胡风时大陆报刊宣传瞿秋白和胡秋原论战成绩卓著，便在《自由报》写了《在唐三藏与浮士德之间》，谈及自己的生平及与左派周旋的经过，也讲到那次论战的具体情况。此文曹聚仁读后，在香港1956年3月30日《真报》上写了《谈胡秋原》一文，称赞胡秋原在当年大论战中说的“于今真见为人敌，君是常山赵子龙”，“倒不是胡氏的自夸之辞”。曹聚仁也是自由主义者，所以他对“自由人”胡秋原的行为备加赞赏，是情理之中的事。此外，胡秋原还在1969年1月出版的《中华杂志》上发表长文《关于1932年文艺自由论辩》，对王瑶、刘绶松、丁易等人的新文学史中不符合事实部分加以澄清。他认为他那篇对瞿秋白、周起应（周扬）、舒月等人的攻击一一作答的《浪费的论争》发表后，刊有该篇文章的《现代》杂志“立即卖完，不仅非左翼叫好，即左翼之外围，如柳亚子、林庚白对我称赞，身在左联而内心极为不满的郁达夫对我表示同情，其他较年青的左翼分子对我表示好感者也有几个人，且说暗中称快者不知多少”。但大陆现在出版的某些著作仍有意忽略左联内外有人称赞胡氏文章的事实，仍武断认为胡氏是托派。如武汉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就有这样的叙述。但这种叙述只是“扣帽子”，而未提出胡氏何时何地由何人介绍加入托派的证据，因而不可信。

胡秋原对自己的论敌从不记仇。据秋石一篇文章中转述：1933年，应冯雪峰的请求，胡秋原亲自作担保，将正在遭国民党特务追捕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掩护在自己掌控的神州国光社住了下来。1942年，另一论敌——*派往鲁迅身边的“党代表”冯雪峰被国民党关押在上饶集中营，董必武要胡秋原帮忙，他毫不犹豫加入了营救冯雪峰的行列。

未参加左联从何“退出”左联？

由于胡秋原在30年代揭“自由主义的*主义”旗帜，所以多年来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攻：左翼认为他是国民党的帮凶，而右翼文人却认为他原本是“左联战士”，只不过后来发生分歧而退出罢了。如美籍华人夏志清于1961年出的耶鲁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便说胡秋原退出左联后批评左联，所以才受到左联的“痛击”。胡秋原读了后觉得此事影响重大，非得澄清不可。1968年他在纽约旅途中给夏志清写了一封很直率的信，大意是：

关于你书中的其他错误，我不必批评。但涉及我的两处，有须说明者：一、我不曾加入左联，自无从退出；二、不是我受左联痛击，而是左联受到我的痛击。

我希望邀集中美文学界人士开一茶会，由你提出你关于我所说两点的真实凭据。如我不能提出反证反驳，我将当场说明你的书是正确而有价值的。否则你应该写信给我，或在中外的文学杂志上自己对这两点加以更正。

夏志清接到信的两天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蒋彝教授的安排下，与胡秋原会面。夏志清拿出1967年在东京出版的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之孙写的《1918—1937：现代中国文学论争》一书，说泰氏著作也说胡秋原参加过左联。胡说：“泰氏之书比你晚出六年，是你的书误导了他，而不是你沿袭他的说法。”过了一天，夏志清给胡秋原写了一封措辞婉转的信，大意是：“关于你有无加入左联，你自己知道得最清楚。我见不少你加入左联的资料，一时记不起来。”又说：“你对瞿秋白的文章不曾答复，故给人你被击败的印象。许多人均是这样看的。当然你的理论是正确的，只因左联人多，我们人少，可说‘虽败犹荣’。”由于夏志清以赞同胡秋原当年批评左联的观点为自己辩护，胡秋原亦回了他一封很客气的信，大意是：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胡秋原（3）

既然你看过不少我加入左联的资料，你不妨举一种出来。至于小泰戈尔的话，不足为凭，因为他的书出在你的后面。至于我有无参加左联，你可用检验的方法。第一，看左联出版的机关杂志上有无我的文章；第二，左联常联名发表宣言，可看有无我的名字；第三，现在香港，还有左联旧人，如李辉英先生正在编纂中国文学史料，可以征信。关于第二点，我说，对于瞿秋白等人的文章，我是答复了的，那便是《浪费的论争》一文。其次，论辩以后左联有决议公开自承错误，而我并未自承错误。再其次，看鲁迅的《辱骂恐吓不是战斗》一文好了。他们既未能“战斗”，我如何败得了？……

论战与政治战、军事战不同，只问有理无理，与人之多少无关。如承认我有理，我怎能败？……说责任在我没有写文章纠正错误印象，亦非事实。因我写《在唐三藏与浮士德之间》，编有《少作收残集》。台湾还有其他的人的文章谈到过，如戴杜衡、刘心皇和陈敬之先生等。此外，曹聚仁也在香港写过文章，承认那一次是我的胜利，左联的失败。

夏志清出版了海内外首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后，影响甚大，一时成了不容怀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超级权威乃至学霸。他容不得别人对他的批评，尤其是当事人出面找碴，因而胡秋原很快在旅途中接到夏志清的回信。此信不再客气，批评胡秋原英文水平不高，看不懂他的外文版小说史，还批评胡不该发表他的信，请胡今后不要再写信纠缠他，并附《夏志清启事》如下：

拙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9…1957　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部出版，该书专论1919至1957年较有成就之小说家，也兼论那一时期的文艺思潮和文艺界论争的情形。第五章（126—127页）有一小段述及1932年胡秋原、苏汶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同人有关文艺自由的一场论辩。据胡秋原先生1968年10月28日的来信，谓我的叙述有两处与事实不符，有更正的必要。我很感激胡先生指出我的错误，并感谢编者先生允许我借用贵刊把这两处错误公开更正的诚意。

拙著126至127页：“In　1932　Hu　Ch’iu…yuan，a　writer　who　had　withdrawn　from　the　League，plained　of　leftist　persecution　and　demanded　greater　cultural　freedom。”据胡先生言，他从未加入过左联，自然不可能“退出左联”（withdrawn　from　the　League），胡先生当年文章上也没有“plain”过曾受左派文人的*（“leftist　persecution”）。

那次论辩结果，据我书上说，“Su　Wen　and　Hu　Ch’iu…yuan　were　soundly　beaten”。据胡先生来信言，他并没有被辩倒，而且事实“充分证明左翼在此次论辩后不得不自承错误”（胡信，第2页）。胡先生更说（第3页）：“那一次的论争，是*成立以来在中国思想运动史上为非共派所击败而公开自承错误的第一次。而我的批评，亦为自是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由共产主义之教条解放，或对共产主义之*战斗的一个perennial力量之源泉，迄今乃在大陆发生作用。”

我很同意胡先生对那次论辩的看法。将来我的书重版时如有修改的机会，一定要把胡先生所指出的两点，在文字上作必要的修正。

胡秋原（4）

纽约　1968年11月20日

这个“更正”虽然写得很勉强，多少有点出于无奈，但有了它，胡秋原与夏志清的交涉即告终结。可夏志清最后一封信仍怪胡秋原“多事”。而胡秋原却一再认为夏书已使自己受到伤害。为此，胡秋原在发表了夏志清的更正启事后，又写信给泰戈尔之孙以及美国戈德曼、日本竹内实，要他们对他参加过左联一事更正。胡秋原一再声明：对瞿秋白的批评，他并未“沉默”，而瞿秋白批评他的偏激错误，是有左联之决议和何丹仁根据左联决议写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为证的。何丹仁自承错误说：“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左翼的批评家往往犯着机械论的（理论上）和左倾宗派主义的（策略上）错误。我们要纠正易嘉和起应在这次论文中所表现的错误，我们尤其要反对那干脆不过的舒月先生的那种理论和态度。”这里讲的易嘉、起应，分别指瞿秋白、周扬，何丹仁则为冯雪峰笔名。

左联在论战时也曾派人找过胡秋原，说《文学月报》上的“批判胡秋原专号”不代表“组织”意见，并说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确曾下令停止攻击胡秋原。为让国内外学者更好地看到原始资料，胡秋原请台湾著名新文学史家刘心皇将其所藏《1932年文艺自由论辩集》增订出版。但这事并不因此了结。鉴于胡秋原的文章常有*主义词句，用鲁迅的话来说是“挂着‘左翼’的招牌”，且论战期间左联曾邀他参加《现代》杂志有关苏汶文章引起论争的“总结”，并转送过鲁迅被他一度奉为偶像的普列汉诺夫照片，故胡秋原与左联关系亲密的嫌疑仍无法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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