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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5部分（第1页）

之地。进取天下，中原为必取之地；安定天下，中原为控御中枢。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

就本身的地理形势而言，中原地区大体上又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分别凭借不同的地理条件，显示不同的战略意义。这四个区域是：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

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北面黄河横亘，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洛阳城即位于其中。山脉环绕，形成险阻；河流上下周流，可与外部联系。洛阳周围的关隘大都是依三川河谷的山川险阻而立：潼关拒其西，扼崤函之险；虎牢阻其东，扼嵩山北麓与黄河之间的通道；伊阙（今洛阳龙门）阻其南，扼嵩山与熊耳山之间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黄河渡口；另有广成关（今临汝西）控制经由汝河河谷的往来通道、轘辕关（今巩义西南）控制由颍河方向来的通道。三川河谷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东西关系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关中，往往藉三川河谷以衔接东西。但若立足中原而暂不取关中，则需要三川河谷以防备关中东进。

南阳盆地像是关中、汉中、湖北与中原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从全局的角度看，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襄阳和南阳分处于盆地的南北两端，这两座重镇的形成代表了南北双方在这片地域内利害关系的对峙和胶着。南北对峙时，南北双方往往各据襄阳和南阳而分享南阳盆地。在东西之争中，无论是入攻关中，还是自关中东出，南阳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河南东、南都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主要是淮河及其支流。在黄河与大别山之间，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涡河、颍河、汝河及淮河上游主干等河流成扇形展开。这些河流的源头都深达中原腹地，下流汇入淮河，因而成为中原与东南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路。南北相争，这些河流每为双方战守之资，由中原趋江淮而临东南，由东南出江淮而图中原，都可藉这些河流为运输线。自中原南逼江淮，由汴、泗二水南下，可趋泗口，略淮东方向；由涡、颍二水南下，可趋涡口、颍口，略淮南方向。此外，这片地域南倚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屏护着中原的南侧翼。

河内地区处太行山与黄河之间，北倚山，南阻河。山地关隘为往来孔道，黄河渡口为南北津要。太行八陉中第一陉轵关（在今济源市西北），为山西西南部与河内之间往来必经之路；太行第二陉即秦汉时的太行道，上有天井关，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为山西上党与河内之间的咽喉。河内与洛阳之间的主要通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河内地区在山西与河南之间、在关中与河北之间都是往来的要冲。在河内与山西之间，太行关隘是是攻守的要点；在河内与河南之间，河阳孟津是攻守的要点。河内地区在东、西部之间与是往来要冲。从河内入轵关、经蒲津可趋关中；从河内循太行山东进，可趋河北。

在整个棋盘型的地理格局中，如果说中原是其中央腹地的话，那么，洛阳则是这个围棋盘上的天元。历史上，许多政权曾经以洛阳为都城。洛阳虽号为四方之中，其形势之间却在外围。所谓洛阳的外围，可从几个层次去说，第一个层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围诸险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龙门等；第二个层次即为河南的四境，即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再加上三川河谷西北崤函之险，这些地域是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若将视野再放大些，则其外围可延及关中、河北、东南及荆襄等大的战略要地。洛阳便处在这几层外围的包围之中。中原的位置和地理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原攻守形势的特点。攻取洛阳，进取中原是一种由外向内的层层递进；中原防守的经营则是一种以洛阳为中心、由内向外的层层辐射。

至于一旦进行大型对抗，如东西之争和南北对峙中，中原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横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东西之争的蹭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对峙的中间轴线是淮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因此，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对峙，中原都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纵观中国历史之治乱更替，天下大势也随之分合变迁。通常，一个统一的王朝因积弊太深而瓦解，天下便随之分崩，而演成群雄逐鹿的局面。历史遂在混乱中酝酿新的统一。

逐鹿虽在中原，真正能参入逐鹿的群雄，却多不起于中原，而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趋于四角。同样，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起于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先据有一到两个角，积累力量，继之以向两翼扩展，然后，向中原发展，进取天下。

秦、西汉、隋（隋因袭的层次可追溯到西魏和北周）和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的。由关中进取天下，以秦的统一开其先例，且其进取天下的历程亦最典型，西汉、隋、唐的统一，大抵循秦之故辙：其根基在关中，扩展在两翼，决战在中原。

东汉刘秀则开创了由河北进取天下的先例。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帝自立，先据河北、河内作为根基，次取河南，据洛阳，立为都，然后，遣将四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至于眼下尚未出现的元和清都起自塞外，入主中原后，也以河北为其根基。

由此坚定了云铮以河北为根基，进而进据中原，然后四略地方，平定天下的战略思想。

至于明朝朱元璋，则是开创了由东南统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平定江南之后，兴师北伐元朝，先攻山东，由山东人包卷河南，取河南之后，再才北上攻取大都，驱逐蒙古势力，统一天下。四川处西南之角，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在历史上未见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这里面另有原因，云铮这段时间也是细细分析过的。

据有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据一方，称雄一时。当统一的条件不成熟时，据四角之地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业。以魏晋南北朝那段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例，这段时期内建立的割据政权大多是在关陇、河北和四川，尤以关陇、河北为多。建立于关中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秦、西汉、新（王莽）、隋和唐外，还有绿林更始政权、赤眉政权、十六国时的前赵、前秦、后秦、夏（赫连勃勃）、北朝时期的西魏和北周、唐末的大齐（黄巢，本书历史中未能出现）、明末的大顺（李自成）等政权。此外，在丧乱之中，东汉和西晋政权也一度迁移关中。更不用说那些更小短暂割据的群雄，如唐末的李茂贞、元末的李思济等等。

建立于河北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元、明、清外，以燕、赵命名的政权就有多个。以燕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燕、秦末的燕（韩广）、西汉初的燕（臧荼）、东汉初的燕（彭宠）、十六国时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和后燕、唐末的燕（刘仁恭，未出现）等等。以赵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赵、秦末时的赵（武臣）、楚汉之际的赵（赵王歇）、十六国时的后赵等等。此外，还有十六国时的魏（冉闵）、北朝时期的东魏和北齐、隋末的夏（窦建德）等等。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有春秋时期的吴、越、三国时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唐初的吴（先后由李子能和杜伏威所建之吴）、宋（辅公祏）、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吴越、南宋（皆未出现）、元末的周（张士诚）、明（初期）和太平天国等等。

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中，虽未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但是，没有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四川地区会不出现独立的割据政权。在四川建立的政权有战国时的巴和蜀、东汉初的成家政权（公孙述）、三国时的蜀汉政权（刘备）、西晋末的成汉政权（李雄）、东晋时的蜀（焦纵）、五代时的前蜀政权（王建）、后蜀政权（孟知祥）、北宋时的蜀（先后有李顺和王均民建之蜀）、元末的夏（明玉珍）等等。

四边之地虽综合条件不如四角，但纷乱之际也易于凭借其地理形势形成割据势力，建立割据政权，而且，因其与周围地区联系便捷，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像山西、山东这样的地方。山西处关中、河北之间，俯瞰中原，且其地接塞北，少数民族容易透入造成影响尤大。山西的割据政权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所建。历史上，在山西建立的政权倾覆中原政权者屡见不鲜，如匈奴刘汉之亡西晋、后唐之亡后梁、后晋之亡后唐，等等。山东地处南北之间，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更是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之间联系的衔接地带，割据山东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

随着历史大势的演变，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是有变化的。中国政治重心自西向东的移动趋势即说明了这点。政治重心处于关中的时代，关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后来，在经历了一段摇摆之后，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关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这一变化给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如在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湖北是西北与东南之间衔接的纽带，地位比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后，随着关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东则成了南北之间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的枢纽，地位举足轻重。

这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实际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都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当时政治、军事整体形势的不同而不同。

眼下的实际情况是，河北和关中政治地位都不及中原，而仍然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无论河北还是关中，只要得到中原，则必然立刻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优势之中。对此云铮自然十分清楚，所以云家的中原攻略，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此时唯一的问题是，在这个时候，周家会有什么样的动向。是出兵河南，力挺林旭，与云家对抗到底，还是趁四川官贼鹬蚌相争，而忽然出兵南下渔翁得利占据巴蜀，继而以西抗东与那时候可能已经取得中原的云家东西对峙，此时不得而知。

云铮现在对于周家的动向，颇有些听之任之。你若南下攻取四川，我则速取中原，以立霸业之基。你若东出函谷，我又何惧之有？在关中不出，你据山河四塞之险，我以现在的兵力或许尚不能取之，你若真离了龟壳出来，我岂有不一并拿下之理？北疆军野战之力，我云铮自信天下再无敌手！

卷五　千军万马避白袍　第45章　中原攻略（二）

前人在论建都之所时，比喻建都长安为建瓴之势；建都洛阳、开封为宅中图大之势；建都北京（燕京）则为挈裘之势。

关中山河四塞，地势高峻，居高临下，故称建瓴之势；洛阳、开封处中原四通八达之地，可向四面扩展，故称宅中图大之势；挈裘则为提衣挈领之意。

建都燕京，是顾祖禹所说的：“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故称挈裘之势。《读史方舆纪要》中称燕京“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漳、卫连襟带于南，居庸锁钥于北。幽燕形胜，实甲天下。”

若要更迷信一点说，云铮更觉得天下王气，当兴于燕京。在原先那个时代，自宋以后，元、明、清三朝，均都于北京。其中明朝先都于南京，燕王朱棣靖难之役之后，迁都北京。若再往后看，民国都于南京，终败于毛太祖之手，而毛太祖则正是都于北京。

当然，以云铮这样一个出身后世，不信鬼神之人而言，王气之说实不可靠，他信的，还是天下战略。

中国古代政治重心的整体趋势是自西往东移动，其中也经历过一段摇摆。秦、西汉定都关中，西汉末年的动荡致使关中残破，于是，东汉、曹魏和西晋定都洛阳。十六国北朝时期，统一北方时间较长的北魏后来也迁都洛阳。隋唐再度统一天下后，政治重心又移回关中。唐末的动荡又使关中破坏很大，于是，大魏定都洛阳。而在前世历史之中，北京的王气，却是直到元朝重新统一后，政治重心才真正移到河北，并一直延续下来。

但这其中是有理由的，并且以云铮超前的战略思维，足以把这些优势提前发挥出来。燕京地处河北，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三级阶梯，之所以也称“据上游之势”，不缘于它本身的地势，而缘于它跟周围地区的关系及由此而形成的在整个中国地理格局中的地位。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东面是浩淼的大海，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延绵千里，环绕其西、北两面。河北境内的几条主要的河流均发源于这两条山脉，切穿山岭，形成交通孔道，也因此而形成了一些险要关隘。正因为这个位置，也才有前面的“衣领”的意思。

云铮的信心满怀，绝非仅仅因为占据了这个“衣领”，而是因为在河北在手的情况下，云家完全掌握了“两山”。两山，指的是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

燕山山脉将河北与内蒙古草原联系起来。内蒙古草原历来为北方游牧民族驰骋之地。塞外游牧民族强盛之时，常南下扰掠中原。河北为其南下的一个主要方向。塞外游牧民族入据河北，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自辽河流域而来，一是自蒙古草原而来。辽河流域与河北之间的往来通道　是辽西走廊，山海关扼其咽喉，卢龙、迁安、乐亭、遵化等地为重镇。蒙古草原进入河北的一条便捷的路线是出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进入大同盆地，再由桑干河及其支流河谷低地进入河北，居庸关、紫荆关等关隘扼其咽喉，大同、宣化、怀来、张家口等地为重镇。燕京作为河北北部的一个重心，可以同时应接这两个方向。在燕京外围环燕山山脉，还有松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关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脉的其它几条交通孔道。

所以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外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秦汉经营渔阳、上谷、右北平，隋唐经营范阳、平卢，明代经营宣府、蓟镇，都是意在扼守燕山险阻，以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五代失幽燕之地，丧失北方国防险要，到北宋时，朝廷念念不忘收复失地。吕中说：“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道出了这片地域对于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意义。

而现在云家不仅将燕云十六州稳握手中，而且新得了辽国中京道和西京道大片领土，对于北方的防御，就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回旋余地，再加上燕山诸关以及天下最为善守的云山帅坐镇燕京，别说辽国衰落而蒙古尚未崛起，即便当真有一强敌也无大碍，如此优势之下，北方大势岂能有变？

太行山脉则将河北与山西高原联系起来。北方的争衡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衡。山西高原如同一个楔子，楔入河北与关中之间。当河北与关中争衡之时，能不能控制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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