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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范妮说：“我们在上海也过圣诞节。”

大概听出来范妮语气里的介意，托尼马上掉过头来说抱歉，他说：“我不知道什么中国的事情。”

“那你知道上海的事情吗？”范妮问。

“Yes；　I　have　heard　about　it；　the　old　people　always　say　Shanghai　is　a　small　New　York。”他接着说了很多，但范妮又开始听不懂了，开始是一个词，后来不知道的词堆积起来，就一点也听不懂了。她有点慌神，可是她还是在脸上堆上笑来掩饰。因为她实在不想再说一个Pardon，连想都不愿意想到这个词。托尼看看她，他猜出来她的状况，就不再说话了。范妮感到他是怕自己听不懂受窘，才不说话了的。和自己的堂弟也搭不上话，让范妮感到十分羞愧。

在拥挤的纽约市区里，他们的车不停遇到红灯和抢道的出租车，托尼只好不停地刹车，一下一下，身体往前冲，范妮开始晕车了。头昏，舌头下面开始一阵阵地出酸水，肚子也有点疼了，她实在怕自己会吐出来，她悄悄地掐右手上的合谷穴，听说那个穴位对镇定安神有效。车窗外，一片片树林掠过，托尼告诉她，那是曼哈顿岛上的中央公园，他最喜欢这个地方。范妮这次倒是每个词都听懂了，她赶紧表示出来。中央公园很长，边上的老公寓门口站着黑制服笔挺的拉门人，比起上海的希尔顿酒店前面的拉门人来说，要专业得多。托尼说，这些公寓里住着的，是真正的纽约富人。当年列农也住在这里，并在这里的街口被刺杀。

“是他的歌迷杀的，对吧。”范妮忍着一阵阵的恶心说。

“也有人说其实是被FBI杀的。”托尼说。

终于到了维尔芬街，终于可以从车里出来了，范妮几乎是高兴自己可以离开这个对自己小心翼翼的堂弟。她的房间是两间一套的公寓里的一间，另外一间是另一个纽约大学的男生住。他们一起合用厨房和浴室，以及电话。托尼带来了钥匙，一开门，门里面的热气夹着浓烈的咖啡气味扑面而来，范妮被这咖啡暖烘烘的气味一熏，一个恶心打上来，带上来一些酸水，里面有可乐的味道，那还是飞机上喝的。她竭尽全力做出正常的样子，向托尼道谢，并送托尼到门口，在他下楼梯的时候，候着，道着再见，听着自己的声音在陌生的高高天花板下面的楼梯上回响，象一个外国电影里的场景。

等托尼一离开，范妮就三步两步绕过行李，冲到厕所间去，大吐特吐，飞机上吃的意大利面条，喝的可乐，还有酸咸的话梅粒子，在飞机上二十多个小时吃下去的东西，好象全都翻江倒海地吐了出来，好象她的胃一离开上海就停止消化了，将后来在美国西北航空上吃的东西，暂时存在里面而已。那些东西喷得马桶边上都是。

等范妮搜肠刮肚地吐干净了，软软地站在洗脸池子前漱口洗脸，她看到面前的镜子里有一张蜡黄的脸，颧骨上的雀斑都泛出来了，这是自己的脸啊，范妮简直不能承认这一点，它象同飞机的那些中国人一样蜡黄和疲惫，又宽大，实在象东亚病夫。范妮掉头去看架子上的牙刷，它的柄象小棍子那么粗，而牙刷却象儿童用的那么小，然后她看到旁边还放着一些小钩子，小镜子，象是和牙刷一套的，那是同屋的美国人用的，托尼说他叫鲁，鲁。卡撒特，是爱尔兰人的后代。卡撒特先生，范妮心里想了想，在中学的英文课上，有个同学总是把先生和女士读错，但愿自己不要读错。卡撒特先生倒是个考究的人呢，象牙医一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牙齿。

洗脸池的龙头是老式的样子，象范妮家用的龙头差不多，龙头中间也嵌着一块圆圆的白瓷马赛克，上面烧着一个蓝色的“H”和“C”，表示冷热水龙头。维尼叔叔总是说自己家的房子是连水龙头都从美国进口的考究房子，范妮总是怀疑维尼叔叔夸大从前的事，但现在看来，他倒是对的。只是爷爷从来不提过去的事，维尼叔叔四岁的时候，上海就解放了，他是怎么知道家里的龙头是从美国进口的呢？在上海的家里，热水龙头从来没有热水流出来，倒是象张爱玲散文里写的那样，要是不当心动了那个龙头，龙头后面的管子就会发出“赫赫”的声音，象冬天发哮喘人那过敏的气管。现在，范妮试着打开那个“H”，里面马上就流出了热水。将热水泼在脸上，范妮感到舒服起来。

她索性回房间去开箱子，找出衣服和毛巾来，洗了个热水澡。从“H”里出来的热水，哗哗地从头发上到背脊上，然后再从屁股直到腿上，象被人抚摩着一样，范妮在热水下站着，从热水的蒸气里看到街对面的红砖房子，黑色的窗框，还有里面窗台上放着的一枝铜蜡烛台，象一根树干分出了七根树枝一样，那蜡烛台分出了七根蜡烛座，上面插着七枝白色细蜡烛。范妮扬起头来，张大嘴，将热水接到自己的嘴里，再慢慢地吐出来。从里到外，身体轻轻地荡漾着，她知道自己这是真的到了美国，到了能真正用“H”里的热水，而不是只能听坏掉的水管子里“赫赫”声音的地方。

洗完澡以后，范妮习惯要开窗，她将窗子往上提，和上海的窗子一样，这里也是用提的。她听到了哗哗的声音，往天上看，却看到了满眼的蓝。她想起了什么，于是将头伸出去，果然她看到了远远的路口，有一个小街心花园，那里有一个石头的喷泉，在阳光下，那喷泉流出来的水，象银子一样闪着光。如下雨那样的水声，就象是爷爷形容的一样，就是石头喷泉的声音。它长得上海家中小花园里一样，只是看上去有与上海不同的年轻和袅娜的姿态。范妮伸长了脖子，望那熟悉而陌生的石头喷泉，“这是纽约，这是格林威治村，这是维尔芬街，这是Fanny　Wang。”她想。

到了半夜，范妮好象被渴醒过来，房间里没有拉上窗帘，满地板都是窗外防火楼梯的黑影子。寂静中，范妮听到身边有丝丝的声音，然后，她发现那是她床边的热水汀在工作，房间里又暖又干。范妮看了看放在枕下的手表，它还是上海的时间，按照13个小时的时差，现在应该是上海的下午。范妮感到自己已经完全清醒过来，她想起爷爷告诉她的时差，上海和纽约差了13小时，虽然人已经到了纽约，但身体里的生物钟还会按照上海的时间工作，晚上睡不着，白天想睡觉。人象生了肝炎一样难过。范妮想，大概自己的时差已经来了。

于是，范妮决定起来整理行李。格林威治村的房租贵得要命，她租的是这套公寓里的小间，一床，一桌子，一橱，唯一剩下的一小块空地上已经堆满了行李。

在箱子里被压皱变形的衣服，象上海春节时小菜场里冰冻的鸡鸭。范妮想到，自己忘记应该带一个电熨斗来。范妮当时没有觉得时差有什么不好，能在半夜里精神抖擞，她觉得也很好。她将一段丝绸放出来，笋干已经被扔到垃圾筒里去了，她也不能空着手去见爱丽丝婶婆，于是她决定把这段从杭州买来的丝绸送给婶婆当见面礼。范妮还带着一些中国人送人的小礼物，象龙虎牌万金油，水仙牌风油精，绣花的真丝手帕，安徽的彩色墨。要是需要送人礼物，就不必要在纽约买了。范妮将那些东西放进抽屉里。把自己带了一些零食放进另一个抽屉。那是些苏州话梅，奶油杨梅，干草杨桃片，这是普通上海女孩子都喜欢在嘴里含一点的零食。带来的酱油和榨菜在塑料袋里散发着油酱店咸咸的气味，到了美国，范妮才感到那气味是那么冲鼻子，她不好意思将它们放到厨房间去，让那个用五个头，大概还有电池的牙刷的卡撒特先生看到她不远万里带来的东西有这种味道。于是，她仍旧用塑料纸包好了，放在自己房间的柜子角落里。

整理完自己的东西，范妮坐到宽宽的窗台上，望下面静静的街道，对面有一栋房子的低楼，是家小店，在墙上钉了一块长方的店幌子，白底子，上面画了一个黑色的女人头像，那女人戴着老式的小帽，上面还竖着根羽毛，很有风情的样子，范妮猜不出那是什么店。她想象里，在纽约住了大半辈子的婶婆，就是这个样子吧。而要是爷爷奶奶当时不回上海，自己也应该开白色雪佛莱车的纽约女孩，从行李传送带上取的是一只红色小箱子。

格林威治村的天空一点点红了起来，白色的大鸟从哈得森河上飞过来，站在维尔芬街上的石头喷泉里喝了水。范妮一直在窗台上坐到天亮，她的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等范妮找到厨房，才看到厨房的冰箱上用吸铁石粘着一张给自己的字条，是鲁留下的，他过圣诞去了，告诉她一些注意事项。诸如，可以用冰箱中的一半地方，可以用电话，电话旁边有一个计话器，用了电话以后，把上面的数字自己记在电话旁边的小本子上，到帐单来了以后，可以各自付帐。也许他是个细心的人，还告诉她如果要买东西的话，走出维尔芬街，向北两个街口，就是百老汇大街，那里有各种商店，最近的一家超级市场就很大。沿着百老汇大街往下走，就是中国城。看上去他知道范妮是个中国人，可是他一定不会知道范妮并不认为自己喜欢去中国城。鲁的字又小又草，把ing写成一条直线，最后加一个弯钩，在头上加一个小点。一点也不象范妮看习惯的英文花体字，她站在冰箱门上看了半天才猜出来的，有的词是真的不认识，范妮还查了词典。厨房里很干净，冰箱里几乎是空的，只有一些酸奶和一盒黄油。墙上的柜子里放着咖啡和煮咖啡用的过滤纸，还有一些意大利面条。

早上，范妮给婶婆打了电话。婶婆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响，象那些耳朵不太好的老人一样。“Call　me　Alice　if　you　like。”当范妮叫她婶婆时，她这样说。

范妮问什么时候可以去拜访她，婶婆说上午她已经有客人来拜访，范妮也需要先安顿好自己，所以，她认为下午Tea　Time时见面更合适。范妮原以为婶婆会马上让她过去，甚至想到，也许她们也会象电视里报道的台湾老兵回家省亲那样抱着哭成一团，只是没想到要等到Tea　Time。

范妮挂了电话，突然感到肚子饿了。她想吃上海的小馄饨，很薄的皮子，能看到里面裹着指甲大小的一团肉米，汤很清，上面漂着黄色的蛋皮丝，老绿色的榨菜丝，还有深紫色的紫菜以及绿色的小葱末。她想起来，自己从昨天下飞机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要是自己不找，再也没有人来催她吃饭。然而，这屋子里，范妮连一粒米都没有。

范妮拿了钱和钥匙，下楼去。走了些弯路，问了些人，找到了鲁说的那家超级市场，范妮见到不少学生模样的人出入，她于是跟着他们往里面走，象他们一样在入口的地方随手拿了一只塑料篮子。有人在买烟肉的柜台前买小面包，和几片烟肉，卖肉的人会帮他们把烟肉夹到圆面包里，还在里面放上一小段酸黄瓜，或者阉过的尖辣椒。范妮也跟过去买了一个，她以为那样的夹肉面包叫sandwich；　其实他们叫它hamburger。范妮又为自己的错误涨红了脸，她拿了hamburger，赶快离开烟肉的柜台。这次她比较麻木了一点。

或者说，她来不及多想，她被这家百老汇大街上的超级市场镇住了。她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花花绿绿的商品，喜气洋洋，无穷无尽，都放在唾手可得的架子上。几十种牌子的巧克力，几十种牌子的奶酪，几十种样子的蛋糕，都是新鲜出炉的，几十种牌子的日霜，晚霜和护手液，还有范妮不知道怎么用的紧肤水，爽肤水，柔肤水，以及防晒霜，隔离霜，精华素，唤肤液，修复水，范妮不是那种上海弄堂里对化妆品喋喋不休，孜孜以求的小市民女孩，也不是一年四季都用一筒雪花膏，只花心思在读书上的清高的女孩，但她在那些化妆品的货架前走过的时候，还是被它们吓了一跳。然后，她发现有许多东西，她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接着，她又发现原来可口可乐在美国，居然比在上海要便宜好几倍。她是在这时开始留意货架上面标着的价钱，刚看上去，那些东西都只有几十块钱，甚至只有几块钱，几个quarter，但要是按照美元和人民币在黑市上1比8。9来算，这里的东西除了可乐和洋鸡蛋，真的都贵。最贵的，竟然是范妮不得不买的大米。那种象针一样两头尖的泰国米，要卖到0。99五百克，也就是八元人民币一斤。象装蛋糕粉一样，它们被装在考究的纸头盒子里，盒子口上还有一个用锯齿线划出来的小口子，很方便打开。大米居然是这个价钱，给了范妮很大的打击。她已经听说纽约的生活指数高，可是她不知道要高到这种程度。她不得不买米，这是她的主食，但她怎么也买不下手，最后她拿了塑料袋包的简装米，它们放在角落里，看上去是落脚货。范妮算了算，五斤里面，可以便宜到一斤。范妮已经离开了，可是走了几步，又回来，再拿了一包米。

到底要在这里过日子，家里的安徽小保姆买米，都是一口袋一口袋的。

范妮看到了日本酱油，果然比她带来的中国酱油要贵十倍以上，这让范妮高兴，好象拾到便宜一样。因为想到自己有酱油，她买了一块肉，她想要做红烧肉吃，因为不想将肥肉扔掉，她特地挑了瘦肉多的剥皮小蹄膀。到结帐的时候，她才发现那块肉贵得让人不能置信。等回去煮了，她才发现那块肉又白又硬，如同木头，而且一点没有猪肉的香味。范妮在上海并不下厨，所以她以为需要用文火笃，但是过了两个小时，那块肉在没有油花的酱油汤里越缩越小，也越来越硬。范妮从垃圾袋里找回那块肉的包装，拿了本词典一项项查过来，这才发现那上面的Turkey，并不是和土耳其有关的产地，而是“火鸡”。她原来买的是一块美国人圣诞节和感恩节吃的火鸡腿，根本不是上海小菜场里的热气剥皮小蹄膀。范妮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学过“火鸡”的英文。

范妮努力将那烧不烂的火鸡腿咽下去，她不想将木渣一样的火鸡肉倒到马桶里冲了了事，大概不想浪费，也不想确认自己的失败。火鸡肉用中国酱油红烧以后，嚼在嘴里，象微微烧焦的老树枝，用饭裹着，一口口地吞下去。范妮的心情渐渐开始恶劣起来。她把自己的公寓弄得到处都是中国酱油的气味，在没有混合足够的脂肪和肉香，也没有加进去足够的糖和黄酒的时候，中国酱油会发出有点苦涩的焦臭，努力吃饭的范妮觉得自己快被熏晕了，一阵阵的恶心泛上来。她的胃里还感到饿，可她吃下去的东西都堵在嗓子口，随时可以张嘴吐出来。

她吃了些榨菜，才勉强把它们都赶下肚子里去。她想起来妈妈说的话，榨菜是世界上最落胃的东西，只要有榨菜，人就可以活下去。这时，范妮不得不承认，妈妈是对的。

下午找到婶婆在华盛顿广场边上的家时，范妮觉得自己的头还在一阵阵发晕，这时正是上海时间的下半夜，她在棕色砖墙的房子前走过，好象走在睡梦里。也是前进夜校的同学说的，到了美国以后一定会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差，这时候，不可以按照你身体里那个还在上海时间的生物钟去睡觉，一定要按照美国时间作息，这样才能将那个身体里面的生物钟调整过来，适应美国。范妮做得很努力，拼命地在熟睡和晕旋中挣扎着四处走动。

婶婆住的是一个干净的老公寓。范妮一推门进去，里面一股热气带着咖啡气味扑来，还有加了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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