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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馋，相当亲切随和。中国民间流传了不少关于这一对君臣朋友的故事，总起来看，他们之间相处得不错，显得还算明朗、健康，阴谋诡计虽然还有，但与其他朝代的开国君臣比起来，少了许多肮脏、戾气和血腥味儿。

作为宰相，赵普为后人诟病之处不少，但总体上的评价也还不错。民间流传了不少此人的故事，颇为传神：有一天，他写了个奏折向皇帝推荐一个人，赵匡胤不满意，没有任用；第二天，他又把那个奏折递上去，皇帝还是不用；第三天，他再一次上奏，皇帝大怒，把奏折撕碎扔到地上后，扬长而去；这时，只见赵普在群臣众目睽睽之下，面不改色地跪下来，慢慢把奏折碎片拾将起来。第四天早晨一上朝，只见赵普又把已经用糨糊粘贴好了的奏折呈递上去。这一下，太祖没脾气了。据说，当时太祖一声不响地批准了他的请求。又据说，他推荐的这个人很称职，后来成了名臣（8）。

有一个立功者按规定应该升职，但是，赵匡胤一向不喜欢此人，于是摁在那儿就是不批准，还怒气冲冲地问赵普说：“我就是不给他升官儿，你能怎么样？”赵普一本正经地回答：“罚恶赏功，古来通理，不是陛下您一个人专有的，哪里可以凭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决定？”赵匡胤不听，站起来扬长而去。赵普便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赵匡胤进到了后宫里面，赵普就恭恭敬敬地站在宫门外，一站站了很长时间。最后，赵匡胤派人传出话来，同意那个倒霉的家伙升迁（9）。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赵匡胤曾经有过一段相当潦倒的经历。宰相赵普在给他出过许多好主意的同时，也曾经撺掇他整治那些落魄时对他不好的人们。赵匡胤很反感地拒绝了。这段经历似乎没有在他的心理上留下特别负面的影响。因此，他当上皇帝以后，也几乎找不到什么特别乖戾失常的举止行为。当年，他曾经投奔过自己父亲的老朋友董宗本，董宗本的儿子董遵诲经常欺负他，弄得他极郁闷。赵匡胤作了皇帝后，那董遵诲正好是宋军中的一个中级军官，相当惶恐，像砧板上的肉，除了等人家拿刀来剁之外，毫无办法。赵匡胤不但没有收拾他，反而费了不少心思，帮助他将失散多年的母亲从辽国接回来，送到他的防地。这厮感动得要死，从此下死力效忠赵匡胤，成为当时挺有名的一员边将。

有一次，赵匡胤在禁中后苑打麻雀玩，一个臣子声称有急事求见。赵匡胤立即接见。谁知，来人东拉西扯，讲的没有一件急务。皇帝大为不快，责问他为何谎称急务求见？那人说：至少比陛下打麻雀急。赵匡胤大怒，抄起那把著名的柱斧就打。结果，打掉了人家两颗牙齿。来人不声不响地将两颗牙齿拣起来，装进口袋。赵匡胤穷凶极恶地问：“怎么着，你还想告我不成？”那位臣子回答：“臣子我不能告陛下，但自然会有史官书之。”赵匡胤愣住了。随后，相当诚恳地道歉，并拿出不少金银珠宝来贿赂这位官员（10）。瞧，皇帝居然有怕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一般说来，大凡对白纸黑字还能够心存一点敬畏的人，就不大会坏得特别出格。对赵匡胤似乎至少可以作如是观。

这些故事很有一些江湖好汉的味道。读起来，常常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有部电视剧里的那支《好汉歌》。合上书本，一个感觉挥之不去：怪不得这么多梁山好汉出在宋朝，原来他们的开国皇帝就是如此；甚至会让人错把赵匡胤当成是他们中的一个。

赵匡胤当皇帝后，仍然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同的是，此时他出手的对象，已经变成了五代十国中其他那些国的国君。比如后蜀国君孟昶。此君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比较讲究生活品位的国君，据说他大小便用的马桶都是七彩宝石镶嵌的。一般说来，屁股如此尊贵的人，脑袋里装的就大体上是垃圾了。孟昶就是如此。他任命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家养小厮掌管大权，这小厮二十岁出头，读了几本兵书后，自称要为诸葛孔明出口气，完成他老人家六出祁山没能完成的事业。结果，碰上赵匡胤比他少得多的军队后，仅仅六十六天就亡了国。赵匡胤见到孟昶那著名的马桶后，很奇怪地问出了同样著名的那句话：“拉屎用这玩意儿，吃饭该用什么？”左右回答不出。于是，赵匡胤就亲手把那马桶砸了个粉碎（11）。

都城在广州的南汉国君刘鋹，也属于很懂得生活的那一类中国人。小小的一个岭南王国，王宫里的宦官居然有七千多人。而且广州城里的宫殿多到了数不清有多少房间，里面装进了各色各样的上万名美女。最受国主宠爱的则是一位来自波斯国的女子，名叫“媚猪”。这位美女“媚猪”有一个奇特的嗜好，她住的宫殿必须用一种产自五百尺深海底的珍珠装饰。为了满足这个高品位的爱好，南汉国民葬身海底者不计其数。据说，赵匡胤听说这位国君与“媚猪”的事迹后，当时连说了几遍“我要救这一方的百姓，我要救这一方的百姓”，随后，决定灭掉南汉。

这场战争进行得相当顺利，从公元970年9月到第二年正月，五个月时间就宣告结束。那位国君的结局极有戏剧性：他本来准备了几十艘大海船，停在珠江口，委托自己最信任的一个大宦官乐范负责把金银细软和“媚猪”等两百个美女统统装上了船，预备着打不过时就走。结果，等到兵败如山倒，他真的跑到海边准备走时，才发现乐范已经带着全体海船走得无影无踪。据说国君知道这个消息时，根本就不信，随后几乎昏厥。最后，万分惆怅地投降了赵匡胤（12）。

最能体现赵匡胤这位好汉英雄欺人性格的举动，就是对南唐的征伐。

南唐后主李煜是一位天才的文学艺术家，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绝对辉煌的篇章。不过，作为一位政治领袖，他又是个绝对低能、弱智，看不出任何政治智慧与才能的可怜虫。南唐政权曾经长时间在宋朝面前奴颜婢膝，以求苟延残喘。但是赵匡胤准备完成后，还是毫不犹豫地发动了毁灭南唐的战争。战争开始后，李煜派来的使节质问赵匡胤：南唐有什么罪过，要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赵匡胤毫不掩饰地说出了那句直到今天还左右着许多中国人头脑的著名格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13）

这句话，一语道出了中国帝王政治文化传统最真实的内涵，那就是实力加暴力原则。从而，完成了赵匡胤这位江湖好汉成为帝王之后的性格塑造，也由此奠定了大宋帝国立国的基本国策。

第一章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从时间上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立国时间最长的帝国之一，其寿命为三百一十九年，仅次于汉朝的四百余年。从空间上看，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所有大一统帝国中，大宋帝国是土地面积最小的一个。最大时，其国土面积大约只有唐朝的一半左右；到南宋时期更加可怜，或许只有不到明朝的三分之一，和清朝的五分之一。从经济文化的情况来看，大宋帝国堪称辉煌灿烂，其发达程度丝毫不亚于、或者说是超过了汉、唐、元、明、清最为鼎盛的时期，可能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巅峰，甚至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奇怪的是，它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帝国中，最为“积贫积弱”的一个：国家财政上的窘迫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帝国的所有时期；军事力量在面对外部的挑战和凌辱时，很少能够找到令人骄傲的记录。这种看起来完全矛盾的状态，真实地存在着。其根源，都可以在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中，寻找到答案。或者说，我们大约只能到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中去，才能够找到答案。

客观地说，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地缘因素，造成了大宋帝国相当大程度的先天不足。这就是燕云十六州的割让。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可能是晚唐以后，五代十国时期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直接影响到了此后四百年间中国历史的格局。

公元936年，后唐帝国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叛乱。他以割让长城以南的燕云十六州为代价，请求塞外的辽国施以援手。辽国的太宗皇帝耶律德光大喜，不惜御驾亲征，帮助石敬瑭打败了后唐军队。随后，辽国皇帝册封石敬瑭为中国皇帝，国号后晋。当时，时年四十七岁的石敬瑭为了表达自己感激涕零的心情，主动拜认比自己整整小了十岁、时年三十七岁的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自称为“儿”。大约是不如此作为，心里就实在过意不去的意思。并立即将燕云十六州交割给了辽国（14）。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让人最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一桩交易。而且，还给儿皇帝这个词，找到了一个准确的定义与出处。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这大约是独此一份。

燕云十六州所辖的土地东西约六百公里，南北约二百公里，全部面积差不多为十二万平方公里。它们是：幽州，即今日之北京，当时称为燕京，又是辽帝国的南京；蓟州，即今日之天津的蓟县；灜州，即今日河北的河间；莫州，即今日河北任丘；涿州，今日河北涿县；檀州，今日北京密云；顺州，今日北京顺义；新州，今日河北涿鹿；妫州，今日河北怀来；儒州，今日北京延庆；武州，今日河北宣化；云州，今日山西大同；应州，今日山西应县；寰州，今日山西寰清；朔州，今日山西朔县；蔚州，今日河北蔚县。包括了今天北京、天津、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大同周围的大部分土地（15）。

翻开历史地图，我们就会发现，燕云十六州实际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东北部与北部地区最重要的险关要塞与天然屏障。这一地区的丧失，使本地区的长城及其要塞完全失去作用，敌人已经越过它，直接进入了中国本土，致使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华北大平原全部裸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从新划定的边防第一线，到当时的中国首都汴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八百公里间，一马平川，没有任何一个关隘和险要之地可以阻挡骑兵大兵团的冲击。从此四百年，中国完全失去了军事上的战略主动地位。

作为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赵匡胤完全了解燕云十六州的重要地位。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相当理性地制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他必须先统一中国本土，然后才能积聚力量，考虑夺回燕云地区。

当时，宋朝的总兵力不到二十万人，以步兵为主；所辖人口九十七万户，大约在四百万人上下；财政状况不算太好，“帑藏空虚”；难以支撑大规模军事行动。辽国人口大约也在四百万左右，军队总数为三十万人，以骑兵为主。双方力量对比，显然是宋弱辽强。

为此，皇帝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封桩库”，其职能就是将每年的财政盈余不准挪做别用，全部存储起来，作为收复燕云的专项资金，由皇帝本人亲自掌握。赵匡胤的设想有两套：一是积蓄足够多的数量后，与辽国交涉，将这一地区赎买回来；如果不行，就散尽这笔钱，招募勇士，以武力夺回来。这段话，要是用文言讲出来的话，相当铿锵：“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皇帝还打了这么一个算盘：“辽兵数次侵扰边境，如果我用二十匹绢的价格收购一名辽兵的脑袋，辽国精兵大约十万人。费我二百万匹绢，就可以把他们灭干净了”。（16）

到公元975年前后，宋朝已经基本统一了中国本土，所辖人口达三百零九万户，一千多万人口；军队总数将近四十万人。赵匡胤底气十足，跃跃欲试。可惜，英雄暮年。上天没有给他留出足够长的时间，使他四十九岁正值英年就死掉了。否则，以他的才略，收复燕云应该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他死后，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了皇位，是为大宋帝国的第二任太宗皇帝。赵光义对辽国发动了两次大规模进攻，都以全军覆没的惨败告终。其中有一次，太宗皇帝御驾亲征，在今天北京西直门外面的高梁河一带，与辽军展开大会战。结果，大败。激战中，赵光义腿部受伤，坐在一辆驴车上狂奔，方才逃脱了性命。史书上说，皇帝“仅以身免”。就是说，几万大军打没了，皇帝是一个人逃回来的。

就这样，赵匡胤终于在念念不忘的“卧榻”之侧，留下了一只酣睡的怪兽。一个半世纪以后，他的一个轻佻子孙，漫不经心地捅醒了这只怪兽。结果，在它的咆哮声中，整个大宋帝国轰然倒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

此时，变换一个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上面的讨论实际上仅仅说明了事情的一个侧面。如果回到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上去，我们就会看到：大宋帝国开国之初，整个被笼罩在这个情结的阴影之下。直接的证据是，在帝国最为重要的几项基本国策上，全部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这个心结不停地释放能量，最终，终于演变成了帝国上述的矛盾状态，并使燕云恢复变成了几乎没有可能实现的朝代夙愿。

事实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情结，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身上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举凡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举凡每一次皇家内部的骨肉相残，举凡每一次围绕权位的殊死搏斗，无不植根于这个情结。从它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来看，它可能是构成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基本元素或者遗传基因。因为，事实上，这个情结存在于每一个具有广义“政治”抱负的中国人心中。要证明这一点，事例极多。比如，在官场、职场、商场甚至任何地方，每当面对利益冲突的关键时刻，中国人对竞争对手甚至对合作伙伴便会表现得特别无情，必欲置别人于死地而后快；为此经常不留余地，不计后果。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周围和各种媒体上，此种情形大约称得上触目皆是。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人的许多行为，仍然基本上遵循着“自己活，不让别人活”的原则行事。“双赢”或“多赢”哲学并非中国人的思想成果与信条。作为近些年打开国门后的舶来品，许多证据表明，中国人可能至今尚未学会在这种状态中生存。原因并不复杂。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对异己“斩草除根”、“斩尽杀绝”之类的理论与实践中，生活得实在太久了，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发生之前很久，我们就已经按照这样的信条在生活了。以至于到后来，我们已经很难将产生这种信条的土壤与这种信条本身区别开来了。因此，赵匡胤具有这样的情结一点都不奇怪。相反，假如他没有这种情结的话，那反倒是很令人诧异的事情了。

问题在于，赵匡胤的这个情结似乎特别强烈。其强度足以促使他为新生的帝国制定出一整套相当特别的政策，并为其作出了周密的制度安排。从而，造就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大宋帝国。

从赵匡胤的一生经历考察，这种情形应该是由下列三个原因造成的：一、大唐帝国从辉煌到崩溃的惨痛教训；二、他自己亲身参与其中的五代十国凶猛搏杀；三、他本人取得这个“卧榻”的特殊方式。

应该说，这三方面的经验，已经足够令赵匡胤对任何染指“卧榻”的可能，保持高度的敏感与警觉了。我们知道，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这种敏感与警觉曾经导演出来过无数的人间惨剧。这些数不胜数的惨剧，让人拥有足够多的理由，怀疑中国人本性善良的说法。而且，更加糟糕的是＇奇·书·网…整。理提。供＇，对于这些惨剧，中国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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