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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思想：地面状态与地下状态（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国大典，正是在发生五四运动的古老而年轻的天安门广场举行。在五万万中国民众中间，所有的知识分子，怀着期待的、兴奋的、间或焦虑的心情，都听到了喧天的礼炮，和毛泽东的宏伟坚定的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土改。镇反。三五反。各个领域，以异常的速度进行毁坏和重建的工作。知识分子队伍也在重新整合，从生活到思想，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局外。首先是进入“单位”。美国著名记者巴特菲尔德以他在中国的体验，总结说：“单位是中国社会的高楼大厦的砖瓦，几乎是中国人仅次于国籍的身份证。”＇5＇单位教会知识分子认识：“组织”是什么东西，这个从纺织物那里引申出来的语词是何等严密。通过单位，他们领取工资；通过单位，他们认识自己的同行、领导、同志和敌人，同社会发生关系；甚至通过单位，认识自己的思想。单位是一个巨物，无所不包，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其神秘而威严的存在。作为“单位人”，他们被赋予一种集体感、归属感；惟其如此，才觉得自己的渺小，任何独立的企图，转瞬之间就会变得孤立无援。他们被“分子化”了。他们害怕为组织所抛弃。这种依附关系和危机感的产生，使他们从外部到内部，从被动到自觉，变得十分顺从。

在组织建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知识分子得不到平等的关怀与尊重。“解放区”与“国统区”，党内与党外，组织与非组织，所受到的信任和使用的程度是不同的。在这里，从档案管理到日常生活，都产生了一种对“身份”的普遍的重视与认同。在这个基础上，随之萌生种种的优越感或自卑感，萌生依靠组织谋取身份的欲望，同时也萌生着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求。

知识分子所在的单位：大学、报社、杂志社、出版机构、剧团等，全部国有化。社会上不再出现个人组织的社团，职业性团体如“作协”、“文联”，实际上也都成为了“国家组织”。作品必须经过审查，不能随意发表。上海书店通知沈从文，即称：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书局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其实，这种文艺禁令，此前早就成文或不成文地存在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完稿后，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因为曾经有人指责为“同情地主”、“反映的是富农路线”等，难以获准出版。连根据茅盾小说《腐蚀》改编的电影，刚刚问世，也因被指责为有同情特务等立场问题，被公安部下令禁演。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受到批判，同名电影曾经电影界负责人夏衍的推荐，同样因受批判而停映。夏衍本人写的剧本《考验》，被柯庆施下令停演。建国初，禁区已经相当森严。这是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所决定了的。由战争培养起来的敌情观念和军事化作风对文化的介入，沿袭下来而成了一种常态。所谓“运动”，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集中强化而已。

的确，“运动”是一种可怕的体验。运动依赖组织又高出于组织之上，有它独特的规律和形态。由于权力趋于集中，缺乏制衡，各级组织都存在着可能的凹陷和缝隙，于是政治—思想运动成了必要的补充。“思想改造”运动，是知识分子建国后经历的第一次运动。运动发生很早，始于1951年，首先深入学习毛泽东著作，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系统地阐述了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性质，“世界观”的转变，以及任务问题。因为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相结合，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必须放弃独立的一切，知识分子将不成其为知识分子。后来，毛泽东陆续提出的“知识分子劳动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五七指示”等，都是源自这种普及化、一体化的思想。这场运动波及所有重要城市地区，使用了从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包括群众大会、“小组斗争会”、公开批判、口头或书面表态、坦白交代并承认“错误思想”等。运动从文艺界及大学的知识分子开始，然后扩展到中小学教师，甚至波及学生。比起“土改”和“镇反”＇6＇，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显得较为温和，但是，精神的威慑力仍然是强大的。

思想：地面状态与地下状态（2）

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中，毛泽东特别注重意识形态问题。在*和经济建设以压倒的优势向前进行的时候，他不时出现在文化前哨，独自指挥一场又一场战役。其中包括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梁漱溟，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批判《文艺报》，直到批判乃至整肃“胡风反革命集团”。在胡风“集团”案中，私人通信被当成罪证，而且加了“钦批”由党报率先发表，逮捕也是“钦准”的，无须任何法律程序。刚刚通过的宪法成了一张废纸。

此间，知识分子心理发生了极其复杂微妙的变化。作家萧乾有一段话描述说：“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由白区投奔来的知识分子，都是以浪子回头的心情力图补上革命这一课。搞文艺的，热切地捧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喝过延河水的老同志打听1942年整风的盛况，批《武训传》时，我们这些留过洋的，赶紧聚在一起检查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三反’‘五反’本来同知识分子不大沾边儿，大家也主动认真地深挖起灵魂里的资产阶级根子。那时的报刊经常可以看到学术界文艺界非党人士的长篇自我检讨，批判自己的超阶级思想，寻找在感情上同工农兵的差距，反省过去对西方文艺的盲目崇拜，同时歌颂斯大林，歌颂苏联，歌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检讨”，或称“思想汇报”，作为一种群体性行为，一种流行文体，在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世界知识分子历史上，也不失为一种奇观。他们紧张、忧虑、恐惧，像沈从文就因为无法接受这种精神压力—郭沫若称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而一度精神失常。有人因此改变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如萧乾所自述的，即在胡风等人因信函获罪入狱后，写信和讲话都懂得了克制。他说，“只要能口头或电话上说的，我就不写。即使写，也只限于事务性的干巴巴的几句话。这种心态我一直严守到1979年。”有人因此改变自己的职业和工作，如作家骆宾基，在胡风事件后，从此转向古金文甲骨文研究。一些在国民党退离大陆时坚持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如徐訏、张爱玲等，则先后奔赴香港。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里，自卑是最普遍的心理。一批著名学者以同样的话语形式否定自己，哲学家冯友兰1949年10月写信给毛泽东，说自己是“犯错误的人”，同时表示“愿为社会主义做点工作”；稍后出访印度，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贺麟1951年在《光明日报》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表示赞同唯物论。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恨不得把过去的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遍。”政治学家钱端升以《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为题发表文章，在完全否定自己的同时，否定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谓‘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五四时代的那份尊严，那份自信，那份浪漫主义激情，至今已是迢遥的记忆，不复见诸于知识分子及其文本之中。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思想：地面状态与地下状态（3）

经济的繁荣，国力的上升，掩盖了严重的知识分子问题。

本来，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文化和文化人是得不到重视的，知识分子命运与社会无关，即使出现胡风案，也不曾引起足够的关注。对于公然违宪的行为，人们不加谴责和制止；大约在他们看来，只要是阶级敌人，动用怎样的惩罚手段是无关紧要的，何况是极少数。直至“右派翻天”，他们才赫然发现：共和国竟然有这么多有文化的敌人！

如何管理中国？如何创造现代经济？这是一个问题。随着工业化的进行，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愈来愈明显，行政机构也变得愈加庞大、臃肿，指挥不便。这些对于一个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且习惯于游击式行动的人来说，构成相当的心理压力是无疑的。毛泽东决心走自己的路。1956年，国际大气候不佳，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一个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匈牙利事件发生。毛泽东不愧为辩证法大师，善于变化，随时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此时，则决定利用*党派和知识分子力量，解决党内矛盾。经过一阵短暂的云雨低迷，风雷过处，果然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1957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又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此前，周恩来总理作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部长陆定一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双百”口号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毛泽东本人也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这些报告，不断给知识分子以鼓舞，尤其是“双百”口号，那关于科学、*与自由的五四式的潜号召，恢复了他们的勇气和信心。在经过一番“动员”之后，他们果然大胆地“鸣放”起来了。

最激进的是大学生。以“大学风暴”闻名于世的活动，于5月19日在北京大学开始，也称“五一九*运动”。一份学生刊物《广场》的发刊词写道：

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与文化！

我们的刊物—“广场”便为此而诞生，“广场”的含义在于：北大*广场是五四举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辈们曾在*广场上*点火与誓师高歌！……

先辈们的广场已经荒芜了，我们艰难地把它打扫干净，我们愿爱讲话爱唱歌的人们一起来打扫它，整理它，使它开出一万朵美丽的花！……

学生将批评性意见写成大字报，贴在学校的建筑物和教室的墙上；大字报的集中地称为*墙，正是在这里出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第一份译稿。运动发展成为群众大会、*示威和露天*，这些活动都集中在校园内重新命名的*广场上。自发组织的团体开始涌现出来，散发传单和油印小报，讨论会，辩论会，没有平静的地方。从校内到校外，从中国到苏联，从减少学校党委会的职权到反对官僚主义，从反对个人迷信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再评价，从人事档案制度到*选举，甚至到所谓“新阶级”制度，他们纵意谈论，无所顾忌，公开亵渎神圣之物。从拥护党的立场出发批评党，从社会主义本身寻找标准批评社会主义，这种被称为“体制内的批评”，自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6月初，学生运动进入高潮。这时，野火从大学向中学蔓延，而且愈来愈猛烈。据报道，有学生占领大学办公室，围攻政府和党的所在地，并且扣留学校和党的领导干部作为人质。还有学生重温“到民间去”的旧梦，尝试发动工人和农民，但是没有实现。

思想：地面状态与地下状态（4）

参加鸣放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属于党外人士。他们没有青年学生的过激行为，只是在座谈会上发言，在报上写写文章；但是言辞是激烈的，批评也显得更系统，更广泛，更集中。其中，知识分子和*问题尤其突出。在这里，*总是同党连在一起。章伯钧著名的“政治设计院”，还有关于党与非党、党与政府、党与群众等诸多的批评意见，被看作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的挑战，不是没有根由的。储安平分明把共产党同国民党混同起来，所以才会在一个近于亮相的重要场合，重复使用罗隆基当年自造的语词：“*”。

“鸣放”的一群实在走得太远了。毛泽东开始叫停。6月8日，一直带头鼓吹鸣放的《人民日报》社论突然变调：《这是为什么？》；同一天，*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反击”一词，用语未免过于夸大；右派“进攻”惟用言论做炮弹，用毛泽东的话说，“事情好办”。当整风运动一旦被宣告转为反右斗争之后，那些高举“义旗”的鸣放人物，便纷纷扯起白旗，换了跟储安平同样的模式检讨自己：“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

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按照官方统计的数字，共五十五万余人，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由来是“团结，利用，改造”，“改造”是最后的。接着，这些戴了帽子—“戴帽”或者“摘帽”，在世界通用的政治大辞典中是查不到的—的人，便分别留在原单位监督劳动或被遣返乡下，押送到劳改营，或者投荒万里作“流囚”。他们的经历，完全可以用一个右派分子*的名字来概括：“九死一生”。

这次反右运动，大体上被认为是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起点，就像*说的，“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的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7＇。同样的逻辑，也就被认为是“左”的指导思想“偏离”“八大路线”的转折点，如薄一波所说＇8＇。在这里，我们不妨转换一个思想文化的角度。五四传统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科学理性、自由*、人道主义的源头，就外部而言，早为群众性政治运动所中断，为战争所中断，为国民党*所中断。1949年以后，在和平建国的新阶段，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合理的承续；在某种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从不间断，使它蒙受损害。反右斗争以言治罪，株连家属，覆盖面如此之大，是世所罕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对五四传统的全面背弃。背弃这一传统，其后果之严重，正如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形容的：“其结果等于砍了中国人的头，使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就是在这样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大跃进’开始了。”接着他说：“革命的理想是解放人民，不是控制人民。然而这些理想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都受了罪。在成千成万这类事件中，我们看到革命开始吞蚀革命者了。”＇9＇

大跃进是毛泽东独出心裁的尝试，然而这个尝试遭到惨败。虽然在庐山会议的斗争中，他始终是赢家，却无疑承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在此后几年间，他曾发起过“四清”之类的运动，试图释放这种压力，结果没有成功。他必须找到一种彻底解决的办法。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在他那里，*目标已经变得非常明确，理论上也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一套；就在这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被提了出来。可是，在他的同志中间，这个危险的思想并没有引起普遍的警觉。这样，一个号称“无产阶级*”的运动，就像一枚重磅炸弹，于1966年通过一出历史剧突然引爆了。。　最好的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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