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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在我真正重新成为一个人以前，我也许将作为一个公园而存在，一种自然公园，人们到这里来休息，来消磨时光。他们说什么，做什么，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只带来他们的疲劳、烦恼、无望。我将成为白虱和红血球之间的缓冲地带。我将成为一个排气孔，排出因努力使不完美的东西完美而积累起来的毒气。我将成为存在于自然界也出现于梦境中的法则与秩序。我将成为完美的梦魇当中的自然公园，狂乱活动当中的平静而摆脱不掉的梦，逻辑的白色台球桌上的胡乱击球。我既不知道如何哭泣，也不知道如何抗议，但是我将始终在那里，在绝对的沉默中接受与恢复。我将一言不发，直至成为人的时刻重新到来。我将不作任何努力来保留，不作任何努力来摧毁。我将不作判断，不作批评。那些丰衣足食的人将到我这里来反省，来沉思；那些缺吃少穿的人将像他们活着的时候一样，死在混乱中，绝望中，对救赎真理的无知中。如果有人对我说，你必须有宗教虔诚，我将不作回答。如果有人对我说，我现在没有时间，因为有只窟窿眼儿在等着我，我将不作回答。或者，即使有一场革命的酝酿，我也不会作回答的。在拐角处总会有一只窟窿眼儿或一场革命，但是生养我的母亲转过了许多拐角，不作任何回答，最后她把自己里面的东西倒出来：我就是回答。

由于这样一种疯狂的完美癖，自然没有人会期待一种向野生动物公园的演变，甚至我自己也不曾期待过，但是，一边陪伴着死亡，一边生活在天赐的恩典和自然的困惑当中，真是善莫大焉！当生命走向死的完美，就是成为一点点呼吸空间，一片绿草地，一些新鲜空气，一潭水池，也是善莫大焉。最后还要默默地接待人们，拥抱人们，因为当他们还在发疯似的冲过去，转过拐角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回答可以向他们作出的。

我现在想的是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夏日下午的一场石头大战。当时我同卡罗琳姨妈一起住在鬼门关附近。我和表弟勒内在公园里玩的时候，被一伙男孩围在中间。我们不知道为哪一方而战，但我们在河边的石堆中是打得十分认真的。我们必须比其他男孩显示出更多的勇气，因为我们被怀疑是胆小鬼。于是，我们就这样打死了我们那伙对手中的一个。正当他们朝我们冲过来时，我的表弟勒内用好大一块石头朝为首的家伙扔过去，击中了他的肚子。我几乎同时扔出我的石头，击中他的太阳穴，他倒了下去，就永远躺下了，双目紧闭。几分钟以后，警察来了，发现男孩已经咽气。他只有八九岁，和我们同样年纪。如果他们抓住我们，会拿我们怎么处置，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怎么样，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们就急忙回家；半路上把身上弄弄整洁，梳理了一下头发。我们进家门时的样子就像我们离开时一样无可挑剔。卡罗琳姨妈像往常一样，给我们两大片酸酸的黑面包，上面抹着新鲜黄油和一些糖，我们就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像天使一般笑眯眯地听她说话。这一天热极了，她认为我们最好呆在家里，呆在前面的大屋子里，那里百叶窗全放下了，我们可以和我们的小朋友乔依·凯塞尔鲍姆一起玩弹子游戏。乔依有智力较差的名声，通常都是我们赢他，但那天下午，勒内和我达成某种默契，让他赢走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乔依高兴极了，以致他后来带我们到他的地下室去，让她妹妹撩起裙子，给我们看那底下是什么玩意儿。他们叫她威茜，我记得，她马上迷恋上我了。我来自城市的另一个地区，对他们来说这么遥远，几乎就像来自另一个国家。他们似乎还认为我的说话方式都跟他们不一样。其他顽皮小孩子往往付钱来让威茜撩起裙子，而她为我们这样做，则是由于爱。不久以后，我们说服她不再为其他男孩这样做——我们爱她，她要规规矩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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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九章（2）

那年夏天结束时，我离开了表弟，此后二十多年没有再见到他。到了真正见面时，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副天真无邪的样子——跟石头大战那天一样的表情。当我同他讲起那场大战的时候，我更加吃惊地发现，他竟然忘记是我们打死了那个男孩；他还记得那个男孩的死，但他讲起它来就好像他和我在此事中都没有份。当我提到威茜的名字时，他已经记不清她了。你不记得隔壁的地下室吗？……乔依·凯塞尔鲍姆？听到这儿，他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他认为我记得这样的事情真是不简单。他已经结婚了，当了父亲，在一家制造高档管乐器箱的工厂工作。他认为能记得那么遥远的过去发生的事真是不简单。

那天晚上离开他时，我感到十分沮丧。就好像他试图抹去我一生中的一个宝贵部分，因而也抹去了他自己。他似乎更喜欢他收集的热带鱼，而不是平凡的过去。至于我，我记得一切，那个夏天发生的一切，尤其是石头大战的那一天。事实上，有时候我感到，他母亲那天下午递给我的那一大片酸酸的黑面包的味道，在我嘴里比我实际上正吃着的食物味道更强烈。看到威茜的小花蕾，几乎比我手上直接触摸的感觉更强烈。那男孩在我们把他打倒以后躺在那里的样子，比世界大战的历史更远为印象深刻得多。事实上，那整个漫长的夏天就好像亚瑟王传奇中的一段叙事诗。我常常想知道，这个特别的夏天有什么东西使它在我的记忆中如此栩栩如生。我只要闭上一会儿眼睛，就可以使它的每一天都历历在目。那个男孩的死当然没有引起我的痛苦——过了还不到一个礼拜它就给遗忘了。威茜撩起裙子，站在黑幽幽的地下室里的情景，也很容易就消失了。说来奇怪，卡罗琳姨妈每天递给我的那一厚片黑面包，却比那时期的任何其他形象具有更大的神通。我对此惊奇不已……惊奇不已。也许是因为，每次她递给我那片面包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我以前从不了解的温柔和同情。我的卡罗琳姨妈是一个相貌十分平平的女人。她脸上有麻子，但这是一张慈祥的、讨人喜欢的脸，即使有麻子也无妨。她身材魁梧强壮，声音却非常细小动听。她跟我讲话时，似乎比跟她自己的儿子讲话时更关心体贴。我愿意老和她呆在一起：如果允许的话，我宁愿挑选她来当我自己的母亲。我清楚地记得，我母亲来看我时，如何感到很气恼，因为我如此满意我的新生活。她甚至说我忘恩负义，这句话我从来没有忘记，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明白，忘恩负义也许对一个人来说是必要的，有好处的。如果我现在闭上眼睛想，想那面包片，我几乎马上就会想到，在那座房子里，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被责骂。我想，如果我告诉我的卡罗琳姨妈，我在那块地里打死一个男孩，告诉她事情发生的经过，她会用胳膊搂着我，原谅我的——马上原谅。这也许就是那个夏天对我来说如此宝贵的原因。那是一个包含着心照不宣的、完完全全的赦罪的夏天。这也是我不能忘记威茜的原因。她充满着自然的善，这个同我相爱，而且不责骂人的小孩。她是异性中第一个崇拜我的与众不同的人。在威茜之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因为我是我，我既被爱也被恨，而威茜却作出努力来理解我。在她看来，我来自一个陌生的国家，说的是另一种语言，就这些事实，使她更加接近我。当她把我介绍给她的小朋友时，她那眼睛放光的样子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她的眼睛看上去充满着爱与赞美。有时候，我们三个人会在傍晚走到河边，坐在河岸上，我们就谈论起一些小孩子们不在大人眼跟前时谈论的话。我现在知道得很清楚，我们那时候谈的话，比我们父母谈的更清醒，更深刻。为了每天给我们一厚片面包，父母不得不受到重罚。最坏的处罚，是他们变得同我们疏远了。因为随着他们喂我们的每一片面包，我们不仅变得对他们更加冷漠，而且越来越凌驾于他们之上。在我们的忘恩负义中，是我们的力量与美。我们不忠诚，但我们是无罪的。那个我看见他倒在那里咽气的男孩，一动不动地躺着，没有发出一丝一毫的声响或啜泣，杀死那个男孩几乎就像一场干干净净的健康演出。另一方面，为食物而进行的斗争是肮脏下流的，当我们站在父母面前时，我们感到他们脏兮兮地来到我们跟前，为此我们绝不会原谅他们。下午时那片厚厚的面包，正因为它不是挣来的，所以我们吃起来很香。面包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味道，也再不会有人这样给你面包。打死人的那一天，面包格外好吃。其中有一点点后来再没有过的恐怖味道。我们把它接到手中，也接过了卡罗琳姨妈心照不宣然而完完全全的赦罪。

在黑面包的问题上，有某种东西我一直在设法弄清楚——某种使人模模糊糊感到好吃、害怕、解放的东西，某种同最初的发现相联系的东西。我想起另一片酸酸的黑面包，那是在更早的一个时期，当时我和小朋友斯坦利经常洗劫冰箱。那是偷来的面包，因而比以爱心递给你的面包更加有滋味。但是正当我吃着黑面包、边走边聊的时候，带有启示性质的事情发生了。这就像一种皈依上帝的状态，一种完全无知的状态，一种自我克制的状态。这些时刻传递给我的任何东西，我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不用害怕我会失去已获得的知识。这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不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那种事实。它几乎是像接受一条真理，虽然真理一词对它来说似乎太精确了一点。津津有味地吃酸黑面包，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这种事总是发生在家以外的地方，不在父母的眼皮底下。我们害怕父母，但从不尊敬他们。我们自己单独在一起时，我们的想像就无拘无束。事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重要性；我们要求于一个题目的东西，就是它得给我们驰骋的机会。我现在回想起来，使我惊奇不已的是，我们相互间的理解有多好，我们多么尖锐地看透了每一个人的基本性格，无论大人小孩。例如，我们在七岁的年纪就十分确切地知道，这个家伙最后会蹲监狱，那个家伙会成为一个苦力，还有一个家伙会成为饭桶，等等。我们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例如，比我们父母的判断正确得多，比所谓心理学家的判断更正确。阿尔菲·贝查结果成为一个彻底的叫花子；乔尼·盖哈特去了监狱；鲍勃·昆斯特成了一个干重活的人。正确无误的预言。我们接受的知识只会阻挡我们的视野。从我们上学那天起，我们就什么也没学会；相反，我们被搞得迟钝不堪，裹在语言与抽象的云里雾中。

有酸黑面包的时候，世界是它本质上的样子，一个由魔法统治的原始世界，一个恐惧在其中起着最重要作用的世界。能激起最大恐惧的男孩就是头儿，只要他能维持他的权力，他就受到尊敬。还有一些其他的孩子是造反派，他们受到赞美，但从来没有成为头儿。大多数人都是那些无畏者手中的粘土；有一些可以依靠，多数靠不住。气氛十分紧张——无法预言明天会有什么事。这种松散的、原始的社会核心，产生出强烈的胃口，强烈的情绪，强烈的好奇心。没有什么是想当然的；每一天都要求有一种新的力量检验，一种新的力量感，或失败感。因此，直到九十岁的年纪，我们都有着真正的生活趣味——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够幸运的，未被父母宠坏，夜里我们可以自由地在街上游逛，亲眼去发现事物。

我现在带着某些遗憾和渴望想念着的事情是，早先童年时代这种极有限的生活却好像无限的宇宙，而随后的生活，成年人的生活，则是一个不断缩小的王国。从一个人被放到学校里去那一刻开始，这个人便迷失了，人们会有脖子上套着绞索的感觉。面包的味道没有了，生活的趣味也没有了。得到面包变得比吃面包更重要。一切都要盘算，一切都有一个价码。

我的表弟勒内成了一个绝对无足轻重的人；斯坦利成了一个一流的失败者。除了这两个我十分喜爱的孩子以外，还有一个乔依，他后来成了一个邮递员。当我想起生活把他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时，我就会哭泣。作为男孩，他们是完美的。斯坦利最不完美，因为他更冲动。斯坦利时常暴跳如雷，不知道你如何能同他一天天相处，而乔依和勒内则是善的本身；他们是朋友，是按这个词的古老意义来理解的朋友。在我外出到乡下去的时候，我经常想起乔依，因为他是一个所谓的乡下小孩。这首先意味着他比我们认识的男孩子更忠实，更真诚，更体贴。我现在可以看到乔依来见我；他总是张开双臂跑过来，准备拥抱我，总是被他为我的参与而设计的冒险搞得上气不接下气，总是装满了他为我的到来而攒起来的各种礼物。乔依招待我就像古代的君主招待他们的宾客一般。我看一眼任何一样东西，这样东西便是我的了。我们有无数事情要相互告知，没有一件事情是沉闷乏味的。我们各自世界的差异是巨大的。虽然我也属于这个城市，但当我拜访我的表弟勒内时，我才了解到一个更大的城市，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纽约城，在其中，我的世故是微不足道的。斯坦利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居住区去远足过，但是斯坦利来自大洋彼岸的一个陌生国度波兰，我们之间远隔千山万水。他说另一种语言，这个事实也增加了我们对他的崇拜。每个人都被一个与众不同的光环所环绕，被一种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的明确身分所环绕。由于进入生活，这些不同的特征消失了，我们大家都变得多少有点儿相似，当然，最不像我们自己。正是这种独特自我的丧失，这种也许并不重要的个性的丧失，使我黯然神伤，使黑面包鲜明突出。奇妙的酸黑面包形成了我们的个别自我；就像圣餐面包人人有份，但是每个人只是按照他独特的皈依上帝的状态来接受圣餐的。现在我们吃着同样的面包，却没有圣餐的恩惠，没有皈依上帝。我们吃面包来填饱肚子，而我们的心却是冰冷的，空虚的。我们是分开的，但不是个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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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九章（3）

关于酸黑面包还有一件事，这就是，我们经常一边吃面包，一边吃生葱。我记得在傍晚前，手里拿着三明治，同斯坦利一起站在我家正对面的兽医诊所门前。似乎麦基尼医生总是选择傍晚前来阉割一匹公马，这是在大庭广众面前进行的手术，总是聚集了一小群人。我记得烙铁的气味和马腿的颤抖、麦基尼医生的山羊胡子、生葱的味道以及阴沟里的气味，因为就在我们身后，他们正在铺设煤气管道。这完全是一场嗅觉表演，而正如阿伯拉尔阿伯拉尔（1079—约1144）：法兰西逻辑学家、道德哲学家和神学家。

——译者惟妙惟肖地描绘的那样，手术实际上不痛。我们不知道手术的理由，常常在手术后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往往以争吵告终。我们俩都不喜欢麦基尼医生；他身上有一股碘仿味和臭马尿味。有时候他诊室前面的街沟里淌满了血，冬天时血结成冰，使他那边的人行道有一种古怪的样子。时常有一辆两轮大车驶过来，一辆没有遮掩的车，散发着可怕的臭味，他们把死马扔到车上。确切地说，尸体是用一根长链子吊到车上去的，链子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就像抛锚一般。患气胀病的死马的气味很难闻，我们那条街上满是臭味。然后还有酸味从我家房子后面的锡工厂传来——像现代进步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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