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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引子　：我又回来了

泪水涌上我的双眼　，涌出眼眶，止不住地哗哗而下。这是怎么了？这还是我石子坚吗　？……”

这是《　我在美国当警察　》第一部的开头　。1988年8月，我在首都国际机场告别妻子东华和女儿石姗　，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在升空的一刹那　，我泪流满面　，不能自抑。

十多年过去了　，我的人生也和这个多变的世界一样，发生了诸多始料未及的变化　。在华盛顿那栋已经升值了两三倍的公寓里　，我一连几个月独自蛰居　，伏案苦苦撰写《我在美国当警察　》的第一部　。当往事如潮水般扑上心头　，我得承认　，自己曾经很多次在疾笔的同时　，任眼眶被泪水浸湿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我何尝不是　，无论在中国和美国　，身体和心理最受煎熬的时候，我都不会流泪　，然而，在我内心深处却有那么一小块地　，十分柔软　，每当回忆起与妻子、　女儿相处的一些小小细节　，都会很轻易地被触动　。也许，正因为这一小块柔软之地，尽管历经沧桑却始终没有被磨得粗糙，我们一家三口　，才多次分分合合　，最终仍然团圆在一起　，泪水是感动，是伤心　，更是一种对亲情的召唤　。

然而，曾经多少年间，在与美国主流社会力争上游的同时　，亲情也让我患得患失，疲惫不堪　，甚至几乎走到了绝望的边缘　。我和东华为回国还是不回国的问题争吵了17年　，彼此都伤透了心　，最终濒临离婚　，而女儿石姗却在投身美国年轻人的斑斓生活　，成为一个优秀的小香蕉人的同时　，和我们渐行渐远　。在《　我在美国当警察　》　第一部的结尾　，我曾经写道　：“面对人生和家庭的喜怒哀乐　，酸甜苦辣，我感到无能为力，这既不是我的初衷　，也不是我的过错　……三口人各自做出妥协　，继续维持这个徒有其名的家？还是各奔前程　，去圆自己的梦　，任这个家庭彻底解体　？”　那时，我所暗示的是一个悲观的预期　，然而如果家庭破碎，我所苦苦追寻的美国梦还能剩下什么？我一直延宕着抉择，并且默默承受着孤独的痛苦。然而　，意想不到的是，竟然是《我在美国当警察》　第一部的出版　，帮助我豁然解决了自己的家庭问题　。这是意外之喜，但也许是报偿我和东华多少年的坚执。

2005年3月　，还是首都国际机场　，但机场已经模样大变　，我已无法找到当年飞出国门时的准确位置。1988年，我漂洋过海而去，2005年，又漂洋过海而归，“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这次，首都机场迎来的不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而是从海外归来的游子。三个月后，我在首都机场迎来了刚从南加州大学毕业的女儿石姗，曾分别生活在三个不同国家的一家三口人终于在祖国团聚。

从现在开始，我和东华将定居在中国，而美国将不过是我们的偶尔客居之地。至于石姗，一个月后离开她的时候我又流了泪──尽管我知道，她肯定还会再回来。石姗的根已经不再缠绕养育她的父母，她会成长为新一代的世界公民，至于我们的根呢？现在我知道的是：人生无定数，即使把自己像棵树一样，重新移植，再次生长，也不能肯定，自己的根就能扎在哪里。

现在，在中国，我再一次试图回忆自己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漂泊的人生，给自己这么多年的奋斗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东华，石姗，以及很多模糊的不同肤色的面孔在我眼前浮动，心底里那最柔软的地方，又是一次次地被触动，我又流泪了。

我的家：从小没人抱过我（1）

像所有的人一样，我童年时的照片一直珍藏在父母家里，但我也像很多人一样，在成长以后开始自己寻找和整理一份童年的记忆。我把那些小小黑白照片带到美国，在洗印店里放大复印之后，像素有些模糊了，更有怀旧的氛围。按时间顺序一张张看下来，从蹒跚学步到稚嫩少年，我的表情始终都显示着不符合年龄的严肃。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但也和我独特的童年经历有关。

有时候，我指点着这些照片，跟东华说起自己的童年：“你相信吗？从小，家里就没人抱过我。”我的童年记忆开始得非常早，据说人在三岁之前都是不记事的，那只能说我是例外：一岁多时的印象，至今还能记得起来。然而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就没有父母抱我的记忆。不知是遗憾还是骄傲，所以我再三提起，东华开始还表示非常吃惊，后来便习以为常，还调皮地不时用“从小就没人抱过”来逗弄我。“为什么呢？”对东华的这个问题，我却回答不出来。父亲是个检察官，母亲是教师，我从小生长在天津，家庭条件不算差。家中三子一女，每个孩子之间都只有一岁多的差距，也许这就导致了父母对我这个老大的疏忽，因为在我下面，还有更小的孩子需要关心。也许，父母的这种方式，有助于我成为一个坚强的男子汉，使我能够面对、承受和克服一切困难。但我还是觉得，缺少父母的拥抱是我童年的遗憾。

所以，后来当我有了自己的女儿，我从来不吝于拥抱她，直到她已经长大，开始带着点尴尬和叛逆躲避我的拥抱。于是，我成了一个小大人，小小年纪就不苟言笑，但同时；我却又有一颗敏感的心，成长的年代的一些记忆因此永远烙在我的心灵深处。每当看到听到那个年代的一些老片老歌，都会情不自抑。电影《英雄儿女》就是我百看不厌的一部，每次听王芳唱主题歌，每逢看到那写着“王成排”的战旗，我都会热血沸腾，热泪盈眶。这是东华觉得奇怪的又一个地方：她总是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被西化了的人，竟对这些已经过时的东西如此依恋。可我觉得，在这些旧时声像里蕴含着过去年代的最可贵精神——奋斗的激情和豪迈的理想，重温它们，我的身心都被注满力量，什么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有了这种精神，我才有在美国打拼的支柱。

小学五年级时，“文革”开始了。一夜之间乾坤倒转，优秀生成了五分加绵羊的修正主义苗子，那些降班喽儿，打架大王，反倒成了主人。父亲带着被强加的莫须有罪名被隔离了一年多，姥姥和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度过了那段屈辱的岁月。

现在想来，我这一生致力于建立和维护法制，跟家里曾经历诸多不公正有直接联系，一个缺乏法制与秩序的社会是何等的可怕！我的中学时代在学工、学农、学军中度过，荒唐的时代造就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一代。即使在“复课闹革命”的时候，学校也基本不教什么文化课。我还是幸运的，被分配到天津市最好的耀华中学，当时改名为第十六中学，还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陶老师，是陶老师把我领进了文学的圣殿，使我迷恋上历史，我的文字和口才也是从那时开始被锤炼的。

2005年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记者还特意采访了年已八十的陶老师，她大声对记者说，真想不到那届学生还有能出书的人。的确，我是陶老师在不读书的年代教出来的读书人。

18岁那年，我参军了，第一次离开家，坐上闷罐车，要去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地方，身上崭新的绿军装让我兴奋不已，浮想联翩，忘记了车厢里的闷热和颠簸。当兵，这可是当年青年人最大的理想啊。椰风海韵的海南岛，如今是中国人最喜欢的热带度假圣地　，而当年却是在一片荒凉中隐藏着缕缕杀气　──它是对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前沿阵地　。1954年在海南岛领空发生中国战机误击落国泰民航客机　，随后美国战斗机又“报复性击落”　两架中国战机“海南岛事件”，中国和英美对立紧张到极点　，差点酿成一场新的世界战争。20年后中国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与仇恨并未有多少消弭，我远赴这蛮荒之地当兵，也卷入备战的紧张气氛中，过硬的身体底子和常年锻炼的基础　，再加上苦练，让我很快就成了军事尖子：射击，投弹，拼刺刀　，样样出众，从团、师　、军……一层层比武上去，艺压群雄。而且，我还成了学毛选积极分子　，到处做报告，对着几千人的会场慷慨激昂　。其实还不到二十岁的我懂什么政治？只是有一股要争先进的心气和对集体激情的单纯信仰。那时候，美帝苏修是我们的头号敌人　，所有的人都相信　，他们随时可能打过来，或者偷偷地搞破坏，毁掉我们的幸福生活　　，冲着这个假想敌　，全中国人不知倾泻了多少仇恨的怒火。我们相信“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能让美帝国主义遭到灭顶之灾　。记得父亲小时候总对我说，等你长大了　，美帝早就被打跑了。至于美国人什么样？那就是宣传画上，胡子拉碴，獐头鼠目的特务样嘛。

我的家：从小没人抱过我（2）

过了一些年，中国人突然发现，有一些从美国流传来的东西　　，实在是漂亮，他们开始意识到，大洋彼岸那个多年间被漫画化了的敌国，并不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常挂在嘴头上“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　也包括我们自己。渐渐地　，年轻人开始听摇滚乐　，穿喇叭裤，戴蛤蟆镜　……资产阶级的玩意成了时髦　　，然后就有人开始拼命学英语，做起了出国梦　。

20岁，我是个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战士　，34岁，我选择了投奔“自由世界”。造化弄人　，一个荒唐的时代永远吞没了我的青春　。不过，这段经历也给我留下了一副让我受益无穷的好身体，以及精湛的军事技能　，让我做一个优秀的美国警察绰绰有余。用在中国军队里练就的技能保护美国治安　？这可不是我的荒诞。

有人顶了我的大学名额

营房里有一排简陋的体操器械，原本鲜艳的油漆已经斑驳，其中也浸泡着我的汗水　，每日凌晨即起，直到太阳西下，多少个日子我都和战友们摸爬滚打在训练场上，我也在夜晚来到操场，就着昏暗的灯光背诵大会发言稿　，那铿锵的词句让心头莫名鼓起阵阵激情　。那是单纯的年代，精力无穷的年代　，渴望沐浴理想光辉的年代　。

有一天，他告诉我，军里有一个保送工农兵上大学的名额　　，那年头上大学不是考的，而是靠单位保送。军政治部已经做出决定　，派我去　！我成了万里挑一的幸运儿。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当年没人敢公开这么说，但那种挥斥方遒，指挥若定的感觉，多少次都曾经进入我梦中　，我没有后台　，也没什么门路　，就是凭着自己的真本事，相信栋梁之才不会只被当作一根钉。

第二天　，我打起背包，搭上团部的大卡车就往军部去了，望着简陋的公路边绿得猖狂的热带丛林　，我一路默默地向自己的战士生涯告别　。军部我一点都不陌生，那广阔的操场是我的舞台，我在这里做过战术表演，参加过军体五项全能比赛，也上台讲过学毛选心，面对几千听众把发言稿背得慷慨激昂　。谁知一等就是半个月　，每天除了和卫兵们聊天几句之外，几乎无事可做，什么时候动身到学校去呢？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半个月后，终于有人找我谈话了：“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决定派你到教导队去。”　我丝毫没犹疑地服从了命令，“更重要的任务”交给我，这种光荣让我根本想不起不能上大学的遗憾　，教导队是培训军官的地方，这对一个普通士兵来说可是莫大的荣誉。

但很快　，真相就传到了我耳朵里：原来是一个师长的女儿顶了我的大学名额！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眠，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凝视营房窗　，当时军部大院里还没有那么多灯　，黑暗让我看不透，想不明白。在那之前　，我像所有在那个年代长大的年轻人一样，虔诚地相信集体，服从上级，然而亲身经历却让我的信仰发生了不可挽回的动。

半年之后，我在师长的家里见到了他的千金，那个顶了我的名额上大学的幸运女孩　。她个子高高的　，直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文明的标志　——　眼镜。一头短发，酷似当年红遍全国的京剧《杜鹃山》里的女主角柯湘。师长是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最爱和下级打成一片　，那天师长邀请我们几个大比武的尖子到他家做客，还骄傲地把他的帅府千金介绍给我们这几个小周郎。他和他的女儿至今也不知道　，我的将军梦就这样毁在他们父女手里。

等《我在美国当警察》成了畅销书，我这个作者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问　：祖国人民把你培养成材，为什么去给美国人卖命？这些在无菌环境里长大的青年人如何能理解我报国无门的痛苦。林冲放着八十万禁军教头不当，干嘛上梁山去做草寇？那出戏为什么叫《逼上梁山》呢？

回到天津，我在一个电机厂当了团委书记。1977年，传来消息说，要恢复高考了。我听后半信半疑，这年头能人还有出头之日吗？不过，我还是当天就坐长途汽车跑到弟弟插队的村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人生。

弟弟考取了外语学院的头名状元，看来这是玩真的了。我也开始复习，闷热的夏天，别说空调，连电扇都没有，蚊子多得咬死人，我在身上涂满避蚊油，躲在唐山大地震后自己搭的临建棚里，一页页地苦读扔了好多年的旧课本。

我报了法律系，那是一种隐秘的正义感和权力欲结合的产物：我要成为掌握法律的人，匡扶正义，让所有的人都在法律的框架下服从秩序。我考上了！但专业却被换成了师范大学的政治系。报考大学时必须接受一个条件，“服从分配”。

跟当年离开部队时造成的震惊一样，我又做出一个令很多人不可思议的决定：大学不上了！

至今我还保留着那张“欢送石子坚同志上大学”的照片，照片上的同事个个都很年轻，虽然穿得非常朴素甚至寒酸，但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如今再也找不到的质朴与纯真。他们都是由衷地为我高兴，但没有人理解我这异乎寻常的选择，有大学干吗不上呢？

二十年后，我在华盛顿竟然又见到了当年一起考上大学的两位同事。那是一个纪念恢复高考二十周年的聚会，酒店大堂里高挂着“二十年后再相会”的大红标语，我们这些八十年代新一辈，如今已经人到中年，有的发福，有的早生华发，个个西装礼服，手持酒杯，频频相互应酬。“再过二十年，咱们来相会”，当年唱这首歌时，我们不曾想过，二十年竟然在弹指一挥间，更不曾想过，这二十年我们将要得到的和永远失去的。

“文革”结束了，拨乱反正，重建法制。我放弃上大学，不仅是对那僵死的分配制度进行抗争，而且是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法制建设中去。我进了政法机关，成为新时期法制建设的第一批生力军。我当时多么幼稚，从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非一步之遥啊！

我为她大病一场（1）

开始有人给我介绍女朋友了，可我一直都没看中谁。因为这些介绍给我的女孩，全都和我一样：党员，政工干部，团委书记，大概介绍人觉得这样的才跟我相配，他们不知道，我根本不喜欢搞政治的。我想要一个温柔、贤惠、漂亮的传统型的女孩，最好还是高个子的。

终于遇见了一个第一眼就让我心动的女孩，那是在局办室同事安华的婚礼上，一米七二的她，犹如鹤立鸡群，匀称白皙，梳着当时流行的荷叶头，活像当时的红歌星苏小明。没错，简直就是另外一个苏小明。

她就是东华，新娘的妹妹。不过，整个婚礼上，我都没能和她说一句话。那年月风气保守，青年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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