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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1页）

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英国农民（即农业短工）①和英国贫民这两个词是同义语。他父亲是贫民，他母亲的奶没有养分；他从小就吃得很坏，从来没有吃饱过，直到现在，只要没有睡着，就几乎老是感到无可满足的饥饿的痛苦。他衣不蔽体，燃料勉强够做一顿简单的饭，因此，寒冷和潮湿是他的不速之客，和坏天气一起来到，也和坏天气一起告别。他结了婚，但是，他不知道做父亲和丈夫的乐趣。

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受冻挨饿，？常害病，无依无靠，像他自己一样老是忧虑、沮丧，自然出就贪婪、自私，并且令人讨厌。因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看到他们就一肚子气（ｈａｔｅｓｔｈｅｓ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ｍ），他之所以回到自己的茅屋里去，只是因为它比起一道篱笆来总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躲避风雨的地方。他要养家，但是又办不到；于是他就只好去要饭，干各种各样的丢人的勾当，直到公然进行欺诈。即使他很想学他那个阶级中较强悍的人，去当一个真正的盗猎者或走私者，但他没有勇气；可是他一有机会就偷窃，并且教自己的孩子撒谎和偷东西。他对较富有的邻居唯命是听、卑躬屈膝，这说明这些邻居对他的态度是粗暴的、怀疑的；因此，他惧怕他们，憎恨他们，但从不敢用暴力去对付他们。他彻头彻尾地堕落了，屈辱得连失望的劲头也没有了。他的不幸的生命是短促的，风湿病和哮？病把他带到习艺所去，在这里，他对过去没有任何愉快的回忆就吐出了他最后的一口气，把位置让给另一个也将和他一样生活、一样死去的不幸的人。”我们的作者补充道，除这类农业短工外，还有另一类较强悍的而且在体力、智力和道德方面都比较发展的人；这些人虽然也过着同样穷困的生活，但他们不是在这种环境里出生的。他们比较关心家庭，但他们是走私者和盗猎者，常常同？林看守者和海岸警备队发生流血冲突，由于常常坐牢，他们更加残酷无情地反对社会，他们对有产者的仇恨也不亚于第一类人。我们的作者最后说：“由于礼貌的关系（ｂｙｃｏｕｒｔｅｓｙ），人们就用莎士比亚的话称这类人为‘勇敢的英国农民’（《ｂｏｌｄ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　　到目前为止，对于英国农业区的大部分短工来说，这个描述也还是正确的。１８４４年６月，“泰晤士报”派了一个记者到这些地方去调查这类人的状况，他的报告完全和这个描述相符合。某些地区每星期的工资不超过６先令，即不比德国许多地区的工资高，然而英国的食品价格却至少比德国高１倍。这些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那是不难想像的。他们的食物又坏又少，衣服破破烂烂，住所狭？简陋，只是一间没有任何设备的可怜的小茅屋；年轻人住的是夜店，在这里男人和女人几乎一点也不隔离，这就引起了混乱的性关系。一个月中只要有几天没有工作，这些人就会陷到贫穷的深渊里去。而且由于他们住得分散，所以不能联合起来成立工会争取提高工资；如果有一个人因为工资过低而拒绝工作，那就会有几十个失业者和习艺所里出来的人来填补他的位置，即使是最微薄的工资，这些人也是乐于接受的，而拒绝工作的人就被认为是懒汉、二流子，他除了被送到那个可恨的习艺所去，不会从济贫所得到任何救济。要知道，掌管济贫所的人就是那些农场主，而这个拒绝工作的人又只有从他们或他们的邻居和熟人那里才能得到工作。

这并不是关于英国的某一个农业区的偶然的报道；不，无论在南部或北部，东部或西部，贫穷都同样地严重。萨福克和诺福克的工人状况同戴文郡、汉普郡和萨塞克斯的工人状况没有丝毫差别；无论在多尔塞特郡、牛津郡或在肯特、萨雷、巴金汉郡和剑桥郡，工资都是一样地低。

对付农业无产阶级的一种特别残酷的办法是狩猎法，这种法律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英国这样严厉，虽然英国的飞禽走兽要多少有多少。按照英国农民由来已久的习惯和传统，盗猎是勇敢无畏的一种十分自然而高尚的表现，加之农民一贫如洗，而贵族们则恣意在林园里养了很多兔子和野禽供自己娱乐，这两方面的对比更加推动农民踏上这条道路。农民布下套索，有时候也用枪打死只把飞禽走兽，这对贵族根本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飞禽走兽很多，但农民却给他的挨饿的一家人弄到了一顿烤肉吃。他要是被抓住，就得坐牢，如果再犯，就至少要被流放七年。由于惩罚这样严厉，就常常发生盗猎者和？林看守者的流血冲突，结果每年都发生许多起杀人事件。因此，？林看守者的职务不但危险，而且还是不名誉的和受人鄙视的。去年有两个看守者宁愿让枪弹穿过自己的脑袋，也不愿再干这一行。这就是土地贵族们为了狩猎这种高尚的娱乐要人们付出的“低廉的”代价！但是这同高贵的《ｌｏｒｄｏｆｔｈｅｓｏｉｌ》〔“领主们”〕又有什么相干呢？过剩人口多几个或少几个不是完全一样吗？即使这种“多余的”人口有一半由于狩猎法而送了命，那末对剩下的一半不是更好吗？这就是英国有产阶级的博爱主义的论调。

但是，尽管农村的生活条件——住处分散、环境安定、职业固定，因而思想也就保守——对任何发展都很不利，贫穷和匮乏还是在这里产生了自己的结果。工厂工人和矿业工人很快就越过了反抗社会秩序的第一个阶段，即个别的人用犯法行为来表示直接反抗的阶段；而农民直到现在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他们进行社会战争的惯用的手段就是纵火。七月革命后，即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的冬季，纵火第一次成为普遍的现象。还在１０月初，在萨塞克斯及其邻近的几个郡里，由于海岸警备队的加强（这样一来，走私就困难了，从而，用一个农场主的话说，使整个海岸区都破产了），由于新的济贫法的通过，由于工资低和使用机器，就已？发生了骚动并且扩展到全区。冬天，农场主场地上的粮食堆、干草堆，甚至他们住宅近旁的谷仓和畜圈都被烧毁了。几乎每夜都有几次这样的大火，这使得农场主和土地占有者皇皇不安。可是罪犯几乎从来没有抓到过，于是人民就把这些放火事件都推到一个被叫做“斯温”［《Ｓｗｉｎｇ》］的神秘人物身上。人们绞尽脑？地去想这个“斯温”究竟是？，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农村贫民的这种叛逆精神；至于那种伟大的动力——贫困、压迫，却很少有人想到，而在农业区确实没有一个人想到。从那时起，每年一到冬天，即短工失业的季节，都一再发生纵火事件。１８４３—１８４４年的冬天，纵火事件异常频繁。我手头有几号这个时期的“北极星报”，每一号都报道了好几起纵火事件，并说明了消息的来源。下面没有提到的那几号“北极星报”都是我手头没有的，但是在那几号里面一定也有不少关于纵火事件的报道。何况这样的报纸自然也不可能把所有这类事情都报道出来。１８４３年１１月２５日，“北极星报”报道了两起纵火事件，并引证了不少以前报道过的这类事件。１２月１６日“北极星报”报道：在培德福德郡，两星期来每夜都发生几次纵火事件，因此人心普遍不安。在最近几天有两处大农场被烧毁。在剑桥郡有四处大农场被烧毁，在哈特福郡有一处农场被烧毁；此外，在几个地方还发生了十五起纵火事件。１２月３０日，诺福克发生一起纵火事件，萨福克发生二起，艾塞克斯发生二起，哈特福郡发生三起，柴郡发生一起，郎卡郡发生一起，在得比、林肯和南部共发生十二起。１８４４年１月６日一共发生纵火事件十起，１月１３日发生七起，１月２０日发生四起。从这以后，该报每周平均报道三四起纵火事件，而且这种事情并不像往年那样只继续到春天，而是一直继续到七八月。我从收到的英国报纸和德国报刊的报道中看到，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的冬天来临时，这种犯罪行为更加普遍起来了。

关于英国的纯朴宁静的农业区中的这种情况，读者们会说些什么呢？这难道不是社会战争吗？这种情况难道是自然的和可以持久的吗？但是这里的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非常愚蠢而保守，正像工业区的厂主和一般资产者一样，他们看不到不能给自己带来现金的一切东西。资产者向自己的工人说，如果废除谷物法，他将给他们各种好处，而土地所有者和大部分农场主则向工人们说，如果保存这些法律，他将使他们得到人间天堂。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有产者都无法争取工人来支持他们一心想实现的幻想。无论工厂工人或农业工人对谷物法的废除或保存都是漠不关心的，然而这个问题对于他们都很重要。谷物法一旦被废除，自由竞争，现代社会？济制度就会发展到极端；谷物法废除后，在现存关系的范围内，进一步发展的任何可能性都将消失，而唯一可能的进步就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对于农业工人来说，下述的理由使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粮食的自由输入决定了——至于怎样决定，我在这里不可能谈到——农场主不再依赖于土地占有者，换句话说，就是托利党的农场主变成了自由党的农场主。在这方面反谷物法同盟已？做了不少工作，而这就是它唯一的功绩。但是，如果农场主变为自由党人，即自觉的资产者，那末他们的工人就会变为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自觉的无产者。

有其因必有其果。目前在农业无产者中已开始出现了新的运动。自由党的土地占有者赖德诺伯爵为了通过反对谷物法的决议于１８４４年１０月在他的领地所在地海华斯附近举行的会议就证明了这一点。工人对这些法律非常冷？，但是他们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譬如说要求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小块土地，而且他们当面向赖德诺伯爵说出了不少辛辣的真理。这样，工人阶级的运动就深入到偏僻、保守、精神上陷入酣睡状态的农业区去了，而且由于这些地方普遍穷困，运动就像在工厂区那样，很快扎下了根并且活跃起来。

至于农业工人的宗教感，那当然比产业工人要强些，但他们和教会的关系还是很紧张，因为在这些地区里几乎所有居民都是信仰英国国教的。“晨报”的一个记者以“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的人”G做笔名报道了他在农业区的旅行，就中叙述了他和几个短工在教堂门口的谈话：“我问他们中的一个人，今天的传教士是不是他们自己的牧师。‘是呀，去他的吧（Ｙｅｓ，ｂｌａｓｔｈｉｍ），他是我们自己的教士；他老是在乞讨，从我认识他那天起，他一直就在乞讨’（传教士呼吁大家捐钱，用来使异教徒改宗）。

另一个人补充说：‘从我认识他那天起，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教士不老是为这为那向人乞讨的。’一个刚从教堂里出来的女人说：‘是呵，工人的工资老是下降，可是看看那些有钱的懒汉吧，教士们就是和这些家伙一起吃、一起喝、一起打猎的。天哪，我们宁愿到习艺所去，宁愿饿死，也不愿替那些到异教徒那里去的教士出钱。’另外一个女人说：‘干吗他们不把每天老在萨里斯柏雷大教堂里哼哼唧唧的那些教士搞到那里去？在那个教堂里，除了石头，？也不听他们的。为什么这些家伙不到异教徒那里去？’最初和我谈话的那个老头说：‘这些家伙是不会到那里去的，他们有钱，他们的土地多得不得了，但是为了摆脱那些穷教士，他们就向人捐钱；我很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我早就把他们看透了。’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的朋友们，难道你们老是怀着这种痛恨牧师的心情走出教堂吗？你们为什么老到教堂里去呢？’一个女人回答道：‘我们为什么去？只要我们不想丢掉一切，不想丢掉工作和一切，我们就得去；当然我们只好去。’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他们到教堂去的话，他们就可以得到燃料供给方面的一些小小的优先权和一小块种土豆的地，当然这块地是要他们付租金的。”我们的记者在描述了这种贫困和愚昧以后，就用以下的话作为结束：“现在我敢断言，这些人的状况、他们的穷困、他们对教堂的仇恨、他们对教会的显贵们的外表上的顺从和内心里的怨恨，在英国所有的农村教区里都是常例，相反的情形倒只是例外而已。”英格兰的农民向我们表明大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人数众多的农业无产阶级在农业区里引起的后果，而在威尔士我们却看到了小佃农的破产。在英格兰的农村教区里重演着无产者和大资本家之间的对抗，而威尔士农民的遭遇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相类似。威尔士的农民多半只是小佃农，他们不能像条件比较好的英格兰大农场主那样合算而便宜地出卖自己的农产品，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在同一市场上和这些大农场主竞争。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许多地方的土壤只适宜于收入很少的畜牧业，而威尔士的农民由于眷恋自己民族的孤独性，就比英格兰的农场主要保守得多。但是，首先是他们相互间的竞争、他们和英格兰邻居的竞争以及这个竞争所引起的地租的提高，使他们破产到几乎不能维持生活的程度，而由于他们看不出自己的状况恶劣的真正？因，他们就把这种？因归之于各种各样的小事情，例如高额的通行税等等。当然，高额的通行税也妨？农业和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每一个承租土地的人都把这些税算到固定的开支里面去，所以归根到底这些税还是由土地占有者负担的。此外，佃农们也都极端憎恨新的济贫法，因为他们本身？常有受它支配的危险。１８４３年２月，威尔士农民日积月累的不满情绪在有名的“利碧嘉骚动”中爆发出来了。许多男人穿上女人的衣服，涂黑了脸，结成几个武装大队，袭击了那些在英国用来代替关卡拦路杆的大门，在响亮的欢呼声和射击声中捣毁了这些大门，还打坏了通行税征收入的小房子，以神秘的“利碧嘉”的名义写恐吓信，有一次甚至还袭击了卡马登的习艺所。后来，当调来了军队并且加强了警察时，农民们便异常巧妙地把他们引入迷途，当军队被四面山岗止传来的号角声引诱着向相反的方向推进的时候，农民们便打坏了这里的大门。当军队增加得太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放火，甚至杀死个别的人。像往常一样，这些较大的犯法行为就是运动的尾声。一些人由于不同意这种斗争方式，另一些人由于害怕，他们都脱离了运动，结果自然而然地又平静了下来。政府派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事变的？过和？因，事件就这样结束了。然而农民的贫困还是没有终止，而且，因为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下这种贫困只会加剧，不会减弱，总有一天会引起比这个幽默的利碧嘉化装跳舞会更加严重的事件。

我们在英格兰看到了大农场制度的结果，在威尔士看到了小和佃制的结果，而在爱尔兰我们就会看到土地分散的后果。爱尔兰的居民极大多数是小佃农，他们租了一间孤零零的简陋不堪的小土房和一小块种土豆的地，这块地也只能勉强保证他们在冬季里有最必需的食物。由于这些小佃农之间存在着剧烈的竞争，地租达到了闻所未闻的高度，竞比英格兰的高１—２倍甚至３倍。每一个打短工的农业工人都想成为佃农，因此，尽管土地本来已？分散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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