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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

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但欧阳修写的那些艳情小词，以及张扬耿直、不拘小节的个性，给他的政治生涯带来了许多麻烦。政敌们两次攻击他的生活作风（这可真是古今中外通用的政治手段啊），冠以“帷簿不修”的罪名，硬说“词为心声”，将欧阳修的两首俚俗艳词，作为直接证据。第一次诬为“盗甥”案，即说他与外甥女有不正当的关系；第二次搞的是“私媳”案，即说他与儿媳“拔灰”。

这种“乱伦”案件，哪怕是出现在“性解放”的美国，也是不亚于“克林顿与莱温斯基”那样炸弹级的“性丑闻”，何况是在强调“伦理道德”的千年之前？两次案件都是弄的全国轰动，小道消息满天飞，皇帝、谏官穷加追究，热闹非凡。虽然最后查清都是谣言，但欧阳修也被弄得窝火不已、狼狈郁闷、心灰意懒。以后，他虽然还“倔头倔脑”地写艳情词，但也不自觉地转向书写一些友情、怀古、人生际遇之类的词。

如这首《浪淘沙》，笔致疏放，婉丽隽永，以惜春惜花的方式表现与友人的惜别情怀，据说就是与好友梅尧臣重游洛阳而作，抒发了“人生聚散无常”的感叹：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

垂杨紫陌洛城东。

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

今年花胜去年红。

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再如这首《朝中措》，深沉又流畅，深情又豪放，是写给好友刘敞（字原甫）出任扬州的送别词：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

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

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这大概是宋词中第一首“赠友词”，突破了五代宋初以来的红香翠软、言情题材。

宋词专家冯煦评价说，欧词足足影响了两大词人，“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即说苏轼继承了这类《朝中措　平山阑槛倚晴空》欧词的旷达从容风骨，而秦观则得其《踏莎行　候馆梅残》深情委婉的韵致。

多年后，苏轼路过扬州平山堂，为悼念九泉之下的欧阳修，也写了一首《西江月　平山堂》，词中透出的豁达乐观情怀，确实是欧阳修一脉相传：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

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宋史》说欧阳修的个性：“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这样的耿直张扬个性，在为人处世方面，自然做不到圆滑老练，却因热情活跃、敢言敢为，几乎与同时代的所有名人都发生过联系。我这里举两个名人：一是关系疏远的“包拯”，一是感情亲密的范仲淹。

包拯（999…1062年），　字希仁，安徽合肥人，性格孤僻、不苟言笑，以至“无故人亲党”，但嫉恶如仇、正直敢言，官场上甚有清名。嘉佑元年（1056年），欧阳修上书皇帝赵祯，极力称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镜言正论”，包拯由此得到重用；但没多久，他却又亲自“弹劾包拯”。

嘉佑四年（1059年）3月，赵祯任命张方平为三司使，被包拯弹劾掉。赵祯又任命宋祁，但包拯也认为不合适。赵祯见自己的两次任命人选都被包拯弹劾掉，不仅不恼，反而乐了，哈哈一笑：“得，原来啊，就你包拯这家伙，最合适！”，立刻任命他为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包拯竟然不懂得“谦虚婉辞”，丝毫不推托，满口答应。

欧阳修对包拯“逐其人而代其位”的行为十分愤怒，马上写了《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批评“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素少学问”，直言“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怀疑包拯品行不良，强烈呼吁赵祯不要重用包拯。

一时间，“外议哗然”。包拯也吓坏了，躲在家里，不敢上朝。

虽然赵祯不改成命，但包拯显然不想与“昔日推荐人”发生正面冲突，躲了欧阳修很长一段时间，才走马上任。后来的事实表明，包拯在这个职位上干得相当出色，“其政严明”，“人品之高，出处之正”，“足以师表后世”，连司马光都称他“刚而不复”，不愧被后世称为“包青天”。

包拯传世的诗篇只有一首：“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翰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比起　“诗词文史通才”的欧阳修来说，不仅是“素少学问”，简直就是“毫无学问”了！――这，大概也是两人谈不到一块去的缘由吧？两人年纪相仿，泛泛共事二十多年，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

而范仲淹比欧阳修大18岁，二人却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成了忘年之交。

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评时政，得罪宰相吕夷简，被贬饶州。刚刚进入仕途、年仅二十出头的欧阳修挺身而出，为他仗义疏言，结果也被贬了职。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也兴致昂然，积极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到庆历五年，范、韩、富等　受到排挤陷害，相继被贬，欧阳修又站出来，“慨言上书”，坚持要为范仲淹、为“庆历新政”讨个“说法”。这次又触怒了权贵，受到重罚，甚至被扔进监狱，最后被贬为滁州知州。

欧阳修到滁州后，工作之余，常常到琅琊山上的一个亭子中喝酒，饮少辄醉，自己取了个“醉翁”的名号，并给亭子起名叫“醉翁亭”。庆历六年（1046年），也就是“庆历新政”失败后的第二年，范仲淹在邓州写了《岳阳楼记》以自勉，欧阳修在滁州也写了《醉翁亭记》，与朋友遥相呼应。

但这两篇文章，风格迥异。《岳阳楼记》通篇写“忧”，“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醉翁亭记》纯是写“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乐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其乐无穷也”。这也足见两人性格上的差异：范仲淹壮怀激烈，而欧阳修则豁达洒脱，“伤疤一好，就忘了痛”。

范仲淹去世之际，欧阳修悲痛欲绝，亲自制作了《范公神道碑》以资纪念。但在欧阳修晚年，因“濮议之争”与范仲淹儿子范纯仁政见不同，争执中产生嫌隙。范纯仁擅自删削了欧阳修视为珍宝的《范公神道碑》，更令欧阳修伤心、气恼之极。从此，两家不再来往。一段热烈而纯正的“世交友谊”，在政治风波中完全被扭曲，就这样黯然寥落、嘎然而止了。

范仲淹逝世后，欧阳修对“政治改革”也失去了热情，而将所有的热情都投放到了“文学改革”上。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主持进士考试，开始改革文风，对宋初以来靡丽的文风提出批评，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在改革文风中，欧阳修以提拔贤材为己任，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先后奖掖、提拔了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辄等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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