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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校园恩仇录（第1页）

我是1973年8月在腰杭读完戴帽初一之后到张家园子中学插班读初中二年级的。当时初二有两个班，我插到二年二班，班主任是田永财老师；二年一班的班主任是张洪财老师。在当时全校8个教学班中，初二两个教学班学生相对较多，而且为方便周边农社孩子读书还招收了一些来自七克吐、小二龙、五家子、报马台、茨勒营子的走读生。两个班的学额相差无几，每班大约都在45人左右。我们班的班长是卫仁休；

一班的班长是耿建章。

那一年我刚满15岁，正处于由少年向青年过度的临界点。尽管当时入了团，但政治上还如一根“青葱”很是稚嫩。农场中学成立时间不长，当时还跟小学挤在一起。教师虽是临时在场内选调的，但多系科班毕业，集中了相当不错的师资力量。在校生从生源质量上看还是优于附近农村学校的。因为多数农场人的子女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相对优秀群体的孩子。

初到农场中学，有着先天优越感的“坐地炮”是根本瞧不起我这附近农村“外来户”的。好在二年二班里有不少都是原来苏可农场的一帮老同学，如邱元友、卫仁休、王军、王志国、靳凤华、许言信、张亚范、崔苍松、李瑞峰、祝丽、曲淑琴等，还没让我感到太过陌生，反到有了到外面走了一圈又重新归队的感觉。在二年二班，真正跟我很难融合的其实只有原来场部（一分场）以王永福、杨有文等一小帮人才跟我有些“格楞八生”的。

说起王永福和杨有文这俩“刺儿头”还真是都挺有城府的。王永福大个子、脸面黢黑、总耷拉着两只厚眼皮，说话阴阳怪气，做人总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由于此人为人阴险、狡黠，乐于背后使绊子，故班级总有很大一部分同学不敢不看他跟杨有文的脸色行事。正如老话所说“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杨有文的为人和王永福相似，故他们二人才能成为“铁杆联盟”。杨有文和王永福的年龄要比我大2岁，个头跟王永福一样高，长个白净脸胖乎乎的，说话翁声翁气，走路多少有点“内八字”。凡属场部那疙瘩的男女同学胆敢不跟他和王永福一心，他们还真敢在背后使“绊子”。在初二那一年，这“俩主儿”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在暗地里还当真干了一系列的龌龊勾当：

——“给我的自行车胎频繁放气”。初到农场中学上学的头两个月，我把所骑的自行车都放在学校统一指定的校园一隅。头两次一到放学的时候我的自行车动不动前后就有一只车胎没气了。开始两次并没太在意。可是随后又接二连三地发生多次类似情况便自然引起了我的警觉。恰在这时，有一天在我吃午饭的时候有位叫马喜财的同学从我身边路过时向我抛来一个纸团。我当即低头在桌堂里打开一看上边写着“有人故意扎胎放气”8个字。看了这个字条我被惊得“一拘灵”。心想：难怪这段时间自行车总有一个车胎出问题。原来是那几个“刺头”见不得一个“外来户”一来就成了田老师的“香饽饽”，并在班里各方面都压过了他们一头。当时在一分场的确形成了以王永福为核心的“刑释就业子女帮”。这一群体由于长期在政治上受到打压，故内心世界一直不够阳光，似乎天生对社会就带有一种愤世疾俗的仇视。受此影响，他们往往把像我和来自周边农社的一些同学自然就当成了发泄对象。在对待王永福和杨有文的问题上，我没有“以牙还牙”，而是佯装不知。但却把自行车改放到了离学校不远的马喜财同学家。打这以后我把马喜财当成了自己的“心腹密友”，涉及班中之事总愿听听他的意见。马喜财同学外貌奇丑无比，厚厚的眼皮，两只眼睛小得好像永远都不会睁开似的。他聪明、为人低调，以学业优异见长。我看好此人的是他的善良、真诚、疾恶如仇。他父亲马青山也是在农场修配厂刑满就业的一位“大技工”。当时我班以王永福为首的“刑释子女群”主要包括：王永福、杨有文、赵云泽、王金生、关克明、马喜财、王军、邢玉满，此外还有徐青双、王森、崔福田等也与王永福和杨有文等人走得很近。我是“外来户”的一面旗帜，故此后从黑渔泡来的曲学军，小二龙来的张晓平、魏辰彦、赫令江，五家子来的盛国跃，报马台来的沈洪泉、勾志彬、刘金祥，茨勒营子来的龚显平、龚显志，前杭乃来的郑福全等同学则自然聚拢到了我的旗下。此外，当时班内还有以卫仁休为首奉行“中间路线”的一个群体。他（她）们是卫仁休、邱元友、张永生、姜国军、李树山、张发、崔苍松、李瑞峰、王志国、许言信、赵云飞，李明华、刘振文、吴亚学、苗春艳、杨晓娟、张亚范、邹玉芹、于秀艳、王玉莹、季翠霞、杨秋杰、叶福霞、鹿文梅、靳风华、关立芬、鹿文静、台自琴、王玉清等。

当我对班级学生结构阵营有了清晰认识后，自己首先在听取了田老师给出建议的同时及时确立了“团结外来；争取中间；瓦解对方”12字方略，进而确保了二年二班在相对稳定状态下顺利过度到了1974年暑假到来之时。

——“勾结班外人员对我进行恐吓、围殴”。为给初到农场中学读书的我敲敲警钟，让我知难而退，他们先是暗中勾结初一班的吴振东借故向我寻衅，意在给我一个“下马威”。那是一次中午吃完饭我跟曲学军到一班跟耿建章商谈两班联合排演一个节目参加学校汇演的事情。正谈得高兴的时候，吴振东从外面进来了。只见他直接奔我走来，用带有挑衅的口气对我说：

“陈孝章，你他妈挺能得瑟呀！以前在腰杭得瑟，现在又跑农场来得瑟了！你不就是能说会写吗！我最烦的就是你这号人！”他一边不干不净地骂着，一边又撸着胳膊又挽着袖子。

我见他无故骂我，便回应道：“我得瑟不得瑟地跟你有啥关系？我咋的你了？”“你砢碜我们场部没人！”吴振东好像未加思索地一下便暴露了他无端挑衅的主观动机。

顺着他的话音，刷地一下站了起来，愤怒地遣责道：“难道你们农场人就这么点度量吗？”

听到我的反问，吴振东更加恼羞成怒了，上来搂着我的脖子就把我狠狠地摔倒在地上。

坐在旁边的曲学军一看我吃了亏，一下跳起来冲上去又把吴振东给摔倒在地上。

这时耿建章和姚常胜、张恩志等一帮人又上来把还在地上扭打的我们三人费了很大劲才给拉开，并把我和曲学军直接送回了我们自己班。当我和曲学军走进班级那一瞬间，我们通过在王永福脸上所看到的一丝难掩的窃喜似乎什么都明白了。但我仍隐忍未发。

——其三是明目张胆地孤立、挤兑外来寄读同学。在我班外来同学中曲学军和张晓平堪称我的“知已学友”。自打我有了这“一文一武”两员干将后，我就有了在班级实施“12字方略”的群众基础。正如《楚汉风云》一书所说“文有张良可安邦，武有韩信可定国”一样。欲成伟业，总得靠能人去实施和作为。仅凭一人之力是什么事都做不成的。而事实上，自曲学军和张晓平进入我班之后，他们二人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如曲学军在文体活动方面堪称“多面手”，与我曾多次合作代表班级参加学校大联演并取得优异成绩；张晓平则以文笔功夫见长，多次在暗地里受我委托起草各类文稿。其中由我在农场团代会上代表中学团组织向大会所致贺辞就出自张晓平的手笔。正因为曲学军和张晓平俨然成了我的有力助手，故而王永福和杨有文等人才在暗中对曲学军和张晓平没放过任何一次孤立、嘲讽和挤兑的机会。

话说到这儿，我想结合回顾农场三年学习生活重点讲一讲我与曲学军、张晓平、龚显平等诸多同学之间发生的故事：

——曲学军同学是继我之后先张晓平一步来到农场中学的。初次见面，他身穿一身很整齐的蓝制服，走路精神而又帅气，是众多女孩一搭眼就会喜欢上的那种男孩。说话嗓音略带滋性，唱歌极具穿透力。他生就具有表演天赋，一到农场中学立马就成了学校文体活动的“台柱子”。他聪明机敏，外加和我走的挺近，所以时常成为班内某些同学冷嘲热讽的对象。当新校园建成使用后，他的家就搬进了场部招待所前面的老校舍居住。曲学军的父亲名叫曲永祥，是一位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母亲是位待人热情宽厚，很会持家过日子的女人。他身上有一姊一兄，身下有三妹一弟。高中毕业后先在农场砖厂推了两年独轮车做“装窑工”。而后凭自身禀赋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未尝所愿，随后于1978年在从北京返回农场途中报着“试试看”的心态前往报考刚成立的“镇赉地方戏团”。没成想仅唱了一首“红星照我去战斗”，他就被剧团录为职业演员。而后，“曲大耳朵”不仅成了剧团的“台柱子”荣升演出队长，而且还收获了本团“镇赉第一美女张金梅”的芳心。两人婚后生有一子曲晓旭。1996年夫妻双双下海移居江城市打拼经商并取得可喜成绩；2014年因在乾安发生车祸夫妻均受重创被迫退出商界；2020年春季曲学军突发心脏病，后经两次共下3个支架方才死里逃生。病愈出院后，他总想落叶寻根，故于2021年在镇赉南湖岸畔的“杏花村”寻得一处“世外桃源”乐居乐养至今。

在农场众多外来学生中曲学军堪称我的知己。他与我在人生志向、情趣爱好、价值观等方面比较接近。他愤世疾俗，敢于挑战自我。他与其他同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心中有梦”。说白了，他是一个既会“筑梦”，也敢“逐梦”，又能“圆梦”的人。正因他具有这一特质，所以我们才成了一生一世的“知已”。

——张晓平同学是众多外来学生中智商最高、学识最好，但也是凡事最爱搬争、较真儿的一个同学。他年龄比我小一岁、中等身材、大方脸盘。他说话讲求逻辑，用词讲究；研究问题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求学精神；他爱憎分明，眼里不揉沙子；他做事专心致志，不达目的不罢休。

张晓平家住小二龙屯。其父张洪武是一位非常精明的老人，曾长期担任大队干部。他身上有一兄张晓林早年曾在北京四机部工作；一姐早年在镇赉县某企业做“轮换工”；身下有两弟张晓东和张晓辉，其中晓东现家居镇赉县城，晓辉大学毕业后工作在吉林省水利设计院。张晓平在农场中学毕业后又去大屯读了高中。高中毕业后便去黑龙江海林当了兵，接着到重庆无线电专业技术学校读了两年军校，而后再回海林任连职军官多年。在此期间他与一位毕业于牡丹江师范学院的中学女教师喜结伉俪，并诞下一女现在北京工作。张晓平本人最后从部队转业到牡丹江质量技术监督局下属的质监所一直工作到退休回家。目前他是一位职业研究中国“姓氏学”的网红人物。如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疑问可尽管向他咨询讨教。

张晓平与我人生交集时间并不长，但共同的人生理想以及相对趋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让我们一度相互勉励，结伴而行了很长一段路。他对我最大的关心和鼓励，是他在重庆读军校时给我邮寄了一本《中国现代成语辞典》，并在扉页上赫然手书了“书籍是语言交流的工具”10个钢笔字。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骑在放鹿的马背上一有空儿就默背8至10个辞条。久而久之，凭着这本辞典不仅丰富了自己的语汇，而且使自己的写作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这就是人生知己张晓平凭着那件小小的礼物带给我的巨大推动力。

——龚显平是外来走读同学中综合素质相当不错的同学。他中等身材，聪明机灵，能说会道；他做事积极，为人厚道；与人相处，能够一身正气，以诚相待；面对不恭，敢于同仇敌慨；他坚持真理，信守原则；关键时刻，顾全大局。总之，龚显平是在与我短暂相处过程中令我心生欢喜和颇有好感的一个人。他热诚、豪气、豁达，是我多年来始终在心中念念不忘和乐于偶尔与之倾诉心声的知心朋友。龚显平高中毕业后先在茨勒村小任教，后与时任大队书记女儿成亲，因超生丢掉教师饭碗，走上自谋生计讨生路。曾受聘当过大屯公社砖厂厂长多年，而后又做大屯一公司专职会计。显平的一儿一女目前发展不错，都在长春民企供职。显平夫妇也在长春龙家堡定居颐养天年。

我与他之间发生的一件最难忘的事是：1974年7月的一个夏日，龚显平热情邀约我和曲学军前往茨勒营子他家中做客。那一天，他的继母和三妹等在厨房还为我们做了几盘特别好吃的农家菜。记得有“酱炖鲤鱼拐子”、“农家水豆腐”、“蒸卧鸡蛋”、“小鸡炖蘑菇”，主食是“烙黄面饼”。同时，他还约了一位叫王春波的和龚显志一同吃了那顿饭。只记得那顿饭大家都各尽所能地?了好几盅“老白干”，每个人都喝得老尽兴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喝白酒，直把我喝得云山雾罩，诗兴大发。酒过三巡之后，我提议哥几个也学“李白斗酒诗百篇”一起去茨勒营子南湖岸畔边欣赏美景，边借酒吟诗。我的提议当场得到了哥几个的一致响应。于是我们一齐动身向茨勒南泡子走去。

此时，恰是黄昏时分。借着夕阳西下的满天余晖向整个南泡子的东南方向望去，那是一片波光粼粼的广阔水面，因时处盛夏时节，蒲草和芦苇还未起身，故还看得见湖岸边那一片一抹的碧绿。成群的鸥鸟和若干形单影只的灰鹤正站在浅水区长出一茵茵绿草的水面脖子一伸一缩地啄食着水中的小鱼。偶然间，当我带着朦胧醉意把目光忽然瞥向西北方向时，一幕“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的诗画场面顿时跃上眼前……

目睹此情此景，我首先倡议由我、显平、春波、学军4人合作第一首诗，每人按“启承转合”依次各吟一句。说罢，我先即兴吟出了第一个“启”句：

“茨勒南湖黄昏后”；

龚显平稍加思索后吟出“承”句：

“借酒共赋诗一首”。

但见王春波更显成竹在胸，随口吟出“转”句：

“陈龚王曲四书生”，

曲学军会心一笑，顺口吟出“合”字句：

“不枉年少数风流”。

当曲学军吟出“合”句后，场上4人齐口赞道：

“好句！好句！好句！”

我突然高举双手示意大家停下，说道：“各位！我就不谦让了，现在我要评判一下各位的诗才，看看哪位的诗句要略胜一筹！”

“好！好！我们完全同意！”其他几人随声附和道。

接着我便趁着酒兴咧咧开了：“本人的启字句平铺直叙，只是点明了本次诗会的时间和地点，缺乏诗的意境；显平的承字句，字眼是点明了酒后、4人共吟一首诗，诗的意境是通过借酒展示。有诗的意境，也有具象事物，明显好于启句；春波转句转得最漂亮，她妙在一语点出了合作吟诗的4人是谁和4个什么样的人。指代清晰，想象空间很大，实乃佳句；曲学军的合字句似乎合得更漂亮些，既不乏诗的意境，又升华了诗的主题，构思精巧，极富创意。由此可见，学军的诗才当排第一；春波当排第二；显平当排第三；我只能打“郎”了。”

因为“启”字句历来都是最难写的。本次诗会进展至此，只是结束了第一轮。接着我把4人合作的第一首小诗给出诗名并吟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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