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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第1页）

约翰·J·麦克洛伊告诉我，他曾与亨利·L·斯廷森交谈过。斯廷森差不多熟悉本世纪前半期的所有总统。麦克洛伊问斯廷森，就组织才能和尽职来看，谁是最好的总统。斯廷森略加思索后，出乎意外地回答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最有能力最勤于职守的人。但是，塔夫脱的问题在于他不喜欢权力。麦克洛伊问道，谁喜欢权力呢？斯廷森回答说：两个罗斯福。

阿登纳、邱吉尔、戴高乐——他们也极其欣赏权力。把喜欢权利说成是一种“乐趣”，那是把问题贬低和庸俗化了。一个虽有失误但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的人，是最高明的，一个因小人物滥用权力而恼怒的人，会急于甚至渴望亲自掌管这些权力。看到别人误亭事他甚至肉体上也引起痛苦。一旦他掌了权力，他会更有兴味地行使权力。

享有权力，他还必须认识到难免犯错误并能承认错误，希望在较小的而不在大问题上犯错误。只有具备这两方面，既欣赏权力又不怕犯错误，才能有伟大的领导人所要求的大胆的行动。

一位领袖若不那样强烈地关心他必须处理的问题，以至“乐趣”之类变得无关紧要，他就不应该作领袖。他会无所作为甚至可能成为危险的人物。他应该另找时间娱乐，包括寻求“乐趣”，但是，他应该有所节制，把“娱乐”和工作严格分开。

他必须对自己的工作有冷静的、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估计，这一点既适用于实质性的工作，也适用于各种礼仪活动。

当人们把当总统（首相，或有实权的国王）想象为某种“乐趣”时，那他们可能是想到了笑容满面的领袖在欢呼的人群面前出现的场面，而忘记了要花多大气力才能组织群众和保证领袖能笑对摄影机。人们也许想到了表面的和仪式上的场面——礼服、身着制服的卫队、预示贵宾来临的号声、飞机、游艇、车队、旗帜，但这些并非为了取悦总统。象法官的法衣那样，它们规定着职衔，有助于履行职责。一定的权威甚至威仪是需要的。外国的国家元首，特别是那些小国的元首，需要一些有着崇敬的标志显示他受到欢迎的场面，这与其说是出自对他个人的尊敬，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代表国家。肃立在火热的太阳下，必须记住所有成员的名字，并确保礼仪中的每个细节都严格按计划进行，谁要把这些只看作是有趣的事，那他是从未参与过这些活动。这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决不是拿别人用过的自怜的语言把担任总统说成是一种体面的苦恼。我曾为当总统而奋斗，并为了保住这个职位斗争过。我喜欢这个职位象大多数领袖们一样，这种喜爱主要不是因为乐趣。

历史上有过一些暴君，他们为自己谋求权力。但是，大多数居于最高职位的人——毫无疑问，他们当中不少人称得上伟大的领袖——他们要求权力，只是要借助权力来干一番事业。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比别人更好地使用权力。

我这里提到的领袖没有一人是单一的。没有一人是纯洁的、不是具有复杂的动机的。没有一人要求权力只是为了个人地位显赫。尽管有些人，如苏加诺，过分放纵肉欲：一些人，如赫鲁晓夫，对他们的政策带来的痛苦过于麻木不仁。但是除了为自己外，他们都有超出自我的目的。每一个人，不管正确与否，都相信自己是在致力于伟大的事业，都相信自己会在历史上留下更好的名声。

在讲到领袖时，我们通常用最高级的比喻。说他们攀上了顶峰、力挽狂澜、远见卓识。我们常把政府首脑之间的会谈称作最高级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邱吉尔在格利博卢陷入危机时，曾写过一封未发出的信。他在信中要求外交大臣不要“落后于事态的发展。”

有些领导人，确实高出于他们同时代的人。一般他说，最高级的比喻是特别贴切的。他们应高出世俗之见，不局限于眼前的事物。他们应该站在山顶上俯瞰一切。

有些人主活在现代，对过去漠然置之，也不懂得未来。有些人则留恋过去。极少数人具有把过去运用于现在的技巧，设法使自己看到未来。伟大的领袖人物都有这种技巧。正如布鲁斯·卡顿描述的林肯那样：“偶尔，在林肯看来，天空触及不到地平线，在地平线外，他看到了正在移动的朦胧的形象。”

作为军事战略家，戴高乐和麦克阿瑟两人都能高瞻远瞩。

戴高乐在反对依靠马其诺防线时，问道：如果不能吸引敌人进入分隔地带，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麦克阿瑟撇开日本已经设防的岛屿而在日本来设防的岛屿进行了两栖作战。

上述事件都是按照这次战争、当时的技术情况进行思考的范例，而其他人是根据上一次战争来思考问题的。针对马其诺防线的弱点，机动灵活是关键，这也是麦克阿瑟的太平洋战略的关键。今天回想起来事情是显而易见的，俱在当时却并非如此。

伟大的领袖们是这样一些人，他们首先在回顾中，也仅仅是在回顾中，看到那些显而易见的事物。他们既有意志力又有权威，并以此推动自己的国家前进。三十年代的戴高乐，还没有那种权威，但他当时显露出这些特点，对他后来获得权威，或许是至关重要的。在四十年代，麦克阿瑟有这种权威。如果戴高乐早一点有这种权威，邱吉尔在英国也有这种权威，那么欧洲的历史可能不是这样，也可能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三十年代，戴高乐和邱吉尔是有远见的——可悲的是在此之前欧洲还没有走过艰难的道路，认识不到他们是正确的。

理论家喜欢抽象地看待权力。领袖们知道得更确切，权力使他们面对现实。教授们可以驰骋于荒诞的艰深的学科领域，而掌握权力的人，都要把眼睛牢牢地盯在结论、影响、效果上，他们要处理具体问题。

好莱坞的剧作家们通过银幕和电视影响美国人的自我认识，他们也对权力饶有兴趣，着意于嘲讽高级官员——无论他们是军界、商界或是政界的人物。高级官员不能象坐在令人眼花瞪乱、激起遐想的滑行铁道上，漫游虚幻世界，那样的话，他会被看成是古板守旧的、愚蠢的、退钝的。他不能象生活在一个虚假的或是理想的世界里那样处事，他必须应付现实世界中不尽完美的一面。看起来，他对自己周围的苦难似乎无动于衷。事实上，他并非对弊端漠不关心，他得亲自关心那些真正有助于减轻弊病的事，即使是渐进的、毫无戏剧性的。好莱坞可以作作姿态，高级官员则要实实在在地干。

从运用策略和治理国家来看，权力意味着几千甚至几百万人民的生与死，兴盛与贫困，幸运与悲剧。任何握有权力的人都不能忘记这一点，尽管有时他有意忘记它。权力能在不同方向上为开创和推动历史提供机会。对了解这一点的人来说，很少有什么乐事能比得上权力。那些寻求幸福的人，不会得到权力，即使到手，也不会很好地运用它。

一位古怪的观察家曾经评述说，喜欢法律和香肠的人不必注意法律是如何制定、香肠是怎样制作的。

同样，我们敬佩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但对于他们成功的方法却往往视而不见。人们常向小学生讲述乔治·华盛顿和樱桃树的故事。道德家赞赏威尔逊的“公开契约，公开达成”的理论。埋在扶手椅中的自命不凡的权威们，要求领袖们“坚持原则，决不妥协，要做政治家，不要当政客”。

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政治就是妥协，民主就是政治。任何想成为政治家的人，首先要成为成功的政客。一位领袖必须面对现实情况下的人民和国家，而不是去应付理想中的人民和国家。由此可见，作为领导应具备的品质，无须让孩子们竭力去仿效——除非想要他们当领袖。

评价一位领袖，涉及到他的行为特点时，关键不在于这些行为是否吸引人，而是是否有用。狡诈、自负、伪装——在其它场合下，可能不吸引人，但对于领袖来说，或许是必要的。

他需要狡诈以便把利益冲突的各个集团捏合成不断变动的联盟，这种联盟是进行统治所要求的。要给公众留下适当的印象，某种程度上的自负也是必要的。为了在关键问题上取胜，有时又需要某种伪装。在得到公认前很久，戴高乐私下吐露，他认为独立是阿尔及利亚的唯一抉择。罗斯福一边谈论美国不卷入战争，一边却在运筹美军参战。

一个领袖应当走在前边，走在公众舆论的前头，但不可太远。力图将公众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同时，他往往得藏一手，露得太早，就要为这场游戏付出代价。戴高乐写道：政治家“必须懂得什么时候伪装，什么时候坦率……他发现只是在上千次的诡计和一本正经的许诺之后，自己才被委以全权的。”他还强调说，“每一个实干家都有相当程度的自私、骄傲、强硬和狡诈。但是他会得到谅解——事实上，如果他能把它变为达到伟大目标的手段，还被看作高尚的品德。”

领导素质中有些一般人不赞赏的方面，不仅存在于政界。我认识一些商界的领袖，他们象政客一样的冷酷；也认识一些宗教界和学术界的领导人，他们搞阴谋诡计，欺骗和摆布别人，无异于华盛顿的官僚。事实上，从学术界进入政府又回到学术界的人常说，大学里的竞争、倾轧比政府中更凶残更卑鄙。学术界更伪善，更谈不上神圣。

但是，无论在哪种领域，重大的道德问题，实际上是有限度的问题。那些极端自私的人会被立即解雇，不论采取何种特殊形式的利己作法，是蛮横地对待对手还是摆出道貌岸然的姿态。那些披着美德的外衣折磨别人又善于洗刷自己的人，那些道貌岸然坐地行劫的贵族，与商界的抢劫贵族一样彼人蔑视。白领、蓝领不是道义的标志，牧师的衣领也不是什么道义的标志。

政界的竞争比商界、教育界或者新闻界更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不是因为政界更富于竞争，而是竞争更公开的两大领域是体育界和政界。在其他领域里，竞争同样激烈，但较为隐蔽。从我自己也认为有偏颇的见解看，当赌注涉及到政府政策，甚至国家生存的大问题时，竞争较为高尚些，赌注下到某种谷物的特种商标销售份额或电台、电视联播节目是否受欢迎的调查战上，竞争就不那么高尚。我多次发现，同是那些玩弄联播游戏的评论员们，在评判我们这些人时，就变得虚伪起来。

在大众哲学领域中，最熟悉的争论之一是目标正确就证明手段是正当的。有时谈得很深奥，但大部分讨论是肤浅而愚蠢的。

宣称目标正确就证明任何手段都正当是荒唐的，说其他本来不能接受的手段，现在是一个伟大的目标所需要的，这同样是荒唐的。那些手段永远不能证明它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为打败轴心国的侵略而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几千万人遭杀害，成为残废、或被饿死——但是这个目标证明付出代价是正确的。如果不同希特勒战斗或是战争失败，情况会更糟。

任何时候，一位领袖都必须权衡后果：这是领袖的第二个本性。他不能束缚在武断的僵死的条条框框里：在截然不同的形势下，也不能被那些不承担责任的人捆住手脚。

无论是手段还是目标，都不能单独作为衡量领袖人物的尺度。没有一个伟大的计划，就不会站在前列，领导能力必须服务于目的，目的越崇高，领袖潜在的形象就越高大。但是光有目的是不够的。他必须取得成功，必须有实现崇高目标的方式来保证成功。他决不能采用有损于或使这种目标蒙受耻辱的手段。如果不能成功，他的事业和历史都将遭到失败。

我们称亚伯拉罕·林肯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确实当之无愧。但他又是头脑清醒的实用主义者，一个十足的政客。他的实用主义和政治手腕使他的理想得以实现。作为政客，从本质上讲，象作赞助人一样，他的行动完全是光明正大的。作为实用主义者，他只是在南方各州中而不是在还留在北美合众国内的边境各州里解放奴隶。作为理想主义者，在重大危机时刻，他心力交瘁地维护北美合众国。为了这个目标，他违反法律、干预宪法、专横地攫取权力、践踏个人自由。他辩解这是必要的。1864年，他在一封信中解释为什么粗暴地践踏宪法时，写道：我维护宪法的誓言赋予我这样的责任，以一切必要的手段来维护政府，维护国家，手段之一就是这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国家不复存在，宪法还能保存吗？一般他说，生命和肢体都必须保护。但人们常常为了挽救生命而截去肢体，决不会为了保存肢体而舍弃生命。我认为，本来是不合法的或者说是不符合宪法的一些措施，从维护国家考虑，就成为维护宪法不可缺少的了。无论是对还是错，我认为这就是理由，并且现在仍然坚持这种看法。

四十多年前，马克斯·勒纳为马基亚维利的著作写了一篇出色的序言。在序言中，勒纳提出了我们“一听到马基雅维利的名字仍旧有点战栗”的一个原因：我们认识到他描绘的现实确实是现实；人们无论在政界、商界活动中，或在私生活中，并不是按职业道德行事的……马基雅维利今天使我们面临这样的困境，即如何使民主手段和民主概念去适应世界的要求。在这个世界中，从未有过的赤裸裸的强权政治支配着外交领域，左右着国内寡头执政者的权力斗争。

很难对勒纳的结论提出异议：

让我们弄清楚一件事：作为准则，理想和道德在政治活动中都是重要的，但作为手段，它们几乎是无力的。成功的政治家是一名艺术家，他关心公众情绪的细微差别，留意各种工作方式的相似处，注意估计政敌的策略，并重视通过妥协和让步把自己一方团结起来的艰苦工作。宗教改革者经常能成功地把公众道德提高到接近某些伦理标准的水平，但作为政治家，他们从未取得成功。

人们经常说，在任何领域中，包括政治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是“振奋精神”，然而，我所知道的大多数伟大领袖都是出色的演员，尽管只有戴高乐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像伟大的舞台表演家们一样，他们扮演公开角色如此之好，以至实际上成了自己所创造的角色的一部分。

赫鲁晓夫使用夸张的语言，有自己的打算。同样，戴高乐数点法国伟大的各种标志，也有自己的考虑。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弥补各自国家的不足。赫鲁晓夫装作专横霸道，戴高乐则扮演傲慢的封建领主，两人都在玩弄心理学上的小动作。虽然两人各有打算，但他们并不虚假。赫鲁晓夫是个恶棍；戴高乐目空一切，赫鲁晓夫粗鲁；戴高乐是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一位相信他的国家是伟大的法国人。要成功地扮演角色，重要的是适合角色。

阿道夫·希特勒是二十世纪最蛊惑人心的政客。他鼓动唇舌，可以使人们入迷，煽动起数百万人的疯狂的仇恨、恐怖心理和爱国热情。如果戴高乐的目标与希特勒一样，他会干出同样的事吗？不，戴高乐的巨大力量，他的号召力，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基于他的道义上的权威；人们不能想像戴高乐会煽动暴徒去进行谋害，就象不能想象他会当众脱光衣服一样。他的成功是因为他的特点适合他的角色：把法国的最杰出的人物集结在一起。

有些伟大领袖竭力把人性隐藏起来，有的则加以炫耀，甚至夸大。在作风上，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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