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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收，人被扣押，多亏河野破费“皇军”的硬通货千方百计营救，我才得以继续上路。

在约旦河谷地，河野失踪的消息使我大惊失色。我急急忙忙赶到安曼洲际饭店共同社总部，共同社中东首席记者近藤正守着电话机发呆。看到我一头撞进来，近藤两手一摊：“摄影记者大河源在死海拍照惹了麻烦，河野上前营救也一同被抓走。日本大使馆正设法援助。”

深夜，在一间不知名的小饭馆，近藤做东，为刚刚恢复自由的同事压惊。大河源说这回平了上次在东亚某国被拘留七小时的纪录，河野说这等于又得了枚勋章。这是海湾战争中我们最后一起喝酒，大家都挺伤感。河野与大河源次日将经伦敦返回日本，近藤则穿过阿仑比去以色列。河野含泪将一大包止血绷带和其他美军战地急救用品塞给我：“以后就剩你一个了，千万别太猛！遇事要多想。钢盔、防弹衣、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再见面呀！”

河野他们走后，我孤身一人经约旦、塞浦路斯进入以色列。当恐怖袭来，我总想起与我几经生死的河野。

直到回国，在北京新华社，我和久别重逢的河野再次紧紧拥抱在一起时，我当时竞怀疑是在梦中。不久前我从中东分社回国，我们又坐在小酒馆里，河野恨不能一口气告诉我这些年他都干了什么。尽管他每月需将全部工资的75％交给前妻抚养四个孩子，可他还是与他的朋友一起在中国帮助建起两所希望小学。与此同时，他还与友人发起倡议，建议日本政府为侵华战争向中国道歉并主动支付战争赔款。河野认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素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度，但日本政府应主动做出表示，这样对日本更有好处。最后他告诉我，他已爱上一个中国姑娘，很快就会成为中国的女婿。

第8节　流入梦中的苏伊士

从一万米高的海湾航空公司波音航班朝下望，一段蔚蓝色的直线把原本联在一起的欧亚大陆同非洲大陆一斩为二。尽管在1：1200万的世界地图上这段蓝线长不足5毫米，可它使波涛滚滚的红海由此北上，流入碧波万顷的地中海。我这样写可能有人不同意。可我在苏伊士运河游泳时，它的确由南向北湍急地奔腾着，以至我横渡河口后竟被冲向下游200多米。茫茫大海上，成千上万的舰船向此汇聚，熙熙攘攘如过江之鲫，井然有序地沿着狭长的水道挺进，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伊士运河。

在我任新华社中东地区摄影记者的三年里，我已记不清多少次乘飞机从它上面飞过、乘巡逻艇沿河漂渡、驾大吉普拭搭轮渡横跨运河上所有11个渡口、驱车穿越运河腹下的国际隧道，我还冒着遭红海姥鲨袭击之险，在宽广的苏伊士运河河口从非洲游到亚洲……

对我来说，“苏伊士”不仅仅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一条河，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一个尸横遍野、有数不清无名战士墓地的战场，一片焦黄干涸满目荒凉的热带沙漠，更是我有限生命最神奇的一部分。

通过运河

午夜，我随一群埃及引水爬上一艘快艇，解缆起航，将笼罩在一片桔黄色灯光中的塞得港甩在脑后。大胡子水手嘴角的大烟斗在夜海中忽明忽暗，无线电对讲机中嘈杂的阿语问答一来一往。我们的小艇随着起伏的黑浪一直驶向塞得港正北泊有上百条舰船的地中海锚地，坐在我身旁的十几位引水将各自分别带领一艘方吨巨轮由地中海驶向灯火阑珊的运河河口。摩托艇靠上泊在锚地的“格兰纳”号，我随引水哈利德攀阶梯爬上这条排水3。8万吨的挪威散装货船。“格兰纳号”来自汉堡港，满载钢材前往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引水哈利德一直爬上“格兰纳”号驾驶台，与挪威船长并肩而立，指挥船员升起埃及国旗，引导着这座水上城市般的庞然大物开向运河河口。夜海中，摩托艇上其他埃及引水也已分别爬上余下诸船各自的岗位。由二十几艘万吨巨轮组成的船队燃亮桅灯、尾灯，排成一条直线对准位于苏伊士运河北端河口的塞得港，左红右绿的舷灯像一条彩练。

由于苏伊士运河航道狭窄，运河管理局不得不实行单向通行规则，日通行能力为三支船队共78艘货轮。其中由北向南两支船队52艘，由南向北一支船队26艘。位于伊斯梅利亚的运河管理局中央调度室，根据当日情况灵活调配每天通过运河的舰船。

我们的“格兰纳”号夹在一支由北向南的船队中缓缓行进，右舷开始出现一座灯光灿烂的城市，正是刚才我们逗留的塞得港，这座始建于1869年运河正式启用之日的小城，已经发展成拥有50多万人口的现代自由港。现在，埃及政府已将其辟为免税区，街头商品五光十色，从索尼彩电到Cartier时装；从Ro1ex手表到Heineken啤酒，还有中国的清凉油、小五金，应有尽有。此时，第二程引水爬上船来替换了引水哈利德，船队开始进入河口。

新登船的引水将一台中继无线收发报机固定在“格兰纳”驾驶台上，据说这样可以把通过运河船只的航速、位置及与其他船只的间距随时通知位于苏伊士运河中游伊斯梅利亚运河管理局的电脑中心。快艇载着哈利德等完成使命的引水返回塞得港，以下至伊斯梅利亚的航程由这位光下巴的小伙子担任引水。

清晨，自塞得港由北向南航行了98。5公里的船队缓缓驶过埃及最美丽清洁的小城——伊斯梅利亚。这里，精致的总统别墅依山傍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与以色列总理拉宾多次在此会晤。此时，冉冉升起的沙漠旭日透过晨雾，阳光越过总统别墅直射到苏伊士运河管理局13层办公大厦的顶端的控制塔上。控制塔是整个运河的神经中枢，现代化的计算机系统控制着整条运河及其出海口，向所有通过运河的舰船发号施令。

在伊斯梅利亚，第三拨引水登船换下忙碌了一夜的上一拨引水，率领船队继续南下。进入宽广的大苦湖后，船队就地抛锚，等候当天早上从运河另一端苏伊士城方向开来的北上船队。午后，迎面而来由30多艘油轮组成的船队终于交臂远去，我们的船队得以进入伊斯梅利亚以南的狭长河道，继续南下。

在黄昏夕照里，我们的船队终于看到苏伊士城河口清真寺高高的双尖宣礼塔。第四拨引水在此登船接替第三拨引水继续导航，一直将航行了一天一夜的船队送出苏伊士河口，通过苏伊士湾，驶向红海。我抬腕看了一下手表，商船通过苏伊士运河共用了近20小时。

运河沧桑

今天的苏伊士运河南北全长161公里，加上延伸到大海中的水道共长195公里。其实远在法老时代，苏伊土地峡曾有过一条婉蜒的小河，但随着时光流逝，沙漠的侵蚀使小河葬身在沙漠之中。1859年，法国人勒塞普筹集资金发起“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利用数十万埃及廉价劳工开凿运河。勒塞普出生于法国官宦世家，23岁时任法国驻亚历山大外交官，其间偶然发现拿破仑的工程师佩尔勘测苏伊土地峡的报告。勒塞普遂把这份报告交给了好友塞得·帕夏，塞得·帕夏是土耳其驻埃总督穆罕默德·帕夏之子。1854年，塞得·帕夏接任父位，授权勒塞普开辟运河。1859年4月25日，勒塞普组建的运河公司在以塞得命名的塞得港破土动工。当时埃及全国人口仅500万，为开通运河，埃及每月动用6万苦力轮流去工地。在开凿运河的10年里，共有12万埃及苦力丧生。经过10年的挖掘，1869年11月17日，北起地中海塞得港，南至红海苏伊士城郊陶菲克港（PortTaufiq）的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

苏伊士运河通航把利物浦到盂买的航程缩短了2万公里，由科威特经运河到希腊，比绕好望角节省23天航程。

巨大商业利益使苏伊士运河承担了环球海运的1／10，此外，还有大量非商业舰船如军舰等取道苏伊士运河以提高效率。

1875年，英国乘埃及政府财政困难之机买下苏伊士运河公司的44％股票，继而在1882年占领埃及。苏伊士运河公司成了英国建在埃及的国中之国，拥有自己的密码、旗帜。到1955年，英国仅把全年运河收入3500万埃镑中的1000万埃镑交给埃及。

1956年7月26H，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运河收归国有，推倒了立在塞得港运河河口的勒塞普像。英法联合以色列出兵干涉，第二次中东战争即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

由于中、苏、美等国及世界人民的支持，埃及终于将运河收归国有。

1967年6月5日清晨，以色列先发制人，一举炸毁埃及的全部10个机场，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爆发。

以色列仅用6天时间就占领了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苏伊士运河由埃及内河变成了交战的前线。无休止的空袭、炮战、水雷和小规模突击迫使运河关闭，埃及政府把运河两岸的75万居民撤至尼罗河沿岸，运河成了“死河”。

“六日战争”后，以色列43岁的巴列夫将军取代拉宾继任以军参谋长，为能“以最小兵力取得最大防御效果”，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东岸构筑了长160公里的“巴列夫防线”，苏伊士运河被无限期地关闭了。

1973年10月6日，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沙特、巴勒斯但联合发起突袭，第四次中东战争即斋月战争（战争爆发之日恰逢以色列赎罪日，故亦称赎罪日战争）爆发。埃军用高压水枪摧毁运河东岸的沙垒，在炮火支援下武装强渡，埃及人仅用90分钟就突破了防线，再次控制了运河两岸。

由于阿以冲突，从1967年～1975年运河关闭了8年之久，短短8年使世界贸易损失了140多亿美元。战争炸毁了苏伊士城85％的房屋，从大苦湖到陶菲克港，交战双方遗弃的各种重武器至今滞留在原地。俯首可拾的锈蚀弹壳讲述着悲壮的战争故事。

运河自1869通航至今，先后扩建了10次，水深已从当年的6。75米变为今天的16。15米。运河横断面从304平方米增至3700平方米，增加了14倍。1976字，运河重新开放后，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开始对运河全面整修，安装大功率无线定位导航雷达网，运河管理局中央控制室存储了全球近3万艘船舶和近千名引水员的档案资料。与此同时，运河河道上至今保留着各种古老的视觉航标、直线导标和水界导标，甚至还有雾角等声标，与现代化的电波航标配合使用。在狭窄而多雾的河段，还在沿岸修建供紧急泊船设立的系缆桩，以防因巨大风浪而造成的船舶互撞。

已有130年历史的苏伊士运河历尽沧桑，静候着远来的船队。早在职1956年运河收归国有之前，运河管理局高层职员中根本没有埃及人，只有27名埃及人充任低级引水。

1992年，我作为随同摄影师随钱伟长访问了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的庞大的运作机构和运河研究所。据局长介绍，今天的运河局已发展成拥有3万多名员工的巨型企业，其成员全部为埃及人，其中1。4万人为运河局正式雇员、另外一万一千人在局属公司从事与运河有关的第三产业，如修船、餐饮。运河局设有自己的研究所，从事有关课题开发；还拥有自己的拖轮、挖掘船、修船厂和船坞等。1956年运河国有化以前，仅能通行6万吨级以下的货轮，经过国有化后的几次疏浚，已可以通行满载排水量15万吨、空载排水量50万吨的巨轮。每条船经过运河的通行费在20万美元上下不等、视吨位和载货性质而定。收费标准以“船型”和“货型”综合考虑而定。目前35％为油船，20％为集装箱货船。运河现在日平均收入550万美元，全部归埃及人所有。官方公布，1991年运河过河费收益为17。7亿美元，1992年为18。6亿美元，1993年超过20亿美元。据介绍，运河局虽归国有，但政府通过特殊政策给运河局独立法人地位，使其以私营企业形式经营，运河公司总经理不受官僚程式限制，在法律范围内享有绝对管理权。

卖河北段有泥、中段有沙、南段有石“，因此，运河局在使用的同时，还得不断地维护运河清水长流。现在，有21个国家的挖泥船帮助埃及拓宽运河。

沿运河徜徉

驾吉普车沿运河徜徉是再惬意不过的事，从运河北端塞得港沿河南下，首先是一派热带沙漠景观，滚烫的黄沙上连仙人掌都不长。萨姆导弹阵地旁四联23毫米高炮和闪烁其间的穿土黄迷彩服的埃及士兵随时提醒你这是军事禁区。这一带，一般车辆是禁止沿河行驶的，可我的大吉普却拥有一张特别通行证。

1992年春，《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率团访问埃及，急需一名随团摄影师，我和我的大吉普就这样成了《人民日报》的队伍。可头一天就遇上了麻烦，东道主《金字塔》报的车队在开罗街头横冲直撞，这家世界上最大的阿文报纸在中东比中央电视台在北京还要牛气十倍，可紧跟车队的我却处处受阻，连“7。26”大街的停车场都进不去。在《金字塔报》为邵老总举办的接风宴上，一位自称是给《金字塔》报老总开车的小伙子对我万分同情，我忙不迭地告诉他，我是那个中国大人物的摄影师兼司机，小伙子两手一拍：“玛菲士穆士希勒（没问题）。”说着伸开手掌问我要大吉普车的钥匙，看着他那喝得像烤全羊一样紫红的脸，我弄不懂他要干什么。饭后，当我返回停车场时，只见我那位酒友正坐在我的大吉普中狠轰油门，我大吉普前风挡下面赫然多了张足有一尺长的巨幅通行证。

尽管我的大吉普享有沿运河倘佯的特权，可我从未以此违法乱纪。在标有严禁摄影的区域，我总是将相机装入摄影包内以免引起误解。一次，我开车带三位同事过运河，其中一位老兄硬要举着“傻瓜”乱拍一气，任我怎么强调军事林区可他还乱照不停，结果引来了一队宪兵，非要没收相机不可。事情危急，我忙掏出穆巴拉克总统摄影师的证件上去解围，可面色铁青的阿兵哥就是不肯宽容。万般无奈我想起三天前在埃及第2机械化军学来的骂人话，指着那个同事用阿语大骂：“真是个上面没长脑袋、下面没长那玩艺儿的笨蛋！”不料这句流行于大兵中的阿语竟逗得宪兵前仰后合，朝我连连挥手：“安拉宽恕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废人！”事后，我那位惹是生非的同事诚惶诚恐地问我对大兵说了什么？我说：“我告诉他们你是上司，其余的人是你的下属。”我那位同事立即得意洋洋：“你看，人家就比你尊重领导！”

在塞得港南55。5公里处，就是著名的坎塔腊渡口，在这里可以将吉普开上轮渡，直抵西奈。由渡口向东狂奔270公里就是阿里什，由阿里什直行50公里则是加沙地带。我曾经几十次往返于加沙至开罗间的沙漠公路，以至渡口的船工一见我的大吉普就高喊“西尼”（中国）。在这里过河我向来不用排队，而我每次过河总是以双喜烟、清凉油和圆珠笔作为对渡口船工的酬谢。

在塞得港南98。5公里处的伊斯梅利亚，有一家濒大苦湖而建的咖啡馆，有个令人回肠荡气的名字——“渔人”。

这一带是人口稠密的农业区，从尼罗河引来的甜水渠深入到农田阡陌之中，滋润着椰枣、按树、柑桔和草莓。这里的男人骑在驴背上阿凡提般沿小径匆匆而行，妇女则长袍垂地，在芒果林掩映的泥屋下洗衣煮饭。我常将大吉普开到泥泞的屋檐下，在棕桐树搭的茅棚下面河而坐。浓烈的阿拉伯香料与耳畔快节奏的阿拉伯音乐交织出迷幻的异国情调。坐在“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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