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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2页）

“对不起，我知道你要难过，看你哭得这么难受，我也甘心了。但我要你记住我的话，以后少难过，多想想那些美好的事。记住了吗？听话。”她紧握着李叔叔的手。

夜深人静，静得可怕。

李叔叔紧紧握着母亲的手说：“要有信心。你这一辈子经过了多少危险，抢救过多少次，每次不都挺过来了。这次也会的。”

老两口默默握着手，过了不知多久，母亲说：“睡去吧，今天还有很多事。”

11月26日晨，我接到哥哥打来国际长途，说母亲情况恶化，总昏迷，说呓语，不能下地，让我赶快回国。我当即打电话退了笔记本电脑，并订好29日的飞机票。

11月28日凌晨3时接哥哥电话说，北大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书，母亲患梗阻性肺炎，呼吸困难，得吸氧，小便失禁，已插上导尿管。等晚上我再给哥哥打电话时，他说母亲有所好转，已能对护士说：我儿子要从美国回来看我……但还很危险。

11月29日晚上，我离开了居住6年的美国罗得岛，飞往纽约，之后再换乘中国民航班机飞向北京。在飞机上坐了14个小时，在上海又停了几个钟头，一路上真感到度日如年。心里默默祷告，希望母亲能挺住，活着与我相见。

27。去世前后（3）

12月1日上午飞机终于抵达北京。我从机场出来，办理有关手续，耗去几个小时。之后直接来到医院，此时，母亲已经说不出话了。她的眼睛虽然睁得很大，却一片空茫。全家十来口人，包括舅舅的孩子们都围在她的病床边。

这天下午4时以前，母亲还能说话。上午浩然来看她时，她说了很多话，她向浩然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干，一定要治好病。浩然安慰她不要想得太多，等将来身体好了，再考虑工作。这两位老朋友，文革中的患难之交，自知是最后一面，彼此含泪告别。下午3点中国作协一把手翟泰丰前来看她，母亲又说了很多话。她可能是预感到自己即将远行，话格外多。再次向翟泰丰表示要把稿费和版权全部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下午4点以后，她渐渐的不能说话。

当我走到母亲病床旁时，姐姐徐然告诉她：妈，小波儿回来了。

母亲没任何反映。她睁着眼睛，望着前面。我真正体会到了生离死别的滋味。怨恨自己没有早点回来。为了等那个该死的笔记本电脑，永远失去了与母亲说话的机会。也埋怨自己太轻信了母亲、哥哥及妻妹的话，过分乐观。

徐然告诉我，就在上午，她还念叨白杨来了没有，小波来了没有。

握着母亲的大厚手，我鼻酸欲泪，百感交集。

三姨白杨因脑血栓半身瘫痪，没有探望姐姐，特让儿子晓松带来她的问候并给了一万元钱。

那一夜，母亲真是痛苦。高烧把母亲烧得双颊潮红，不住呻吟。她无法说话，我们也不知道她哪里难受，望着母亲那么痛苦，自己却爱莫能助，心如刀割。

母亲拉黑色的大便，尿红褐色的尿，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虽然给她戴着氧气罩，还是憋得眼部凸起。

她常常用力摇头，妄图脱掉氧气罩。嘴里嗫嚅着什么，后来我才猜到是说“没用”。她不住地用手拔氧气管。听说她清醒的时候，曾向领导和家人多次表示，“我要安乐死，我憋得慌，给我些安眠药吧，我太痛苦了。共产党员也可以安乐死”。

母亲手背插着输液的针头，看护为省事，总把母亲的两个胳膊用绷带捆住，以免她的胳膊乱动，使针头脱落。我不忍心总这么捆母亲，常把绷带解开，让她的手臂自由一会儿。

有时候，她难受得喊“妈呀！妈妈呀！”昔日雍容娴雅的母亲，此刻痛苦成这样，不止一次让我泪流满面。那撕心揪肝的惨痛呻吟，就像指甲盖擦水泥地发出的声音。实在难以忍受时，我不得不躲到走廊里，让自己紧张的神经放松一下。

偶尔时刻，母亲苏醒过来后，问：“我还活着吗？”

我们说：“妈妈，你还活着。妈妈，你会好的。”

“我还活着，这不是梦呀？”

我们说：不是，这是真的。妈，你现在的烧退了，正在好转。

她半醒半昏地说：“我做梦了，我梦见了宇宙，还梦见了很多人。”

她说话的音调变了，像个刚学会说话的孩子，有点大舌头，吐字很慢：“我和老伴的感情很好，我和孩子们的感情也很好。我要恢复健康，出院与他们团圆。”

李叔叔从早到晚守候在她身旁，眼泪汪汪，呆若木鸡。母亲临终前抽搐时，情景很可怕。人们劝他回避一下，以免心脏犯病。他却毫无畏惧，长时间地紧握着母亲的手，还俯下身把头贴着母亲的脸，希图减轻一下母亲的痛苦。

1995年12月11日凌晨1点零3分，母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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