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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部分（第2页）

“我也知道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是现下火烧眉毛，这样的问题还是得先解决的。”曾垂普很清醒。

“老爸，其实，是有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的。”

曾垂普就盯着自己的儿子看。

“老爸，你不要这样看我，我会害羞的。”曾凌风开始胡扯。

“老老实实的跟老子交代，别打马虎眼。”曾垂普不为所动，他是知道，自己这个儿子是很有些料的。

曾凌风只得老实下来。

“老爸，这个事情，只要操作好了，可谓一举三得。”曾凌风肯定的说道。

“说”曾垂普的回答很干脆。

“这第一嘛，就是能够解决直辖市的发展问题，第二就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这第三嘛，就是能够出政绩，有助于你的升迁。”

“说具体的，少来这些没用的东西。”曾垂普继续指挥曾凌风。

曾凌风说道：“这得从GDP的来源说起。改革开放之后，统计工作重新逐步回到正轨，到了国务院才正式开始在中国探索实行SNA体系，GDP的概念从此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出现，但当时主要的指标概念仍为MPS下的“国民收入”，GDP仅仅作为一个附属性指标存在，一直到国家统计局才取消了国民收入指标，GDP正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并迅速成为社会熟知的热词。

在中国的GDP刚刚突破两万亿元人民币，但是从即GDP正式成为核心指标的那一年开始，中国GDP持续五年每年都上一个万亿元的台阶，直到亚洲金融危机前的中国GDP达到了亿元的光荣与梦想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国崛起”从话语领域进入国际政治的现实层面，以及每个人都难以忽视的物质生活的极大变化。

但是中国的GDP高速列车在行进之中，始终没有摆脱轨道上那些恼人的障碍栏：人均社会公正程度呢？环境的牺牲呢？资源的过度开发呢？收入分配的方式呢？人民的幸福感呢？甚至，GDP数据本身的可信度呢？

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他引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激烈批判GDP的言论：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

对GDP的追逐带给中国的贡献不可抹杀，当前所谓的GDP反思，所需的只把中的这个‘唯’字去掉而已，GDP是基础，没有它什么都谈不上，GDP也是一座桥，关键的是我们要知道桥那边通往哪里。

简单的说，就是走出增长主义陷阱，提升民众幸福感。如今的直辖市，虽然‘蛋糕’还没有足够做大，但要考虑怎样分这块蛋糕，也就是说要追求共同富裕这个理想。如今的直辖市是西部地区的增长极，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但是，现在的直辖市的形象并不符合这个地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城市化程度还很低，城乡差距很大。

城市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短时间内，至少是三五年之内很难有很大改观的。但是，减小城乡差距，却是在短时间内可期的。减少城乡差距是城乡统筹的主要任务，而最直接的‘抓手’就是加大民生投入，并且向弱势群体和弱势区域倾斜。

如今的直辖市，民生问题很多，如环境、塞车、群众上访、平安、就医等问题。让民众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去做，由此形成的结果，必然可以增进民众的幸福感。也就是说，政府要开始把施政目标从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向民众的幸福。

诚然，对任何现代国家来说，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必要而重要的，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因此，政府采取一定措施，创造条件，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也是完全可取的。

毫无疑问，从意识形态领先到注重经济发展，GDP概念引入中国，在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发展中居功至伟。不幸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的主导意识过于倾向增长主义。各级官员似乎抱定这样一种信念：中国一切麻烦问题的根源就是生产力水平低下，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积累足够财富。一旦生产力水平达到相应高度，比如说，人均GDP达到多少美元，全部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这种信念支配下，经济增长被当成最重要的政治目标，由此形成一整套增长主义导向的经济、政治的政策组合。民众也在这套制度诱导下，以追求金钱、财富为唯一人生价值，物质主义甚嚣尘上。

当然，增长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组合确实发挥了作用，它们在经济的自然增长之外，带来了超常规增长。但是，超常规经济增长模式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社会精神问题。

过分地追求高速增长的目标，政府的结构必然发生扭曲，政府会偏离自己的正当本性，成为逐‘利’的公司。经济学界热衷议论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就是增长主义的产物，而这种竞争展开的前提就是官员商人化，政府公司化。其结果是可怕的，这种可怕后果，在拆迁、征地领域中表现得最为触目惊心。

这个时候，高速经济增长就变成了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游戏。不错，经济在快速增长，尤其是中国GDP总量逐个超越各个大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六。不过，这样的经济增长过程也在制造紧张、冲突，由此形成的增长结果，也引发人们的质疑、不满。

可以说，单纯追求增长的增长主义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们要开始意识到增长主义的危害，而试图改弦更张，引导各级政府关注民生，关注民众的幸福。

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一种制度架构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惯性。因为，这样的制度架构会创造出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从现有的制度中可以获取巨大利益，当然会拒绝改革。最为典型的就是拆迁、征地制度。

增长主义的要害在于，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了过分重要的角色，而且过分地追求增长速度。要减少、控制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损害，进而让经济增长真正有助于民众的幸福感的提高，就必须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在现有体制下，调整官员考核指标体系，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中国的政府体系大体上是自上而下地任命，自下而上负责。在这样的体制中，上级用什么样的指标考核下级，下级就会在这方面努力。调整官员考核指标体系，比如，加大民生类型的考核指标，当会引导各级官员把精力更多地用于民生。

不过，光是调整这样的考核体系，还是不够的。事实上，从考核增长业绩转向考核民生业绩，考核民众的幸福感，面临着巨大的技术难题。增长业绩是可以量化考核的，GDP增长率、财政收入、或者吸引投资总额，乃至人均收入，都是可以量化统计的。但是，民生、民众的幸福感，却是相当模糊的概念，很难量化统计。而自上而下的考核，必须借助量化指标。这样，即便建立民生导向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也很可能出现民生投资的空心化，政府关注的依然是硬件建设，而不关心民众是否从中真正获得了好处。

当然，如果真要解决这个技术难题，也并不困难。民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让民众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去做，由此形成的结果，必然可以增进民众的幸福感。因此，一个以民众幸福为导向的治理体系，如果是有效的、理性的，就必须是一个民众可以方便参与公共治理决策、尤其是预算决策的民主的治理体系。比如，就从今年**开始，人大代表更为细致地讨论预算，民众的幸福感必然会有实质性的提升。”

曾凌风一席话说得他自己都有些口干舌燥的。不过，曾垂普还是理解了他的意思，“你就是说不要唯要关注民生，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吧。”

曾凌风点点头。

曾垂普道：“看来你想这些的时间应该不少，那你说说吧，具体到我们市，可以有哪些动作。”

曾凌风不满的说道：“老爸，这些应该是你考虑的事情吧”

曾垂普根本不管，说道：“让你说你就说，哪来那么多废话。”

曾凌风不满的道：“行，我就再说说，谁叫你是我老爹呢。我归结起来吧，就是要建设‘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宜居重庆是要着力改善百姓的居住条件和环境，让百姓住的较宽、还买的起；森林重庆，就是要改善环境，多种树，让老百姓多吸氧；畅通重庆就是要改善交通条件，要求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油路；平安重庆是要增强百姓的安全感，让百姓出门不担心；健康重庆要让孩子长得壮，老人活得长，全民活得健康。”

曾垂普点点头，说道：“嗯，很不错。”

曾凌风就有些脸红，这些并不是他原创，而是来自于他的记忆中曾经在直辖市发生的事情。建设“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将有效改善硬件环境：建设“畅通重庆”，实现半小时主城，强化主城辐射功能，将有效带动区县发展；“宜居重庆”将从根本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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