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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详尽披露文革经历据《收获》杂志社副主编程永新介绍，余秋雨在《借我一生》的第二卷中，用十四万字左右的篇幅，详细披露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包括下放农场、在《文汇报》实习、工宣队进驻上海戏剧学院等。其中，对外界普遍质疑的与“石一歌”（由张春桥领导的上海写作组统一使用的笔名）成员之间的交往问题，也有比较详尽的叙述。

程永新介绍，余秋雨是以一种比较平和的回忆的方式来叙述这些事的，并没有针锋相对地回击此前一些人对他的指责。但是，对那些指责的内容，他在这部回忆性的作品里都有所澄清或涉及。例如，对与“石一歌”主要成员朱永佳的交往，以及自己在那段时期经济处于极度困难的窘境，还有自己确为上海写作组所赏识的情况等。

“在谈到朱永佳时，余秋雨流露其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评价体现出人性化的一面。”程永新说，“这同时也表现出他内心和思想中十分矛盾的一面。”

“记忆文学”并非传统自传据程永新介绍，余秋雨在与《收获》杂志的主编李小林谈到缘何写自传一事时表示，自己萌生这个念头是因在父亲逝世后，整理父亲的遗物和笔记时发现，父亲其实有着自己非常不熟悉的一面。每个人都有着即使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不一定了解的思想和回忆。

这使他决定尝试着以一种记忆的方式写作一部作品。

“其实，这部作品准确地说是记忆文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传。”程永新介绍，“它首先是一部文学作品，这就是说它不是完全以记实为目的的。其次，记忆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这些都决定了这部作品并不一定非要做到百分之百的符合实际情况。”

对于以这样一种可能并不确切的方式写作自己一段引起广泛争议的历史，程永新表示，“这种记忆文学的样式是一种全新的样式，在书出来之后，估计会引起比较激烈的讨论。至于该书所回忆的内容是否属实，任何有过文革经历的人都会感觉到，它基本是真实的。当然，是回忆就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对其他人的评价肯定会有主观的一面，但是我觉得对关乎到自己的问题，余秋雨是非常坦诚的。”

书作问世前余秋雨婉拒采访最后，程永新还透露，余秋雨一直是本着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在写作这部作品。

但是，在叙述中，有时不免也会流露出愤懑的一面。对此，《收获》杂志的主编李小林在看过初稿后，建议他不必理会文字背后的争斗，保持住平静的叙事姿态。余秋雨听取了建议，并对初稿进行了修改。目前，余秋雨表示在书作没有问世之前，不接受任何采访。该书的出版方作家出版社和《收获》杂志均表示，已与余秋雨达成协议，在该书未面世前，不对外公开该书具体内容。（张映光）　。　想看书来

肖夏林：余秋雨的“记忆文学”毫无价值

《北京文学》杂志编辑肖夏林曾经因为侵权问题与余秋雨直接对薄公堂。在得知余秋雨发表自传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并表示余秋雨的“记忆文学”是不值一提的。

“记忆文学”是一个什么概念？记忆可能出现偏差、错误甚至是人为的修改。读者无法判断其为真，也无法判断其为假，因此无法确定它的可信度。若把它当作回忆录来看，这个概念就更不合适。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余秋雨玩的文字游戏和商业噱头，它没有任何价值。

作为与余秋雨打官司的少数胜诉者，我觉得余秋雨的动机就是为了获取商业利益。他起诉古远清和我本身就是一个很荒谬的行为，其主要目的还是出于商业炒作。像他这样的文人，一旦没有什么事情引起大众的关注，他自己就会挑起一些事来吸引大众的注意，起诉我和古远清就是这样。余秋雨打官司的目的不是为了胜诉，主要是为了和解。和解才是他最大的胜利。他与别人打官司，很多时候都胜诉不了，一旦胜诉又会产生质疑。

他的做法很有意思，开始时口放豪言，声称自己有绝对把握胜诉并提出高额赔偿，一旦开始打官司了，又想显示风度，要求和解。与古远清打官司是这样，与我打官司也是这样。

余秋雨从来就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他的身上没有任何知识分子的特性，也没有中国传统文人的基本品性。他一直追求权力，追逐资本，以二者的结合来实现利益最大化。前一段出的《笛声何处》分明是以前在台湾的一篇演讲和一些旧作拼凑而成的，偏偏要说是新书。在一些针对他的批评中，###的批评文章没有什么价值，一个不是知识分子的人，要他忏悔的显然是要求太高了。这个开口文化、闭口文化的人把自己打扮成中国文化大师，实际上是常识性错误的大师，而且往往被人揭露后拒不认错。###等人对他的道德批判不能真正影响到他著作的销售，而金文明的书才对他造成了致命威胁。金文明的书出来后，他的书不仅在内地销售下降，在台湾也一样，连发行人都很担心。

我与余秋雨没有个人恩怨，他也不值得我仇恨。

他的“记忆文学”不过是一个商业幌子。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准备以余秋雨为个案，对中国文人做一次审视和分析。（张弘）

丁东：当时知识分子整体不光彩　对余秋雨不能苛求

记者张弘采访记录在余秋雨文革身世引发众多争议时，学者丁东曾撰写文章，对文革写作班子进行了详实的研究。在得知余秋雨发表自传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余秋雨如果要出回忆录，读者最感兴趣的可能还是他“文革”时期的经历，我倒可以说说这件事的一些背景。

当时，上海有很多写作班子，“石一歌”就是其中之一。它开始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鲁迅，属于文艺组或文学组。余秋雨文革初期挨过整，后来因为笔杆子好而被起用。他是“石一歌”中的成员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四人帮当时在上海有一份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一份文学杂志《朝霞》，当时影响很大，上面经常发表署名“石一歌”的大批判文章。余秋雨参加了集体写作，这毫无疑问，但哪些是他写的，他发挥了多大作用，就不得而知。就事后的情况来看，余秋雨在其中的作用并不大。有一篇叫做《走出彼德堡》的文章可能与他有关系。当时，有一些下放到五七干校以及其他地方的人，本来已经可以回城了，但是，由于这篇文章又不能回。尽管作者主观上没有这样的目的，但却造成了实际的后果。

在当时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狭窄，也没有独立空间。他们被编入单位，档案、工资、福利待遇都由单位所控制，连出差都需要单位开证明或介绍信，不像现在可以回家做自由撰稿人。那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被选上，当御用知识分子，他们很光彩；一类没有被选上，很失落。就当时的情形来说，知识分子都被御用，都在随大流，跟着主流跑，批胡适、批胡风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激烈，一个比一个厉害，反潮流的人太少了。顺便说一下，在那样的情况下，林贤治对于顾准是过分苛刻了。

因此，余秋雨参加写作班子的举动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的知识分子整体都不光彩，并非余秋雨一个人。###要余秋雨忏悔不合情理，如果这样，该忏悔的人就太多了。同样，不能因为余秋雨参加了写作组就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不能把它看成是需要格外强调的历史污点。况且，对余秋雨的历史问题已经有了一些结论，他在打倒四人帮后被冷落过一段时间。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他吐露的想法是真实的。但是，他与肖夏林、古远清的官司不该打，别人都是文艺批评，不是人身攻击，这两场官司有作秀和炒作的意思。余秋雨的“记忆文学”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概念，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吧。

余秋雨躲避媒体追踪　忆往昔常常泪流不止

记者日前从余秋雨提供的一份文字资料中获得最新消息，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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