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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8部分（第1页）

大魏朝富裕不富裕，有没有钱？答案肯定是富裕的，钱也是有的。问题在于这个钱在谁手里，又花在何处。

大魏建立之初，太祖曰：“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意思是说，遇到灾荒年景，将饥民招募为兵，可以避免饥民作乱；正常年份，即便有军队作乱，而百姓也不会参加。于是，建立了由国家财政养兵的制度。被养的这批人，后来便被称为军户。

这套制度短期来看的确不错，但时间一长，就一塌糊涂了。百姓一旦应募为兵，便被输入官府军籍。这些入了军籍的人们，行不得经商，居不得为农，生老病死皆不许脱籍为民，妻子儿女全部都要仰食于官府。于是，兵营里便到处都是老弱病残之兵。这种兵，一旦开战，如何上得了战场？于是，再大量招募精壮之兵。就这样，从开国到如今接近两百年，按今日的大魏朝兵力来算，全国一共正式编制有210个卫，117000人。嗯，还要外加新成立的三十六卫新军，20100人。全国正规军接近一百四十万人。

这些正规军要养着，自然是要花钱的，其士兵每年的军饷军粮，折合合计为每人三十贯钱。以云铮计算出的“购买力”折算，三十贯大约不到今天的两万元人民币，供养全家一年的花销，不算富裕。就不算新军吧，原有的正规军那一百二十万人，每年就要花费三千五百万贯的巨额军饷。

然而支出并不止于此。除了这些正规军，还有普通军户。军户的口粮因为有军田，倒是不用担心，但他们也是要发饷的，当然他们的军饷要比正规军少不少，大约为每年五到八贯，约合今日的人民币五千上下。朝廷唯一可以庆幸的是，全国近七百万军户，朝廷只需要负担大约四百万左右，剩余的由四大边镇的帅府自行负责。然而这一笔开支，却又去了三千两百万贯！

而且最恐怖的是，这六千七百万贯的巨额军饷开支，还仅仅是平日养兵所需，还不包括战时的后勤保障、转运、赏赐、组织动员、损耗、管理等等……

这是军饷，还有一个大开销，是官俸。

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了解朝廷内情的人都知道，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不干事的冗官。为了安排这些已经有了官、职和每年继续涌进来的新官员，帝国绞尽脑汁地发明新差遣、新官位，于是就有了另一个很经典的形容词，叫做“叠架屋”。这些叠、架起来的冗官们与帝国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结合，在催生出大魏帝国灿烂的经济文化之花同时，也耗费了以千万计的俸禄。户部有详细的账目显示，万昌皇帝登基之前，两万五千名朝廷正式在编的官员，和那些找不到准确数字，据估计在二、三十万左右的吏员，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至少高达在一千二百万贯钱。

其中，以宰相和阁老为例：他们的俸禄收入包括：正俸，相当于基本工资；添支，相当于资历或年资工资；职钱，相当于职务工资；衣赐，相当于服装补贴；茶酒厨料，相当于伙食补贴；饲刍，相当于交通补贴；薪炭，相当于取暖补贴；还有七十个人的随从衣粮，相当于安全保卫兼威风摆谱津贴。其总数大约为一万贯钱上下，差不多合一万亩土地的出息，大约相当于今日六百六十万元人民币左右。要知道，内阁虽然只有七个人，但享受宰相待遇的人可远远不止七八个人。太祖戎马一生之后，对军队将领的待遇是最高的，都指挥使的俸禄甚至比宰相还要高出三分之一左右，而拥有都指挥使实职的人和享受都指挥使待遇的人，却比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许多。另外四大边镇大帅每人每年还可以以个人身份拿到朝廷两三万贯俸禄。

于是，军饷和官俸两项就占去了整整八千万贯的巨资，另外有一项是古今历代朝廷的惯例花销：祭祀天地和列祖列宗，千万不要以为这笔钱很少，一年少说也得花掉四五百万贯呢。

然而朝廷每年的收入也不过就是在八千万贯到一亿贯之间徘徊，除了上述几样花销，朝廷每年总得做点事吧？既然如此，经常出现“国用不足”也就理所当然了。

但是朝廷虽然穷，可不代表每天出现在朝堂上的各位殿下、大人们也穷，尤其是高高在上的那位陛下，更是富得不是流油简直跟后世中东的石油富豪似的。

皇室的皇庄、矿山、官窑、各类作坊甚至还有船场等等，可谓产业无数，比如说淮安公主林玉妍，她实际上就可以算是在替万昌皇帝掌握官窑产品出口，她在其中只分三成利润，就富得让云铮目瞪口呆，那么可以想象，拥有这么多产业的皇帝本人，其内库每年将有多么惊人的收入。

而沈家顾家这样的门阀呢？一是他们都是几百年的世家勋贵，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田产、山林、大城市内的店面甚至是丝绸作坊、茶庄等等几乎无数，哪家不是巨富？估摸他们的身家究竟大到什么程度，也只有他们自己的家主等几个核心成员知道了。

而以云家为首的军阀世家，除了上述产业之外，还有诸如铁器作坊一类跟军工沾边挂钩的产业，而云家更是拥有大魏朝内独一无二的几个大马场。另外，外四家还有军户和军田，军田原本算是朝廷的产业，不过小成王之乱以后，渐渐成了边镇世家的私产，军田原本就是比较好的良田，而且面积也很大，各家名下的军户在军田耕种，世家并不负责他们平时的口粮，而且还要根据家庭人头来缴纳一部分余粮作为军队的军粮。农闲的时候也没法真闲，世家会给他们安排一些其余的工作，这些事情并不明细计算薪酬，而是按月发饷，就是上面所说的每年大约五到八贯（男、女、老、少当然有差别）的饷银了，至于他们的劳动所得，抱歉，那是世家的收入。所以按照这一点算来，世家门阀和军阀们也应该是有钱的。

所以算来算去，从皇帝到军阀门阀、各级官吏、地主豪强以及大商人，这些人个个都是有钱的主，而穷的，那就只能是朝廷和普通老百姓了。

云铮不是不知道朝廷的状况，他只是太清楚自己对这件事情完全是有心无力罢了。秋临江新法他很清楚，如果刚才发生在朝堂的争论云铮可以知道，他甚至一定会赞同秋临江的意见。因为秋临江的观点，至少在理论上完全是正确的。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云铮这个“后来人”岂能不知道那些早已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所证明的法子？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改进生产条件以增加生产等等皆属此类。事实上，秋临江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类似的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实际上青苗法并非秋临江所首创，最开始时，是山东的地方官率先采用此方法扶助当地农业生产。秋临江做县令时，曾经试用过，发现效果颇佳，深受百姓欢迎。于是便在他的辖区里广泛推行应用。

其实眼下大魏朝农村盛行高利贷，利滚利其实是较为常见的利率，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破产、土地兼并的一种形式，对大魏帝国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秋临江主张，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收获之后连本带利即行归还。由于此贷款以田中青苗为信用保证，所以，称为青苗法。

以云铮的眼光看，这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放在后世完全已经可以算是高利贷无疑。但是，在此刻的大魏朝，这却只相当于现今高利贷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因此，用此方式扶助农桑，应该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云铮最先听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奇怪，秋临江这个人居然知道可以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刺激经济的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加速周转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加财政收入的成果。实在让云铮这个坚持“制度至上”的穿越青年诧异非凡。

秋临江其它与经济有关的变法，如设置三司条例司、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及免行钱、方田均税法、保马法等，其基本经济思想大体来源于此。这种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的企图，其深度与广度都不曾在当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过，不可谓不先进。

然而……云铮仍然无法看好这次变法的前景。

顾恒方才所斥责秋临江所筹划的变法，正是当年桑弘羊者流蒙骗汉武帝时采用过的伎俩。两相比较之下，确实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后世许多人特别醉心于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所谓雄才大略，常常似有意似无意地忽略这位皇帝的穷奢极欲和凶残暴虐。事实上，假如不是他倾全国之力和数代人的积蓄打败匈奴，的确建立了开疆拓土功业的话，汉武帝刘彻其实应该被列入中国最坏的皇帝之列。

相形之下，他的祖父汉文帝则可以称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汉文帝以圣徒般的德与行，开创了一个安静祥和的世道，以至于两千年后回首那一段往事，仍然使人油然感受到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清静温馨。与他比较起来，他的儿子汉景帝少了一些仁慈大度，多了一点莽撞戾气。好在他总算继承了父亲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结果，经过文、景两代皇帝的治理，全国仓库里的粮食已经储存不下，只能在院子里露天堆放；金库里则堆满钱币，就连串钱的皮绳都已朽坏。这就是文景之治时的盛况。

可惜，汉武帝全无乃祖风范。他以长达四十多年的对外战争和近五十年的对内恶政，将父祖几代人积蓄下来的财富挥霍一空。然后，便开始重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等人，策划着如何盘剥百姓，实行所谓从无为到有为的财经变法。

桑弘羊这帮人的确敛财有术。他们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由于立即出现产量大跌，市价腾贵，而不得不放弃。然后，桑弘羊们实行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格计价，官府则命其运输到指定的其他地区，由官家高价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贡税的利润。这个做法被秋临江变法全盘照搬，就连名称都没变；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及价格，贵卖贱买，使商贾无法牟利，必须通过官府才能存活；秋临江变法中的市易法即脱胎于此。此外，还实行了算贯与告贯制度，算贯就是征收商人的财产税，告贯则是打击商人不申报或者不据实申报上税的一种制度，规定凡上述两种行为，均没收全部财产，并充军戍边一年；凡告发上述两种行为者，奖励所没收财产的一半。

上述财政政策出台后，迅速形成下列后果：国库立即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带有较大主观色彩的告贯制度和财政税收行为迅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官吏；最后，史书记载说，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其情形，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只要想想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和后来垄断经营的中国电信，就大体可以明白。

以云铮的眼光看，大约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又急于讨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坏主意。须知，任何时代，国家想依靠行政权力来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也永远都只能是短期行为，前提条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间活力，不怕阻止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怕引起经济文化的动荡与破坏。从汉代画像砖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农业用具与两千年后人民公社初期的农业用具基本一样，似乎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

从历史记载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做法，对于国内社会经济的破坏相当惨烈。当时，各级政府“得民间财物以亿计，罚没入官的奴隶婢女以千万计，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地产也差相仿佛。于是，中产阶层以上者大抵破产。”在关于汉武帝中后期的历史记载中，全国各地“盗贼纵横”、“盗贼并起”、“盗贼群起”的字样大量涌现，“人相食”的记载一再进入视野。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时汉代的文人们，在称颂汉武帝和桑弘羊们的变法时，使用的词汇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翻译成眼下秋临江的语言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光意思，连字面都几乎一模一样。

在云铮所知道的历史中，有一本现在可能不会再出现的巨著《资治通鉴》，在这中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是：秦始皇干过的坏事，汉武帝基本上又干了一遍。之所以没有亡国，主要是因为他临死的前几年全面忏悔、改过；然后，临死时又把后事托付对了人的缘故。

眼下秋临江变法的指导思想酷似桑弘羊等人的思路，事实上也同样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开启了与民间争利之门。以云铮这个后来人的眼光去看待，如何不能看出其中的危害来？所以他不可能对这种做法报持希望。

顾恒和秋临江从朝堂开始争论，下朝之后又在内阁文华殿里争论，直到万昌皇帝来了，依然在争论。但万昌皇帝只是一边面无表情地听着他们你言我语往来不休，却就是一句话也不说。他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奏折，看得十分仔细。

奏折是户部右侍郎、清查江苏吏治钦差大臣云岱星夜呈上的。

奏折很长，洋洋洒洒几近万言，其中很详细的谈论了汉初萧规曹随的典故。云岱认为，这个著名的典故中有一层极深的含义常常被人忽视，而其保守的一面，亦即不变更即成法度、不改祖宗之法一类的表层含义，反而被特别不适当地加以夸大和强调出来。这也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

他说现在大家都认为，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西汉初年七十年间以清净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是国力迅速恢复，达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而萧规曹随则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曹参是刘邦的老乡，也是西汉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刘邦称帝后，封他为齐相国。当时齐有七十余城，是最大也最重要的封国。治下在今天山东沿海的一大片地方。

曹参到齐国后，就如何治理国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结果，众说纷纭众口难调，搞得他一头雾水。后来，他听说胶西地区有一位盖老先生，精研黄老之术，就以重金请教。据说，盖老先生核心的话只有一句：治国之道，贵在清净无为不扰民，则民自定。史称，曹参大受启发。此后，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九年，国泰民安。从此，曹参名声大盛，当时的人们皆称其为贤相。

萧何去世的消息传到齐国后，曹参马上让人收行李，说：“我要当宰相了。”几天后，朝廷的使者到，召他进京出任宰相。

曹参的宰相当得很绝：他处理政事时，全部按照萧何的成规办理；任免官吏时，只挑那些年龄大的、忠厚老实的、不善言谈的人，辞藻华丽、长篇大套、追求名声者一概罢免不用。他自己则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白天晚上都是酒气熏天。

时间长了，他的同僚部下们相当苦恼，搞不清楚宰相这是什么路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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