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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帝梦金神，长丈六，项背日月光明。金神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

这是一段著名的传说。汉明帝梦见光彩熠熠的金神，于是派遣使节前往西域，求得佛经和佛像。经文由白马背负而来，因此把寺院命名为白马寺。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前往西域的使者是郎中（顾问官）蔡愔和博士弟子秦景。两位使者陪伴天竺沙门摄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

如果这段记载属实的话，佛教东传的最初路线就应当是经由西域的陆路。

佛教正式传入之前，已有西域商人到洛阳来做买卖。当时的西域诸国，几乎都信奉佛教。他们来到洛阳，意味着包容他们精神世界的佛教也一同到来。他们一定在洛阳某处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场所，我想很可能就是白马寺。

西域人的佛教信仰展示在洛阳人面前。当地人起初一定是以好奇的眼光看待他们，但并未接受这种信仰。语言不通，自然也无法理解教义，并且他们的内心世界里也还没有想要理解的期求。直到三国时代的乱世来临，人们才开始有了人生究竟为何之类的烦恼，西域人的信仰因此日渐受到关注。

如果汉明帝确实曾向西域或天竺派遣使者的话，多半也是出于他的异国趣味以及管理西域人的实际需要。祭拜金光灿烂的佛像，在当时一定是件荣耀的事。

据说东汉时期，是将佛像置于宫廷之中祭拜。宫廷贵族以此来确认自身的优越，并借以向周围夸示这种优越感。与前文提及的白马寺种植的巨大葡萄和石榴被宫廷贵族独占的状况相同，佛像以及沉浸于佛像庄严氛围之中的行为本身对于庶民来说，也是高高在上，或者应当说是近在眼前的别样世界。

中国人在引进佛教之前，对佛教的预备知识虽说止于表面，但已有相当水平的认识。

白马寺内虽有西域僧侣，但他们大概忙于指导当地西域人的信仰，对于向中国人传播佛教并不积极。

待到三国时代的战乱时期，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苦恼原是人间共有，发现原来西域人也与自己是同样的人。直到这时，佛教之门才开始面向中国敞开。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佛教在中国未曾超出异国趣味的领域。

东汉明帝时期，天竺沙门来到洛阳。相关记载见于《魏书·释老志》。

《魏书》完成于554年，编纂者是北齐的魏收。容易混淆的是，《三国志》分为“魏书”、“蜀书”、“吴书”三个部分。为避免同名异书的不便，世人把《三国志》的“魏书”称为《魏志》。近来在日本议论频发的《魏志·倭人传》就来自《三国志》中的“魏书”。就成书先后而言，《三国志》早于《魏书》，却被以别名代之。

以魏为国号的全国性政权先后出现，难免容易混淆不清。曹操的儿子曹丕在东汉之后正式建立魏国是在220年，而北魏道武帝以386年为登国元年，通常把这一年看做北魏建国元年。北魏这个称呼其实也是后世采用的代称，北魏人所用的只是“魏”这个国号。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2）

《释老志》是记录北魏历史的《魏书》的最末一卷，是有关释（佛教）与老（道教）的记述。其中谈到东汉明帝时期佛教的情况，但成书当时距东汉已有五百年，很难断定其记述是否准确。

关键是《后汉书》的明帝本纪里不但没有记载天竺沙门来朝一事，连派遣使者前往西域一事也没有提及。

关于佛教传入初期的情况，中国历史上的记述非常模糊。

此前在中国人看来，佛教是西域人的信仰，属于另一个世界。但他们渐渐感觉到，佛教似乎具有使灵魂得到救赎的某种力量。这时候，向中国人传授佛教基础的，应该是西域的僧侣们。

《三国志》中有倭人传却无西域传，大概是因为那条名为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因战乱而阻塞。住在中国的西域人被断绝了回乡之路，其中一定有相当一部分人身不由己地受到汉化。而身为佛教徒的西域人的汉化，同时也意味佛教对中国社会的渗透。

在三国以后群雄割据的时代，佛教在中国各地的传播愈加广泛。各路英雄之中，有的人为祈愿胜利而把佛僧当作法师并让其与军队同行。

随着佛教的推广，对于西域僧人教授的有关佛教的初浅知识，有人开始感到不满足。各式各样的疑问随之产生，却无人能够解答。

——去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解明佛法的奥妙。

出现这样想法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从中国到印度的路途遥远且艰险。为探求佛法，一些不畏险阻的勇者毅然踏上了前往印度的旅程。

他们是求法僧。

唐代的义净（635—713）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卷共收录有五十六位求法僧的传记，名列其中的这五十六人只是当时求法僧中的一部分。

说到求法僧，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三藏法师玄奘。这大概要归功于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小说《西游记》，加之玄奘的著述留存至今，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的途中见闻。

写下游记的求法僧不在少数，留存下来的却少之又少。有的书名记录在别的书中，实物却早已佚失，这样的事例极多。应该说得以留存的是得天独厚的著作，而其作者也是得天独厚的。玄奘就是其中的一位幸运儿。

自著游记有幸留存的求法僧，玄奘之前有法显，之后有义净。

法显常常被拿来与玄奘作比较。同是历尽艰险到达天竺，居住多年后回到中国，但两者相反之处其实更明显。两人都从长安出发，法显出发的时间是399年，玄奘是629年，其间相隔整整230年。出发时法显六十四岁，玄奘二十七岁（关于两者的出生年代有各种说法，但诸说相差不过两三年）。对我来说，两人出发时的年龄差距最值得关注。

玄奘于太宗贞观三年（620）踏上旅途，时值初唐兴盛时期。自隋朝统一中国之后，时间刚过去四十年，正是天下太平之时。繁花似锦的时局之下，不，应当说就像被生机勃勃的时代潮流推动之下，年仅二十七岁的玄奘从长安启程了。

法显上路的时候，正当五胡十六国大分裂的时代。长安城中几易其主，从前秦到西燕再到后秦，时局如走马灯一般变幻不定，这些政权分别是由氐人、匈奴、羌人等非汉族建立的。遍地是弱肉强食的景象，绝非国泰民安的和平年代。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条件下，年届六十四岁的法显拖着年迈的身躯踏上了旅途。

玄奘于十六年后，法显于十三年后回到中国。即便时间过去了十六年，玄奘也才四十多岁，正当身强力壮的时候。与之相比，法显已是年近八十的老翁。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3）

法显的天竺之行给我们带来的是无比的勇气。他以六十四岁高龄穿过西域大沙漠，翻越酷寒的大雪山前往天竺，这果敢的行为绝不是懦弱之徒能够做到的。法显的事迹尤其能激励那些已届老年或将届老年的人。

敦煌位于前往西域的入口处，但法显从长安出发后没有径直前往那里。身在乱世，不得不回避纷争之地，路费也只能依靠布施筹措。他的前进路线因此变得迂回曲折。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战乱无止无休。法显出发的第二年，正是“好太王碑”所记的十年庚子，即高句丽派遣五万军队救援新罗的那一年。

法显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个伙伴，他们从长安出发起就与法显一路同行。在张掖又加入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五人；从于阗开始，又有慧达加入他们的行列。连法显在内一共十一人，他们有的途中返回，有的滞留某地，还有的客死他乡，遂行初志的只有法显一人。

法显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

——行路中，无居民。涉行（沙漠中的行进）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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