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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1页）

《田中奏折》出笼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基本上沿着“奏折”的构想，加紧侵华：

——1927年6月1日，“东方会议”召开前数日，日本军队二千多人以保护日侨为名在青岛登陆。就在“东方会议”进行时，这支日军以十分诡秘的方式（或着中国军装，或着便装）分批进入济南。

——1928年4月17日，五千日军于青岛再次增兵登陆。5月1日，这支日军进入济南。5月3日日军突然向中国北伐军及平民开火，造成死亡万人的“五三济南惨案”。一周后，日军占领济南，控制了整个胶济铁路。

——1928年6月4日晨，日本间谍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奉军首领、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企图乘乱占领东北。只是因为他们对张作霖是否当场死亡不能断定，加之张学良及时赶回沈阳主持军务，皇姑屯事件才变成了“九？一八”事变的预演。

——1931年9月18日夜，驻沈阳日军突袭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挑起“九？一八”事变。一周时间，占领辽宁、吉林两省，四个月全部占领东三省。中国128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日本本土三倍多）沦入敌手，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

1932年1月28日，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与武装的日本侨民突袭驻上海闸北中国守军。中国十九路军奋起还击，一度收复被日军所占地区。双方激战月余，因日军增援部队在浏河口登陆，意欲包围中国守军，故中国军队于3月3日撤出上海。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议》。

——1932年2月，日本关东军操纵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独立宣言》，不但将黑、吉、辽这东三省从中国版图上割裂出去，而且宣称“热河省与东北三省有不可分裂之关系”，这便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占热河、进攻华北制造了战争舆论。

——1932年3月1日，由日本人一手策划、完全控制的“满洲国”成立。3月9日，溥仪就任“执政”。中国东三省成为与朝鲜性质相同的日本“独立殖民地”。

——1932年夏秋，日本关东军加紧入侵热河省的备战。1933年1月1日，日军炮击临榆县城（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奋起抗击。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3月4日，日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3月上旬，占领热河全境。至此，日本军队已强占了中国四个省的领土。

——1933年3月上旬，日军向长城一线中国守军发起攻击。中国军队人数占优，武器低劣，坚持抗敌八十多天，长城东线各隘口尽失。日军入侵冀东、察东、绥东，并于5月31日迫使中国签订《塘沽协定》。该协定不但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省的“合法性”，而且将冀东十九县划为“非武装区”，这便为日本人下一步侵略华北清除了障碍。

——1935年6月10日及6月27日，日本迫使中国分别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这两个协定的实质是以“华北自治”而实现“华北割离”，造成中国领土的进一步丧失。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京郊卢沟桥向中国守军开火，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损失惨重。7月30日，日军侵占北平与天津，随后组建“华北派遣军”，分兵略地，扩大战果。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一线向中国军队发起突然袭击，中国军队坚决回击。双主投入百万兵力，血火鏖战八十九天，上海沦陷。

回溯到此打住，相信每一个具备常识思维的朋友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都会有一个感性认识。再看本节标题，那一个“贼”字的定性就显得过于轻飘，过于世俗了。

“贼”的德行，大抵局限于“偷”与“抢”。不论如何猖狂，总免不了心虚胆怯的。

这个“贼”的不同寻常在于除了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密谋策划外，他还惯于手持凶器，破门而入，大肆抢掠之后，还要将这房、这院的一切物权，以及这家、这户的一切人权，统统“过户”给自己。所以中国人称他为“寇”，倒是比“贼”准确。

第一次鸦片战争让中国人领教了何谓帝国主义侵略。延续百年，侵略过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一大群，其中，日本帝国主义最为凶恶而贪婪，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最为深重而惨烈。

可以作一个印象性比较。如英、法、美、德诸国，也欺负过中国，也剥削过中国，但没有哪一个国家要彻底地毁灭中国。日本是个例外，它以肢解中国、吞噬中国、灭亡中国为战略目标。

如从时间上考察，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是季节性、阵发性、间隔性的；在矛盾缓和期，中国还可以在国际法（尽管这个国际法更多地体现着强梁的意志）的框架内与他们和平共处。日本人又是个例外。自中日甲午战争酝酿阶段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五六十年期间，日本军、政首脑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图谋与侵害，得寸进尺，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

“大和”民族的疯狂化、妖魔化是一个自为的过程。

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似乎都还不能代其受过。

这让我们事后猜测：一个局限于狭隘生存空间的民族，难道就必然诱发邪恶的膨胀欲、无度的占有欲、阴暗的毁灭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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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国综合症：党争、内战与割据（1）

在结撰上一节文字时，我的内心一直唤不起清算侵略的自豪与自尊。结论大部分都有写在各种版本的教科书里，作者只是稍稍梳理一下顺序，自认并无发明和创造。复述的期待，或许仅仅是想从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民族麻木中寻找一点被侵略的“疼”，以及“疼”后的自知或自悟。

我们受过侵略，因而我们有权谴责侵略。谴责侵略，让人义愤填膺，理直气壮，好不痛快！

当“被侵略”也异化为一种“荣耀”时，谴责侵略的哲学反讽很自然就是一场用今天的铅粉、涂抹昨日面庞的化妆舞会。

上节追记，我曾努力恢复日本帝国主义“贼”的面目，这一节文字，我则尽力恢复中国人“慢藏诲盗”的“诱惑者”面目。

“诲盗”的判定，写在中国最古老的智慧书《易》中：

子曰：作《易》者知其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伐淫。《易》曰：“负且乘，致盗至。”盗之招也。⑥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谁“负且乘”？是谁“上慢下暴”？是谁“慢藏诲盗”？这才招致了日本人的侵略呢？

与中国人的不识盗，不防盗，甚至认盗为友，串通自盗相反，日本人则以他们极端的聪明，选准时机，测准路径，或瞒天过海，或翻云覆雨，在中国“小人”的配合下，手眼神通，探囊取物，对中国进行了一次洗劫式的抢掠。

如果你认为这种表述太玄虚，那就让我们一同看看历史的实在。

大清国是很虚弱的，于是人们总以为经过了“辛亥革命”洗礼的“中华民国”是新政体（共和制）、新领袖（总统或总理）、新军队（陆海空齐备）、新国民（剪了辫子、放了“三寸金莲”），那一定会又团结、又强大；因而在与西方列强、东洋近邻的相处中是不会重蹈前朝耻辱的。

这判断落空了。

辛亥革命是“半截子革命”。它赶走了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顺带扫荡了与帝制相关的各种旧制度，基本上完成了“除旧”的任务。但在“布新”方面，它缺课太多。这就造成了“中华民国”的先天不足。从某种比喻意义上看，“中华民国”是一件未按设计图纸制造、又未经检验的半成品；虽然贴上了“辛亥革命”的商标，但“中华民国”并未完成“辛亥革命”总设计师孙中山的政治设定——如“民主共和制”（合众国制）、如“三民主义”、如“平均地权”等。这是个大题目，留给民国史专家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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