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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转成主任科员的，他是被跳级提升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越来越喜欢上情报接待工作以及情报工作本身。

中国政府每年花费在吃吃喝喝上的费用据统计可以用来盖一千所希望小学还有剩余，可以每年建造十艘航空母舰外加十个洲际导弹，虽然国务院再三禁止吃喝风，但还是无法煞住。于是有些好事之徒联合报社记者，等天一黑就到北京各大豪华消费场所的停车场抄豪华轿车车牌号码，并拍照为证。他们拿着抄来的车牌号到车辆登记处核对车主和小车单位。靠这种方式，他们让经贸部和其他一些贪污腐败重灾区的国家单位大小领导闻风丧胆、食不甘味。当然，就连这些记者也清楚，有一个单位的车辆不在他们追查的范围内，那就是国家安全部。

国家安全部是唯一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确认具有“花天酒地”权利的国家机构。每年，国家安全部用于请客送礼宴请招待“客人”的费用高达二十亿人民币，但这和西方情报机关的类似“情报”经费支出相比，可能只是一个零头。

但就算是这个零头的零头的零头，也足可让康伴智决定一辈子献身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

二

那些年，康伴智送到财会部门报销的发票和白条几乎是五花八门，仅仅招待客人召妓的费用就超过了一百万人民币。作为国家情报机关，当然不能鼓励客人召妓，但很多客人常年战斗在敌人心脏，回到北京后很想放松一下，和中国大陆的女孩子亲近一下，情报部门虽然不鼓励，而且也不会主动拉皮条，但如果客人真叫了“鸡”，作为要解决情报关系全部费用的情报部门，自然得想办法出这笔费用。好在写一张白条就可以了，反正作为情报接待费用，中央的任何部门都无权进一步审查费用具体支出明细，至于打多少白条，白条上的数字是多少，就是康伴智等负责接待的人自己决定的事。

这一切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想起这些小偷小摸，康伴智局长现在还有些脸红，当然他也知道手下的年轻人现在还在步自己的后尘，只要他们不是太过分，只要他们始终保持对工作的热情，保持对他这个局长的毕恭毕敬，他愿意睁只眼闭只眼。

他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从一门心思放在发票和白条上转移到真正的情报工作上的。他只知道自己是年轻人中最快升任副处长的。大概从那时开始，不再需要他去亲自接待，他更多的思考起国家的情报工作：如何多出情报，多出领导人喜欢的好情报。

多出情报，多出好情报，就可以受到表扬，获得嘉奖，也就有更多机会被升职。职位越高，也就更容易为国家的情报工作做出贡献。当然职位越高，每年手里可以支配的情报经费也就越多。想当初他在接待中，每天可以从吃饭和车船费用中靠多开发票的办法赚几十元一百元，等到当上了副处长，他每年就控制着一千万的情报开支；他当然还知道，等当上处长，每年手里的那支笔就可以批五千万的报销经费，至于局长，他不是太清楚，大概有三个亿吧。

当了领导后，康伴智的思考方式也起了变化，他不再那么贪小便宜，而是更注重把钱花在重要的情报关系上，好钢用在刀刃上。他舍得花钱出去，那些情报关系，或者外界称呼的间谍、特务们受到他的大手笔的接待，就会知恩图报，相应报回更加多、更加好的情报。

康伴智就是靠这些间谍特务们报回北京的获得领导重视的情报一步步升上局长的高位的。

他需要更加好的情报，在中国目前的情报评估体制中，所谓好的情报也就是得到最高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的情报。如果军委主席、总书记或者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应用了你上报的情报，那么你是铁定要升职的，来年的情报经费增幅将以百万元为单位。退一步，如果你手下的特务们报回的情报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批示，那也很了不起。就算是最高领导人画了个圈的那些情报也足够情报干部们庆祝一个星期的。当然更多的情报则是默默无闻地到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上循环一圈，然后被保密单位收档封存。

康伴智是当了副局长之后才逐渐悟出了这样的道理：所谓好情报，也就是迎合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胃口的情报，情报本身是否可靠是否真实甚至是否是故意捏造出来敷衍、糊弄、误导领导人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迎合最高领导人的胃口、如何抓住领导人关心的焦点，用情报的方式表达出领导人心中所想而没有说出来的意思，用情报表达领导人心中深层的担忧和期望……

这期间，康伴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深入体会，暗自揣摩，也细心比较了各个时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情报的需要和他们各自独特的胃口。他发现，毛主席晚年只看得上歌功颂德的情报，当时几近瘫痪的调查部输送给毛主席的情报，被张姐（张玉凤）和“孟夫子”（孟锦云）两位如花似玉的小护士挑三拣四一番，凡是认为能够让主席开心地睁开眼或者拿起她们粉嫩的小手抚摸一番的，她们就娇声细气地读给主席听。所读的那些大多是来自东欧和亚非拉国家对毛主席伟大地位和“文化大革命”的肯定和赞扬的“情报”。后来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上台后，特别务实，邓小平多次强调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经验。他主政的年代，国家安全部每年都制订厚达七百页的科技情报搜集提纲。调查部后期养成的把眼睛盯在国内、不时无中生有地制造点假情报的做法在邓小平时代行不通了。邓小平主意已定，对于情报部门报上来的耸人听闻的政治军事情报不屑一顾，坚持中国以发展经济为主，不管是什么情报，只要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作用的就是好情报。

第三代领导人是在1989年惊心动魄的枪炮声中上台的，这决定了他们草木皆兵、心怀恐惧、半信半疑的特性。他们从一上台就开始依赖情报。整个九十年代，国家安全部情报部门几乎是在黑暗中摸索，他们必须尽快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说白了，也就是尽快找到新一代领导人对情报的新口味和新要求。

康伴智就是在这时候突然崛起的。当然他也走了弯路，他一度认为新领导继承了邓小平的衣钵，应该也是务实的，应该也是比较喜欢对中国经济建设有益处的情报，当然这也没有错。他又提供了大量的歌功颂德的情报，也就是搜集海外各国领导人对第三代领导人统治有方的高度评价和肉麻吹捧，当然第三代领导人并不排斥这些情报。可是，康伴智看到，上面两类情报都无法成为特级甲类情报。而且这段时间，国家安全部情报部门不停受到最高领导人的批评……

在副局长当到第三年的时候，他突然悟出了真谛。原来，第三代领导人失去了第一第二代领导人的威信，上台又靠的是坦克和军队，他们虽然也喜欢歌功颂德，但却始终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他们怀疑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也认为敌对势力在怀疑他们执政的合法性，他们害怕来自内部和外面的一切敌对分子和不安定因素，他们有危机意识，他们整天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

对于那些终日担惊受怕的领导人来讲，什么样的情报才可以让他们伸出颤抖的手在情报上写上“重要”“好情报”的批示呢？

康伴智找到了。那就是那些充满危险威胁和恐怖的情报、那些让第三代领导人看后马上冷汗直流、让他们噩梦成真、让他们看后随即发出“我早就有这种预感”感叹的情报、让他们更加感觉到恐怖和末日将至的耸人听闻的情报……于是，一个个原始情报到了康伴智副局长手里后，马上摇身一变成为惊动政治局的大情报。海外某人出了一本书诋毁文化大革命和为赵紫阳喝彩，好！火眼金睛的康伴智马上让政治局看到了“此书是蓄意煽动中国人民上街游行、暴乱的号角”的情报；有人在海外互联网上写文章批评中国政府，几乎在同时，中央政治局就得到了此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军事情报局收买的颠覆中国政权的马前卒的准确情报；几个国内的知识分子联名向政府反映一些情况、汇报一些问题、表达一些想法，康伴智能够让总书记马上联想到“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甚至联想到清朝的灭亡和末代皇帝的悲惨处境……

就在康伴智使用自己的情报让党和国家领导人惴惴不安、胆战心惊、有时甚至生不如死的时候，康伴智的日子愈来愈好过，经费用不完，而且，他也顺利升上共和国情报部门的局长宝座！当时他才四十岁，成为国家安全部最年轻的局长。

升上局长的第二天，他突然有个想法，或者说他突然想通了一直困扰他的一个问题。康伴智局长对于历代相传把世界上最古老的两个职业妓女和间谍相提并论一直忿忿不平。现在他总算想通了，把间谍和妓女相提并论，一点也不为过，而且反映出了前人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妓女只是出卖肉体，间谍却出卖灵魂；妓女危害的最多是嫖客的健康和口袋，间谍则可能毁掉整个国家、毒害整个民族……把妓女和间谍相提并论，感到不安的应该是妓女们……

康伴智也有心中不安的时候，他也在某个时候，突然想发掘一些真相，为自己的那如此优待他的民族和国家作点事。但这些机会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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