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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十三岁时，李重被父亲送到离家很远的乔县中学去读书，那是方圆几百里最好的学校。该校早年是美国传教士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校舍多是西洋建筑，有钟楼、教堂、由洋人名字命名的教学楼，还有带舢板的湖和大片的草坪和松林。李重在那里读书时，学校里还有好几个洋教员，教授英文和中国当时还没有的科学，比如无线电技术和养蜂术。在中学的六年里，李重爱上了学校图书馆里的藏书，像饥饿的人尝到了美味一样，他把课外的时间都用在了阅读上。六年里他一直住在学校，即使过年过节也不愿意回到天水坞的家去。

1948年解放前夕，地主李大元的身体日渐病弱，一直翘首盼望儿子高中毕业后就能回来继承家业。可是，终于从学校毕业的李重，似乎比过去更不愿意待在家里了，他总是找各种借口到外面去转。村里人看见他经常一个人走进杨树林去，或蹲在黑鱼河边，看着流过的河水想心事。

李重刚从学校回来时，曾在村里遇到过他小时候的玩伴，可他们的相见却给了他不小的震动。六年里，当年那些小男孩已经长成了小伙子，每天下地和村民们一起干活儿了。一起玩儿过的小姑娘很多都已经嫁人了。再次见面，他们能相互交换的只有客气的问候和满眼的陌生，然后就是尴尬和沉默了。李重从他们的眼中和晒黑的脸上看到的是麻木和对命运安排的无条件顺从。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些人是在为他的父亲李大元，也就是在为他自己种地。他感到一阵阵失落和恐惧。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李重心里的躁动和不安与日俱增，他无法面对父亲对他今后生活的安排。逃走的冲动开始在他心里浮现。

看着整天在外面闲逛，根本无意过问家业的儿子，李重的父母曾几次背着儿子请来了村里的一个老女人在家里烧纸，驱赶据说是牵走了他们儿子魂魄的恶鬼，但却都没见成效。最后还是一个亲戚的话提醒了李大元：“试试让他成家吧。”

被媒人挑中的姑娘是三十里外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据媒人说，这个叫莲芯的姑娘相貌出众，生性安静顺遂，聪慧体贴，一手女红最是远近闻名。李重的父母很快就同意了这门婚事。当李重告诉李大元他还不想结婚时，李大元竟以死相胁。李重后来在杨树林里转了三天，最后屈服了父亲的安排。

李大元家办婚事是天水坞发生过的屈指可数的几件大事之一。李家分给每户村民五斤猪肉，十斤白面和两瓶二锅头酒。全村能走动的人几乎都去李家的大院贺喜了。

在振聋发聩的鞭炮声中，新郎李重心不在焉地掀起了花轿上的绣花帘子，然后看见里面端坐着一个一身腥红绣花锦缎衣裤，裹着小脚的女人。不知为什么，他感到新娘的个子可能比自己要高。最后，拜天地时，在一村人眼睛的注视下，他终于掀起了新娘子的红盖头。那一刻，他全身战栗起来，恍惚中他意识到自己还想在他面对的这个真新娘子身上找回那个掉了两个门牙又丢了鞋的六岁小姑娘的影子。可是他真正看见的却是一个皮肤白净、长着丹凤眼的十七岁新娘子，她低着头，连眼睛都没抬。李重手一松，盖头又落了回去，也关闭了他寻回童年往事的梦。

新婚之夜李重独自在墙角的一个椅子里僵坐着，一直没有动。

不久，有在杨树林里拾柴的孩子说看见李重一个人在里面来回走，或站在树下发呆，还自言自语着什么，很认真的样子。在一个有雾的清晨，李重只身离开了天水坞，没有告诉家里的任何人。一个早起拾粪的老头儿事后回忆说，好像在通往村外公路的小道上看见了一个像李家少爷的人提着一个箱子匆匆走过。

离家后的李重，先进了山东一所大学学习他喜欢的建筑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山东的一所中等建筑专科学校当老师，一教就是十几年。在那些年里，他一直都想忘记和天水坞的家有关的一切回忆，直到大约他离家六年后有一次外出时遇到了一个从天水坞来的远房表哥李东光，他当时在乔县中学教书。他们在一起吃了饭。李重从表哥那里才知道，他走后一年村里就实行了土地改革，他家的地全部被政府没收，归了人民公社。他的父母也在那几年里先后去世了。而他的媳妇莲芯土改时被赶出了李家大院，因为不会干农活，生活一直过得比较难。

李重听完，半天没说什么话，只是不停地抽烟。分手时，李重托李东光给莲芯带去了一些钱。

那天晚上李重失眠了。从小他就很难与自己的父母亲近，更多的时候是和奶妈和佣人混在一起。李大元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常年咳嗽多于说话；而李重的生母因为家里有个年轻她二十岁的二房太太，心情好的时候不多，后来还偷偷地抽上了鸦片。当这一切不愉快的记忆忽然现在都可以消失时，他似乎得到了期待已久的解脱，可同时却又感到一阵莫名的伤感。虽然自己的一部分已经死去，但无论它有多丑恶，毕竟也是组成自己全部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厌恶，也是太熟悉的一部分。从那天起，李重认定自己今生不会再与天水坞有任何联系了。

文化革命开始那年，李重已经在那所建筑专科学校教了十二年书，一直都是个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在此期间，他一直隐瞒了自己是地主出身这个令他自卑的事实。可是，在那场家庭出身决定命运的文化革命一开始，他就受到了隐瞒家庭成份的惩罚。当时，对一切与无产阶级对立的阶级实施武力是合法的革命行动，红卫兵就是执行者。在一次全校召开的批斗大会上，一个叫吴双的红卫兵，也是李重的学生，极为激动地冲上台去，宣称自己受了李重政治上的欺骗。吴双是工人出身，由于悟性高，对所学教的设计知识常有不拘泥理论的独到思考和视角，一直都是李重最赏识的学生。因为他家里生活困难，李重便经常在经济上帮他一把。其实，李重一直在心里把这个比自己小将近二十岁的十六岁男孩儿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而吴双也对李重有着除了尊崇以外，也一直有着比对自己父母更近的依赖感情。这个雄心勃勃的学生曾经告诉过他的老师，说他将来一定要设计出让中国人记住的建筑作品来，超过苏联人已经在北京建成的著名十大建筑。

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在那场革命开始后的短短几天里，就变成了造反派和革命对象的对立关系。当学校第一次宣布李重隐瞒了自己的地主身份时，吴双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被骗和遭到背叛的狂怒在他心里骤然迸发。那种突如其来的醒悟，带来的是令人窒息的侮辱，好比一个热恋中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深爱的居然是一个最不该爱的人。面对全校的师生，吴双睁着因熬夜和痛苦而变得通红的眼睛，狂暴地哭喊着说，他的爷爷就是解放前被地主迫害致死的，所以他一生都痛恨地主这两个字。说完，他一下转向站在他身边低着头的李重，突然伸出右手猛地抡在他的右侧的脸颊上。那一击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包括了为他的爷爷和一切受过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穷人复仇之恨。

就在吴双抬手打向李重的一瞬间，他俩的目光有一个极短促的对撞。李重惊奇地在自己学生的眼里看见了发自灵魂深处的令他感到极为陌生的仇恨，赤裸　淋漓，毫无伪装。而他的学生也在那个瞬间在自己老师的眼中看见了因为对发生的事不可置信而产生的对人的巨大惶恐。当李重听到右耳轰地一声炸响后，眼里的世界就完全崩坍了。看着昔日站在讲台上的老师现在瘫倒在地上，吴双心里没有丝毫后悔，只有厌恶和复仇后的快意。

没有人送李重去医院，他被抬回了他在学校的单身宿舍。他一个人躺了几天，醒来后发现一只耳朵已经听不见了。几天后，另一只耳朵也逐渐失去了听力。就在这时，学校通知李重，让他准备好回他的老家天水坞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劳动监督改造。

一个人躺在单身宿舍的那些日子里，没有人来看过李重。比挨打更难忍受的是一个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的问题。吴双突然生出的对自己的切齿之恨是从哪儿来的？他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会导致阶级之间的不满和仇视的理论，而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喜欢过天水坞那个有着太多压抑却从来没有笑声的家。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希望自己是村里任何一个村民的孩子，只要不是李大元的儿子。可是吴双是个解放后出生的孩子，对他来说，地主剥削农民只是个书本里的概念而已。概念为什么也能对人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为什么他会对自己，一个只因为与地主家庭有血缘关系的人产生这样炽烈的恨，并敢于动手打向他？是谁教给他的？他是个爱幻想、喜欢思考的学生，从来没打过人。难道人就可以如此简单地生出仇来，将另一个人变成敌人来恨吗？

李重想起吴双有一次告诉他说，他的父亲在他小的时候总是因为各种事情用东西打他，无论是不是他的错。说的时候他握紧了拳，咬着下唇，但是委屈的眼泪还是掉下来了。李重记得自己当时很感动吴双对他的信任，并坦率地告诉这个男孩子，他自己和父亲的感情也很淡漠，所以能够理解他得不到亲情的难言之痛。那天，他们因为都触到了心灵里藏匿很深的痛楚，两个年龄悬殊的师生都流了泪，说出了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羞辱的情感经历。之后，吴双由于被老师完全理解和接纳而感到内心一下轻松了很多。他看着李重，心里涌动着难以形容的感激，暗自认定李重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就这样，李重一个人躺在床上固执地想了好几天关于吴双心底的仇恨到底是怎样产生的，但是没有结果。

在李重被本校的红卫兵送回天水坞老家的前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那是他离开天水坞后多年里总重复做的一个梦，一个彻底乖张离奇的梦。在那个梦里，他不明原因地又回到他一直惧怕回去的天水坞。奇怪的是，所有天水坞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在看到他回来的那一刻从四面八方向他跑来，跑动的速度快得那么不合情理！他们每个人头上都顶着一个晃动的、离头有半尺高的白色光环，那是他在西方油画中见过的天使头上的东西。在那群奔跑的人中，有小孩儿，有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也有背和腿都弯曲的老人，还有裹着小脚和抱着孩子的女人们。他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着热烈而焕发的光；老人们的白发和胡子随风向后飘舞，仿佛是燃烧的白色火焰。在这显然不合情理的画面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暖意，把这一切看似不可能的存在都合理化了。被天水坞人围在了中间的李中惊异地发现，那些熟悉的、被生活打磨得疲惫不堪和麻木了的村民的脸，都被与年龄无关的激｜情点燃了，好象炉灶里飞射的火花。接着，李重把全村人都带到一个由他亲自设计建造的白色大厅里，然后给围坐在他面前的天水坞人讲起了外面世界和人。从村民的眼神他看出来了，他们竟然都听懂了他心里想要表达的东西，沟通的成功让他欣喜若狂，因为那是从来都不可能的事。他也看见了那个曾做过他的小新娘的赶车人的小女儿胖丫。奇怪的是，她仍旧梳着两条松散的小辫子，流着鼻涕，张着没有门牙的嘴在笑。每次她总是坐在人群的最前面，只穿着一只鞋。

这个反复出现的梦在李重被送回天水坞后的那个夏天就消失了。他明白了：梦只能在远方，一旦到达了彼岸，它就失去了所有的魅力和存在的理由。

被送回天水坞那年，李重三十八岁。

时间象黑鱼河里的水，并不因人世的沧桑而改变什么。太阳东升西落，四季照常更替，麦子播种了又收获；村里的年轻人结婚、生子，老人们先后生病死去，然后被埋在村后的坟地里。那场进行了十年的文化革命，象夏天的雪一样，没人真正知道它为什么忽然就落了下来，等它结束时，村民们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就走了。在那次革命中发生过的太多难以忘却和令人叹息的往事，已变成村里的老人们在闲聊时总也舍不得放弃的话题，而对年轻人来说，它却更像一个似真似幻的历史传说。

李重在天水坞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村民，一个出色的扶犁手。他犁出的地，就像精心打造的工艺品，人人称奇，村长也因此将犁地的活尽量派他去干。大家都说，李重的老婆莲芯是用针绣花布，李重是用犁绣地球，两人都有一双离奇的手。李重和其它村民一样，每天按时出工，年底再去领工分、换口粮。已经五十多岁的他脸已被晒成了黑黄｜色，额上有很深的沟纹。和村民一样，他也穿一身黑衣裤，走路时背和腿也开始有了弯曲的弧度。

李重和他的老婆莲芯住的房子坐落在村子的东北角，只有两间小屋，过去是村里存放种子和堆放农具的仓库。后来东西放不下了，村委会就盖了一个更大的库房，让当年从李家大院搬出来的莲芯住在了里面。小屋里除去占了一半空间的炕，一个桌子，两把椅子和一个衣柜，剩下的就都是李重那数不清的放在纸盒子里的书了。书多，地方小，莲芯便把放书的盒子都排码着往上摞，然后盖上旧布。

每天吃晚饭，李重都要照例喝上一小盅65度的二锅头。他一般分两口喝干，就着莲芯给他准备的花生米、豆子或其它腌制的东西下酒。吃过晚饭，如果没有别的事，李重就会盘腿做在小炕桌上的煤油灯边看书，或不停地写写画画什么。只有此刻，沉默了一天的他好像才被酒精唤醒，变成了一个与白天截然不同的人。他会边看书边出声地笑起来，或突然用手掌猛击自己的膝盖，高声说：“啊呀，怎么能这么说？这不对嘛！”或者是，“不错不错，就是这样，实在是太妙了！”

李重看书时会忘了自己的存在，如同他独自坐在农田里看晚霞时一样，完全消失在另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时空里。在那个他自己搭建的避风港里，他对现实的抗拒变得不那样坚硬了，好象被音乐融化、抚摩过一般，世界也变得可以接受了。

李重家小屋的衣柜顶上，放着一捆捆质地粗糙颜色发暗的纸张，都是从村杂货铺买来的。李重不看书时就用铅笔和尺子在那些纸上描画各种设计图。那图上画的都是天水坞人从来都没见过的建筑，有精美大气的楼宇，博物馆，各种桥梁，宽敞的街道和公园，还有被农田包围一栋栋独立的小房子，颜色不一，好象童话故事里的存在。每画上一会儿，李重就把图纸放在一臂之远的位置，眯起眼睛来回端详，然后拿起橡皮擦掉什么，再添上或改正什么。没人知道他画的是地球上的什么地方，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总是画，没有任何目的，只为把构建在他心里的虚拟世界借着酒劲勾画出来。

临睡前，李重把画好的图纸卷成捆，再放到柜顶上去。回到天水坞的十几年里，他画的图纸越积越多，柜顶上放不下的捆都被编上了号，整齐地堆放在墙角那些书盒子旁边。

每当莲芯看到那些堆积起来的厚纸捆，就会感到那里面装着的其实都是李重平日里不能对她说的话，也是无法对任何一个天水坞人说的话。

十几年里，李重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那个困惑了他多年的问题，即他的学生吴双到底为什么会在文化革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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