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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1页）

被残毁，或人们为预防吸血鬼出现而残害尸身，或者当地村民将尸体带走，那么这位修道院院长也许亦不愿为此负责。考虑到弗拉德的地位，考虑到不允许东正教神职人员参与毁坏尸身这一事实，修道院院长的不情愿是可以理解的。

遗憾的是，在保加利亚境内没有找到可能埋葬弗拉德三世的地点，甚至类似保加利亚的帕洛里亚修道院的斯维帝·格奥尔吉也没有找到，它很可能在土耳其人统治期间已遭到遗弃或毁坏，而《纪事》指出，他们只走了一小段路——“没有多远”——从修道院到巴赫科沃，它位于切佩拉雷河上的阿塞诺夫格勒南部约三十五公里处，而斯维帝·格奥尔吉则坐落在保加利亚中南部某处。这一地区，包括罗多彼山脉的大部分地区是最后被土耳其人征服的保加利亚土地，其中一些特别崎岖的地区一直未被土耳其人完全占领。如果斯维帝·格奥尔吉位于此地带，便可以部分解释选择它作为安放弗拉德遗骨的地方，因为它相对比较安全。

尽管《纪事》提到，在斯纳戈夫修士们定居在斯维帝·格奥尔吉后，它成了一处朝圣地，但当时的其他重要文献以及以后的材料都没有提到它。这暗示，在斯特凡离开此地后不久，它就消失或被遗弃了。不过，我们在巴赫科沃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发现一份仅存的文献，从而了解到建立斯维帝·格奥尔吉的某些情况。根据这份文献，斯维帝·格奥尔吉是格奥尔吉欧斯·康尼努斯于一一一年创建的，他是拜占庭皇帝阿列修斯一世康尼努斯的一位远亲。撒迦利亚的《纪事》说，当斯纳戈夫的那队修士抵达时，那里的修士“人数少，年龄大”。这些仅剩的修士可能还保持文献里描述的管理体制。后来，瓦拉几亚修士和他们在一起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纪事》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强调这些瓦拉几亚人经过保加利亚的旅程：一是详细描绘他们中有两人在土耳其官员手中殉道；二是记录保加利亚人关注他们穿过本国的行程。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对基督徒的宗教活动一般持宽容态度，不知他们为何视这些瓦拉几亚修士为一种威胁。斯特凡通过撒迦利亚叙述道，他的朋友在哈斯科沃城受到“盘问”，而后遭到折磨并杀害。这暗示奥斯曼帝国当局相信他们知道某种敏感的政治信息。哈斯科沃位于保加利亚东南，直到十五世纪该地区一直牢牢控制在土耳其人手中。奇怪的是，殉道的修士受到的是土耳其传统中对偷盗的惩罚（斩掉双手）和对逃跑的惩罚（斩掉双脚）。在土耳其人手中丧命的大多数新殉道者都是受到其他方式的折磨和杀害。斯特凡在其故事中描写修士受罚，以及搜查修士们的马车等事件都表明了，哈斯科沃的官员指控他们偷盗，虽然他们显然无法证实这一点。

斯特凡记述了他们沿途受到保加利亚人民的广泛关注，这也许是土耳其人感到好奇的原因。不过，仅仅在八年前的一四六九年，隐士圣伊凡·里尔斯基即里拉修道院的创建者的遗骸从维里柯·特罗诺沃被运到里拉的一个小礼拜堂。弗拉迪斯拉夫·格拉马提目睹此事件，并在其《圣伊凡遗骸运送纪事》中对此作了描述。对保加利亚基督徒来说，这次旅行具有象征意义，成为团结人心的重大事件。撒迦利亚和斯特凡都有可能知道伊凡·里尔斯基遗骨的这次著名旅行。直到一四七九年，还可以在佐格拉福的撒迦利亚《纪事》中找到有关记载。

这次更早的——亦是最近的——穿过保加利亚的宗教旅行使得土耳其人想到瓦拉几亚修士的旅行有特殊意义。搜查他们的马车这一行为——很可能由当地一位帕夏的卫队进行——暗示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官员对他们此行的目的可能已经有所了解。当然，奥斯曼帝国当局不会情愿将他们最大的政治敌人之一的遗骸存放在保加利亚，或容忍对这遗骸表示敬意。不过，更令人迷惑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对马车的搜查肯定一无所获，因为斯特凡的故事后来提到，遗体安葬在斯维帝·格奥尔吉。如果他们的确携带了一具遗体，我们只能臆测他们是怎样藏起这整个（尽管是无头的）身体的。

最后，令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感兴趣的是，《纪事》里提到斯纳戈夫修士相信他们在教堂里亲眼目睹了显灵。在他们为弗拉德三世守夜时，他的尸身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人们说法不一。他们提出几种使一具尸身变成僵尸——吸血鬼——的传统方法作为依据。他们都相信，弗拉德知道有可能发生危险的结果。有些人相信自己看到一头野兽跳到尸身上。另外有人说，超自然力化作雾气或风飘入教堂中，尸体因而直坐起来。在巴尔干地区的民间传说中，吸血鬼源于野兽一说广泛流传，也有很多人相信吸血鬼能化身为雾气或烟云。这些修士很可能知道弗拉德三世闻名于世的嗜血，以及他在匈牙利国王马提亚·科尔维努斯宅邸里皈依天主教的事情，因为前者在瓦拉几亚已是家喻户晓，而后者肯定是当地的东正教徒所关注的（尤其是在弗拉德所资助的修道院里，院长很可能就是他的告解神父）。

手稿

撒迦利亚《纪事》是通过《阿陀斯一四八》和《R。VII。132》两份手稿而为人所知的；后者亦称为“主教版本”。《阿陀斯一四八》是一个四开本，清一色的半安色尔字体，一九二三年人们发现它保存于保加利亚的里拉修道院图书馆，是《纪事》的两个版本中较早的一个，几乎可以肯定这是撒迦利亚本人在佐格拉福亲手写下的，很可能是依据斯特凡临死前留下的笔记。尽管撒迦利亚声称他“记下了每一个字”，他肯定还是进行了相当的再创作。文字的优雅是无法当场做到的，而且只有一处更正。这份原稿很可能至少在佐格拉福图书馆一直保存到一八一四年，因为佐格拉福有一份一八一四年制作的十五和十六世纪手稿的目录，其中提到了它。一九二三年它在保加利亚重新露面，保加利亚历史学家阿塔那斯·安吉洛夫在里拉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发现了它，它藏在一本十八世纪的对开本论著里，论著是关于圣乔治生平的。安吉洛夫于一九二四年确认这份原稿在佐格拉福没有现存的复制品。它究竟在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从阿陀斯到里拉，仍不清楚。不过十八和十九世纪海盗对阿陀斯的侵犯也许是它（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珍贵文献和物品）离开圣山的原因之一。

撒迦利亚《纪事》的第二个，也是另一个仅存而且已知的复制品或版本——《R。VII。132》或“主教版本”——收藏在君士坦丁堡世界主教会的图书馆里，在古文献历史上可追溯到十六世纪中后期。它很可能是撒迦利亚那个时代佐格拉福的修道院院长呈送主教的一份文件后来的复抄本，而原稿有可能附在院长的信中一同呈上。院长在信里提醒主教注意保加利亚斯维帝·格奥尔吉修道院有可能会出现异端邪说。信已不复存在，但很可能出于效率和谨慎等原因，佐格拉福的修道院院长下令撒迦利亚重抄他的《纪事》，将复件送到君士坦丁堡，而把原件留在了佐格拉福的图书馆。在《纪事》得到接受的五十年到一百年间，人们仍然认为它很重要，值得通过复制保存在主教图书馆里。

“主教版本”不仅很可能是发自佐格拉福的一封信函的后期抄本，而且它与《阿陀斯一四八》还有另一个重要区别：它删除了在斯纳戈夫教堂里守夜的修士们声称的见到异象的故事，即从“一个修士看到一头野兽”到“国王的无头尸体动了动，试图坐起来”这一句。这一段在后来的抄本中被删除，可能是为了不让主教图书馆的读者接触到斯特凡描绘的异端邪说，也可能是尽量让他们少受关于僵尸的迷信思想的影响。对于这一迷信思想，教会管理层一般持反对态度。“主教版本”的具体日期难以确认，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从一六五年起，该抄本列入了主教图书馆的分类目录中。

《纪事》的这两种现存版本还有最后一个相似之处——惊人但令人不解。故事大约在相同的地方都被人撕掉。《阿陀斯一四八》的结尾是“我了解到”，而“主教版本”接着说“那不是一场普通的瘟疫，而是，”两个版本在一句完整的话后被整齐地隔开，可能是删掉了斯特凡故事中证实在斯维帝·格奥尔吉修道院可能发生的异象或其他邪恶现象。

撕毁发生在何时？以上提到的图书馆分类目录提供了可能的线索，目录把“主教版本”列为“非完整”。我们因此可以推断，撕毁这一版本的书页发生在一六五年以前。不过，我们无从得知，这两次撕毁行为是发生在同一时段，抑或一位晚得多的读者受到启发而采取类似行动；也无法知道这份文献的两种结尾究竟有多相似。除了上文提到的守夜一段外，“主教版本”忠实于佐格拉福手稿，这表明，两个版本的故事结尾相同，或至少极其接近。而且，尽管“主教版本”已经删除与发生在斯纳戈夫教堂的超自然现象有关的段落，但仍被撕掉部分内容，这一事实有助于说明它在结尾处仍叙述了发生在斯维帝·格奥尔吉的异端或邪恶想象。在巴尔干地区的中世纪手稿中，像这样对同一份文献的两种相隔千里的不同版本蓄意采取破坏的行为，仅此一例。

编辑与翻译

佐格拉福的撒迦利亚《纪事》从前出版过两次。第一版为希腊译文，闪多斯·康斯坦提诺斯的《拜占庭教会史》（一八四九）给予了有限的注释。一九三一年，世界主教会用斯拉夫语出版了一本原文小册子。阿塔那斯·安吉洛夫于一九二三年发现了佐格拉福版本，打算进行详细注释后出版，但因其在一九二四年去世后无法完成这一计划。他的一些笔记于一九二七年发表在《巴尔干历史研究》上。

佐格拉福的撒迦利亚《纪事》

此故事是我——悔罪者撒迦利亚——的基督徒兄弟，来自沙里格莱德Tsarigrad，奥斯曼帝国时期，保加利亚、俄国等地斯拉夫语中，对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的旧称，意为“皇城”。的流浪者斯特凡口授于我的。他于六九八七年＇一四七九＇来到我们的佐格拉福修道院。他在这里讲述了他历经的奇闻异事。流浪者斯特凡到来时年届五十三岁，他虔诚睿智，见多识广。感谢圣母把他从保加利亚引导到我们这里。他与一队瓦拉几亚的修士同行，在异教的土耳其人手里备受磨难，目睹了两个朋友在哈斯科沃殉道。他和他的兄弟们携带着某种强大的圣物，穿过异教的国度，并带着圣物深入保加利亚腹地，他们的事迹闻名于全国。他们所经之处，男女基督徒皆沿路观看，向他们鞠躬或亲吻车沿。就这样，圣物被带到了一座名叫斯维帝·格奥尔吉的修道院，并珍藏起来。该修道院尽管小且偏僻，但此后，许多朝圣者从里拉和巴赫科沃的修道院，或从神圣的阿陀斯出发，一路来到这里朝拜。不过据我们所知，流浪者斯特凡是到过斯维帝·格奥尔吉的第一人。

他和我们共同生活了几个月。对斯维帝·格奥尔吉这个修道院，他从不妄加议论，只向我们讲述他到过的众多天赐之地，以他虔诚的天性使我们这些从不出国门的人了解到基督的教会在异国他乡创造的奇迹。他曾讲过威尼斯海上的玛利亚湾有一座海岛礼拜堂。那座岛非常小，海浪拍击着礼拜堂四面的墙壁。还有一座海岛修道院叫斯维帝·斯特凡。斯特凡曾沿着海岸朝它的南边走了两天的路程。就在那里，他放弃了自己的原名，改叫它的资助人的名字。这类事情和其他事情他跟我们说了很多，包括亲眼目睹写马布尔海上那些可怕的怪物。

他说得最多的是，在被苏丹的异教军队玷污以前君士坦丁堡城里的教堂和修道院。他满怀敬意地向我们描述那些能制造奇迹的无价圣像，比如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圣母像，还有布拉切内圣殿里的掩面圣母像。他见过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圣约翰·克里索斯托（约347—407），早期教父，解经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和皇帝的陵墓，在帕那克拉托斯的教堂里见到圣洁的圣巴西尔的头颅，还有其他圣人的遗骨。他年纪轻轻就离开君士坦丁堡云游四方。可怕的穆罕默德为攻城而在城附近筑起一座凶恶的坚堡，很快就毁掉高大的城墙，屠杀并奴役城中高贵的人们。当这一切发生时，他身在远处，真是幸运啊，而我们能听到他的故事，也真是幸运啊。身在他乡的斯特凡得悉这一噩耗，与所有的基督徒一起为这殉道的城市而悲泣。

他的马给我们的修道院送来了奇典宝籍，他从这些搜集来的书本中获得了神圣的启示，因为他自己就精通希腊语、拉丁语和斯拉夫语，很可能还有其他语言。他把这些都告诉我们，还把他的书送给我们的图书馆，使之永享荣光。虽然我们中大多数只会一种语言，有些人甚至不识一字，但这些书仍是荣耀的象征。他送出这些礼物，说他的云游就此结束，他就像他的书一样，永远留在佐格拉福。

只有我和另外一位教友发现斯特凡从不谈瓦拉几亚，只说自己在瓦拉几亚是个新信徒。直到他将辞别人世之际，他也不大提那座叫斯维帝·格奥尔吉的保加利亚修道院。他来到时已有疾患，四肢的热病很厉害。不到一年，他告诉我们，如果那原谅一切真正悔罪者的上帝放过他足够的罪过，他很快就会到救世主的宝座前报到了。他在垂危之际，请求向我们的院长作忏悔，因为他不能怀着自己亲眼目睹的邪恶死去。他的忏悔让院长大为震惊，他要求我请他再说一遍并记下他所有的话，因为院长想就此事修书一封，呈送君士坦丁堡。我坐在斯特凡的床边，满怀恐惧地聆听他耐心讲出的故事，毫不拖延、毫无差错地完成了这一工作。之后，他领了圣餐，在睡眠中死去，安葬在我们的修道院。

斯纳戈夫的斯特凡之故事，忠实的译者：罪人撒迦利亚

我，斯特凡，在云游多年之后，在痛失我心爱而神圣的母亲之城后，遍寻大河之北保加利亚与大夏（罗马尼亚旧称，Dacia——编注）的分界处。我深入平原和山区，终于找到通向那座修道院的路。它坐落在斯纳戈夫湖的岛上，无比幽美，易守难攻。善良的院长欢迎我。我和修士们同坐一桌，他们谦卑而专注地祈祷，就如我一路上碰到的所有修士一样。他们称我为兄弟，与我自由分享他们的食物。长久以来，我在他们虔敬的静默中感到了最大的宁静。我遵从院长的每一指令，勤奋工作。很快，他同意我留下。教堂不大，但异常优美，那有名的钟声荡漾在湖面上。

这座教堂兼修道院得到了当地统治者弗拉德·德拉库尔的儿子弗拉德的大力资助，防御坚固。弗拉德·德拉库拉曾两次被苏丹和其他的敌人赶离王位。他还曾被匈牙利国王马提亚·科尔维努斯长期囚禁。德拉库拉国王十分勇敢，在无情的战斗中，他劫掠或夺回了许多被异教徒抢去的土地，所获的战利品送给这座修道院。他常常希望我们为他、为他的家人和他们的安全祈祷，我们这样做了。一些修士背后说他过于残忍，罪孽十分深重，而且在被匈牙利国王监禁时竟改信罗马天主教，不过院长不容许任何人说他坏话。不止一次，其他贵族追杀他时，院长把他和他的人藏在教堂的圣殿里。

德拉库拉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来到修道院，早年他来得更多。当时我没有见到他，院长把我和另一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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