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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种来源更使他焦虑，他反复叩问自己：有没有必要这样做？毫无疑问，这种事情不崇高，他的本性、他接受的全部知识教育都不认为这是崇高。但是，他又深知没有权势靠山对于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尤其对于渴望发展的他来说，这更是一切一切的基础。

他没有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跟纪小佩讲，他觉得这是自己的内心生活，再者，纪小佩不会理解他。

在经过很多不眠之夜之后，现实生活的教育和灵魂深处积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最终说服了这个刚刚开始进入生活的年轻人：这完全不是理论问题，更不是什么道德问题，这是一个人生存的必要手段，我可以从我和父辈的生活中找到一万个理由，让自己相信这样做的合理性而不必承担任何道德责任。

他释然了。

至于吴运韬……金超敏感地发现，尽管那场谈话中吴运韬不真诚，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对金超却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指向，这表现在目光里、言谈中。有好几次吴运韬把金超拦在楼道里，说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以至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这就又平息了金超的第二个不安：据此他有理由认为，在他和吴运韬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他所期望的关系。他感觉生活像春天一样美好。

金超的感觉是对的。

人对政治的运作手段，常识与经验，是和这个人所处位置是否重要紧密关联的。一般来说，掌握绝对权力的人的政治经验要比其它人丰富老道，这并不是说只有丰富老道的人才能够掌握绝对权力，而是绝对权力本身给他提供了老道地运作政治的条件和手段。所以，你无法想象一个单位的一把手会和其它领导或员工谈论谁长谁短的话题，无法想象他会浅薄地把领导间的矛盾公开暴露，把自己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政治是一个圆球体，你可以看到一只修长白皙的手在上面娴熟地抹来抹去，但你不要指望那只手会猛烈拍打它，更不要指望那个圆球体会在哪一天突然破裂。绝对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让这个圆球体更加圆润的权力，而不是要把它打开的权力。这是绝对权力的一种本能。

但是，吴运韬就不同了。这是一个站在权力边缘的人，他掌握的是一种好看但不中用的权力，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像绝对权力拥有者那样圆滑老道。他还没有成精，不是他不想成精，是因为他还不具备成精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在政治层面做出一些不成熟的举动，比如直接和人谈论权力机构内的话题，幼稚地向人袒露内心渴求，等等。

吴运韬和金超的谈话在向这个单位的政治领域延伸。

金超看出来吴运韬有进行政治运作的手腕，他目前什么都不做仅仅因为还没有等到时机。在金超看来，吴运韬的政治智慧是其他人远远不具备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对领导班子成员能有多少了解呢？

金超不敢再用“衷告”的口吻和吴运韬说话了。吴运韬，这个不温不火的人，成为他精神世界里一座晦明晦暗的灯塔，他根据它调整自己的方位。

这一年北京的春天仿佛来得比往年早，刚进入四月，天气就开始转暖，和煦的春风仿佛一昼夜之间就改变了北京灰暗的颜色，道路两旁的树木都长出了嫩芽，公园里的草地正在由深绿变为翠绿，显现出只有置身大自然之中才能够感觉到的浓浓的春意。黑白相间的喜鹊高高地站立树木在最高的枝头，喳喳喳地叫着，好像十分惊讶大自然的奇妙变化。人们身上的衣服也渐渐瘦了，晨练的老年人干脆脱掉了身上的毛衣，只穿一件运动衫有招有式地打着太极拳。过于急切的姑娘已经穿上了短裙，为了漂亮宁愿忍受春寒，潇洒地在大街上展示她们修长美丽的大腿。商店里忙不迭地把夏季商品摆上柜台。

这一年春天，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一些年轻人也和活跃的大学生一样，跳跳跃跃的想做些什么事情，白色小楼失去了往日的安宁，有时候一群人呼啦啦地就出去了。出去干什么？到中国文化大学看热闹去了。

中国文化大学现在已经有了一点“文化大革命”时的样子，各种各样的讲坛，花花绿绿的大字标语，把平静的校园弄得像开锅一样。没完没了的喧嚷，没完没了的辩论，使本来平静的生活多了一层鼓荡人心的色彩和氛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年轻人本来就离开学校没有多久，这种无所顾忌、热热闹闹广场式的生活吸引着他们。那些年龄大一些的人，则钻单位这一段时间管理松懈的空子，趁机到附近超市买些吃用的东西，打车溜回家去了，有的则攥住公家的电话，和远在上海、广州的同学亲友通报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和个人的信息。

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到中国文化大学去的年轻人———正如后来吴运韬向Z部副部长廖济舟指出的那样———之所以敢于破坏正常的工作秩序，参与不该参与的活动，都是因为受到了杜一鸣的影响。

吴运韬说的是事实。

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杜一鸣是Z部常务副部长梁峥嵘一年前亲自从从东北某大学挖过来的，当时梁峥嵘的初衷是想提高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整体素质，改变人才结构，而要改变人才结构，首先要改变领导班子的人员构成。他对杜一鸣抱着厚望。梁峥嵘对杜一鸣的评价是：“不可多得。”但是实际上梁峥嵘对杜一鸣也并没有多么深刻的了解。

杜一鸣的家乡在东北松花江上，父亲和母亲都是小学教员。杜一鸣上中学的时候，全家人中煤气，父亲和母亲都死了，惟独他活了下来，他就在叔父的周济下继续上学。他知道叔父不容易，所以非常珍视学习的机会，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很顺利地考上了大学。在大学，尽管赶上“文化大革命”，他仍然读了很多书，读很多书的人往往容易沉湎于某种幻想，因此，他在这时候就下决心要当一个作家，企图用小说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

杜一鸣到北京读文艺理论研究生的时候还在写小说，但是成就一直不大，发表过几篇作品，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因此，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还是一个作家。这使得他对自己能否吃创作这碗饭产生了怀疑。

研究生最后一年，他毅然放弃小说创作，专门研究文艺理论，他在这个领域发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遂决定告别小说创作。当然，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的也有社会原因———当时，社会已经发展到绕来绕去要在小说中表达的东西，有了被直接表达的可能，一些讳莫如深的话题能够公开讨论了。

研究生毕业，杜一鸣回到东北某大学教授文艺理论课程。这时候，他思考和探索的问题远远超出文艺理论的范畴，直接参与到了思想界种种讨论和争执之中。他发表在北京重要刊物上的理论文章，获得了学术界高度赞扬，很多人是因为这些文章才记住杜一鸣这个名字的。杜一鸣被梁峥嵘调到北京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写过小说了。

北京给杜一鸣进行学术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杜一鸣谈论的问题往往涉及社会状况，涉及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涉及政治形态，也就是说，有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杜一鸣在几家新锐杂志、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在社会上获得广泛影响，在年轻人当中引起强烈共鸣。他曾经被几所大学邀请做学术演讲。思想界把他归结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虽然他不接受这样的头衔，但他正是因此而闻名。

如果仅仅写一些探索政治改革方面的文章，还不至于出多么大的事情，当时，社会已经有了进行这种探索的条件。问题在于这个不知轻重的人不仅仅写了几篇文章，他还利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的身份为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人出版了不应当出版的书籍；更让人咋舌的是，他竟然还为其中一人的报告文学集写了长长一篇序言，序言表达的东西比那位报告文学作家描写现实的作品对社会和公众更加有害，有关部门出面查禁了那本书。

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办公室主任沈然的丈夫谢东方在意识形态部门做副局长，这位不苟言笑的官员在通气会上点名严厉批评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好在没有做其他处理———按照惯例，出现如此严重的事情，这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是要做调整的。因为这层关系，沈然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位置很特殊。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作为出版单位，不可避免要和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打交道，难免会出版一两本上面认为有问题的书籍，通过沈然求救谢东方，谢东方总是能够给以适当开脱，夏乃尊甚至Z部的有关领导对谢东方感激有加，对沈然也很客气。

当时坐在会场听取批评的不是杜一鸣，照例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夏乃尊。

夏乃尊不是文化圈里的人，对于谁的作品能出谁的作品不能出不甚了解，尽管这样，他当时还是听从了富烨的警告，在发印之前特意把那本书的书稿调过来看了一遍，让杜一鸣抽掉了其中比较敏感的几篇作品。当时书稿里并没有杜一鸣的序言，杜一鸣是在书稿发印之后把序言插进去的。

通报会上，谢东方严肃指出：“个别出版单位的负责人，把国家出版物当成了表达个人观点的阵地。”

夏乃尊在向Z部党组汇报这件事的时候，把全部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他也没责怪杜一鸣。在中心领导班子会议上，他只说了要吸取教训之类的话，然后把杜一鸣叫到办公室，嘱咐说：“这事就这样了，以后再不敢了。”

杜一鸣不识时务，认为谢东方小题大做，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表达思想的自由……夏乃尊大为惊讶，拍着手心说：“好你老人家，到现在你还说这样的话？你是公民？你以为你是公民？那我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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