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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非李清照所能做到。徐灿的词在立意高，视野宽，取材广，容量大，风格雅方面，在中国古代女诗人中，应属首屈一指。

徐灿晚年沉溺佛法，希图空幻，但内心痛苦仍不时折磨着她。顺治十五年，陈之遴因为交接贿赂内监罪，被朝廷罢官抄家，全家二百多口人全部流放尚阳堡（今辽宁开原东）。此后，丈夫陈之遴和几个儿子先后都病死在关外。十二年后，到了康熙十年，皇帝东巡期间，才开恩特许徐灿孤零零一人，形影相吊“扶柩南归”。此时的徐灿，万念俱灰，希冀通过佛法求得心灵上的解脱。《清史稿》上说她“晚学佛，更号紫”。但诗人一生的跌宕起伏遭际，无论如何在内心也平息不下来。她晚年所作的《秋感八首》，总结了自己一生在江南、在燕京、在塞外三个阶段的经历，慨叹了明朝覆亡、南明腐朽、江山易代，兴亡转瞬的悲愤心情。在临终前写的诗里，还在感慨“万种伤心君不见”，“羞向玫瑰说旧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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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人物（12）

《红楼梦》的创作宗旨是正大的，作者满怀兴亡感叹，以自己和“蕉园诗社”姐妹们的遭遇为原型，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大观园中的悲欢离合，让读者在洒下一掬同情眼泪的同时，感受到改朝换代时的历史苍凉和简单纯真的民族主义情感！在妙玉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清这一点。

《红楼梦》中关于“金玉质”陷入“污淖中”的描写，是隐指大节有亏而不是沦落风尘。一说到女人陷入污淖，我们的红学家就立即想到什么被“迷奸”啦，什么做“娼妓”啦，什么嫁给老头子啦，习惯性地往下道想。其实，《红楼梦》作者安排妙玉陷入污淖，是影射她的丈夫变节事敌，她内心反对而又不得不跟随丈夫在污浊的朝政中沉浮，正像无瑕白璧陷入了污泥一样。清初以女人失节比喻男人变节的作品比比皆是，在吴伟业、钱谦益等人身上，这种文章都没少作，不妨找来读一读。

《红楼梦》中关于“欲洁何曾洁”、“过洁世同嫌”的描写，是隐指人品高洁而不是生活上的洁癖。《红楼梦》作者通过刘姥姥走后妙玉用清水冲地，并要砸毁所用杯盏等行为，似乎要把读者引到妙玉有洁癖的思路上来，这是障眼法。“何曾洁”决不是把身上弄脏了，而是在民族气节上把形象弄脏了。脂批说她“红颜屈从枯骨”，应该是指她屈从丈夫这样的“枯骨”出仕变节。徐灿是继室，丈夫年龄比她大得多，把变节分子称为“枯骨”，也是时人常用的词语。“世同嫌”说的是徐灿晚年现实，变节的人嫌她诗中的故国之思；坚持气节的人嫌她随丈夫出仕，追求高官厚禄；两面的人都对她晚年凄惨伤心的境遇幸灾乐祸！

《红楼梦》中关于“王孙公子叹无缘”的描写，是说要结识她的文名无门得入，而不是要娶她或嫖她。徐灿在当时诗名满天下，很多王孙公子确实想结识她，以抬高自己身价。但徐灿洁身自爱，不论是春风得意时还是落魄潦倒时，都不愿同这些人来往。好多名士确实慨叹过，与徐灿同时代，却铿缘一面，引为终身憾事。《红楼梦》中说妙玉“天生成孤僻人皆憾”，就是这个道理。

《红楼梦》中关于她出家后寄住大观园的描写，要等待的是什么结果？这个结果决不可能是什么被“迷奸”“劫持”，更不可能是什么沦为风尘女。而是以出家人的淡泊心境等待盖棺论定。她之所以不能回到家乡居住，是因为已经家破人亡，丈夫和儿子都死去了，晚年只好在庙里栖身。作为“望族”、“世家”出身的人，身边有几件遗留的珠宝器皿，是平常事情，不足为怪。

《红楼梦》中为什么描写妙玉愿意与宝玉交往？是因为共同的思想基础，而不是什么暗恋。书中妙玉同宝玉、岫烟、惜春交往，因为他们都有出尘思想。对黛玉、湘云也不厌烦，因为她们名利心淡薄。为什么不愿与宝钗、凤姐、探春交往，因为她们的共同特点是追求仕途经济，追名逐利。《红楼梦》后四十回写她心中爱慕宝玉而险些走火入魔，是胡说八道，绝对不可信。

事实上，洪昇与徐灿在这方面确实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你如果把《稗畦集》同《拙政园诗集》加以比较，就可明显看出共同的感叹了。洪昇一生同徐灿大概有两段交往：一是“蕉园五子”活动时期，二是康熙十年扶柩回南之后，至洪昇逃往北京之前，此时是“蕉园七子”活动之期。前一时期徐灿参加过“蕉园诗社”活动，后一时期，徐灿万念俱灰，大概没那个雅兴了。

洪昇在北京滞留期间，也对徐灿的诗词发生过浓厚兴趣。曾同老师王渔洋一起阅读和欣赏过他们夫妻的作品。洪昇几乎每年都要南来北往一次，瓜州渡口是必经之路，与晚年的徐灿在这里相遇，用两家的悲惨遭遇“各示劝惩”，是可能的。徐灿的年龄比洪昇要大许多，二人之间决不会有什么微妙的复杂情感。

《红楼梦》中，妙玉这个人物有点程式化，形象并不鲜明生动，这与她的原型在蕉园诗社活动时间较短有关。《红楼梦》主要写的是“蕉园七子”期间的故事，而徐灿主要是参加了“蕉园五子”的活动，到了“七子”时期已不在杭州，并未参与其中，所以洪昇写起来难免有隔靴搔痒的感觉。

徐灿是“蕉园诗社”的创始人之一，诗名在“西泠十二钗”中又是最高的，又与作者洪昇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洪昇为“闺阁昭传”创作《红楼梦》，不能没有她的形象，但在《红楼梦》大观园中又不能出现一个老态龙钟的尼姑形象，只好用她晚年的尼姑形象，配以早年在“蕉园诗社”的相貌神态，创作出这样一个怪诞神秘的妙玉形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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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假托（1）

第一节　　“石头”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这是一部由石头自行记录、并记录石头“亲历亲闻”故事的书。书中交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遗弃一块“补天石”于“大荒山无糟崖青埂峰”下，后来“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回归大荒山后石头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抄录问世后，遂有了《石头记》一书。

《红楼梦》书中的这段记录，貌似神话，实则寓言。石头乃是作者自譬，石头的“亲历亲闻”当然就是作者的“亲历亲闻”。问题是，这个自譬石头的作者究竟是谁。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是曹雪芹，但曹雪芹的经历不仅与书中石头“亲历亲闻”的故事不相吻合，与石头本身的寓意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当我们找到了《红楼梦》真正的作者洪昇以后，不仅在“亲历亲闻”的事迹方面全面吻合，在白譬石头方面也有了充分理由。

洪昇的人生是典型的悲剧人生，他经历了改朝换代的社会悲剧，经历了“天伦之变”的家庭悲剧，经历了“斥革功名”的个人悲剧，经历了“红颜薄命”的女性悲剧，《红楼梦》所展示的四大悲剧全部是洪昇根据自己的“亲历亲闻”忠实记录的。更令人惊叹的是，洪昇的悲剧人生，确实与“石头”结下了不解之缘，每一个悲剧的发生，都有一块石头伴随，都有一块石头作证。本文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红楼梦》作者洪昇与“石头”的不解情缘。

一、造历幻缘的石头——三生石畔

洪昇出生于自古以来便以“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著称的杭州，他的故园便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所谓“西方灵河岸上”当然不是说古印度，但杭州有灵鹫峰，又名飞来峰，传说就是从古印度飞来的；杭州有上中下三天竺寺，天竺便是古印度之名称，杭州著名的“三生石”，便在三天竺（法镜寺）后右侧的一块茶园中。三生石是一块状貌钦奇磊落的巨石，石上刻有碗口般大小三个红色的篆字——“三生石”，石头较光滑的一面，镌刻着唐朝圆泽和尚与李源缘结三生的史迹碑文。中国古代石头碑文或摩崖石刻多矣，但在一块石头上面镌刻真正“故事”的，似乎只见于“三生石”。《红楼梦》开篇交代的石头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故事脉络清楚、首尾完整，明显是仿照“三生石”描写的。

《红楼梦》不仅在故事出处上模仿“三生石”，还刻意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三生石畔”，所谓“畔”，就是旁边、附近、紧邻的意思。洪昇之所以如此交代，是因为他的故宅园林及祖宗庐墓，确实就在“三生石畔”！洪家“宋代父子公侯三宰相，明季祖孙太保五尚书”，洪始祖洪皓足个类似于苏武的民族英雄，被南宋高宗皇帝封为“魏国忠宣公”，敕建“国公府”于“葛岭之阳”，占地“四十三亩三分”，与“三生石”的所在地三天竺确实足近在咫尺。这个“国公府”后来被奸相贾似道强占，贾似道垮台后，又曾作为一个“秦国夫人”、“毛贵妃”的墓地。直到明朝嘉靖年间，才由杭州一个胡姓知府恢复旧基，改建为“忠宣公祠”，后在万历九年重修，洪家后人历代祭祀不绝。在“忠宣公祠”的基址上，曾经有过“贾府”和“贵妃墓”的经历，这与《红楼梦》创作是否有关，值得深思。

到了明代，洪昇的六世祖洪钟，因军功累升至太子太保、刑部尚书，晚年致仕归隐杭州，重建洪府洪园于西溪深潭口。洪钟逝世后，明世宗赐葬于东穆坞莲花山，“松楸列植五里”，王阳明亲撰墓石，至今石人石马犹存。洪府洪园以及洪钟墓地，与三天竺仅隔一条岭，有山间辇道相通，据明代洪瞻祖《西溪旧志》记载，“逾墓坞即三天竺矣”，亦正可谓“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

《红楼梦》中曾经描写秦可卿死后给王熙凤“托梦”，建议在“在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后倘若“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出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祭祀产业不入官，清朝并无此例，只有经朝廷批准的历代忠臣名人的祭祀产业，方可不入官。在洪氏家族历史上，确有“祭祀产业不入官”的证据。顺治年间，洪氏子孙由洪镳领头，向杭州府钱塘县知县申请，免除“忠宜、襄惠二公”（即洪皓、洪钟）祭祀产业的“编审、均徭、丁田及一应杂差”。经过巡抚、按察使衙门批准，比照岳飞、于谦等历代忠臣名将的祭祀产业，一体优免，并永成定例。此事发生在顺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有钱塘县官府“帖文”为据，看来，《红楼梦》中的这段描写，还真有事实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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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假托（2）

二、伤时骂世的石头——青障（翠嶂）蜂石

《红楼梦》作者此地无银三百两，在书中故意说，创作此书，“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这是典型的正话反说，《红楼梦》的创作宗旨，是典型的“伤时骂世”，应无疑问。《红楼梦》所伤之时，所骂之世，过去红学界一般认为是作者曹雪芹有“超前的异端思想”，在乾隆盛世，通过自己家族衰亡的过程，便看清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总趋势。这种说法实在有点莫名其妙地人为拔高，如果曹雪芹时代中国就有了这样的“超前思想”，实在是用不着孙中山学习西方，用不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红楼梦》所伤之时、所骂之世，乃是作者反复交代的“末世”，这个所谓的“末世”，不是一家一族的“末世”，而是国家的末世，社会的末世，民族的末世。在中国所有封建王朝中，文人普遍把开国时期便称为“末世”的，有清一代而己。查清初江南三大家以及其他江南遗民的作品，“末世”的提法比比皆是，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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