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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12月20日，袁世凯发布祀天命令。这是过去历代皇帝每年都要举行的仪式。不久，祀孔典礼也恢复了。举行典礼时的衣冠、祭服和仪式，几乎是从前清全套拷贝过来的。卿、大夫爵位也一并恢复了。

祭天对于中国官僚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它表明统治者上承天心宽容以涵育万民的地位。废除祭天典礼的危险在于，万一遇上荒年，老百姓一定会怪罪政府。因此，内务总长朱启钤告诉外国人：“祭祀并不能一定保证丰收，但无论如何，却可以减轻政府的责任。”当统治者面对上天的时候，他是百姓的代表；而当他面对百姓的时候，却成为上天的代表。这种特殊位置，使统治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必承担责任。

从另一个意义上看，祭天和祭孔所产生的气氛，使人们怀念起在天子脚下的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听到了一些窃窃私语：“这件事意味着袁氏正在趋于僭取帝位。”　当袁世凯发现北方官僚士绅对恢复祭天祭孔坦然接受时，他要彻底复辟帝制的信心更足了。

每个到过北京的人都会觉得这里的居民有一种保守倾向。他们对旧礼仪、旧文化、旧的生活方式特别偏爱。北京的深宅大院和紫禁城的基本结构大致相仿；几乎所有的商店门口，都悬挂着古色古香的横匾；人们玩古董成风，以经营古董字画的琉璃厂终年生意兴隆。北京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大心理，处处想显示与天子同住一城的荣幸。如果由于民国而使皇上登基、出巡、圣诞、祭祀这些盛大典礼不复再见，他们会觉得生活变得单调和寂寞难耐。

北京是前清遗老遗少麋集之地。由于溥仪逊帝仍然住在紫禁城里，维持着一个小朝廷的形式，这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

一切从西方来的现代观念，都让他们寝席难安。1913年，在一群遗老的倡导下，以“尊孔读经”为宗旨的孔社，在北京成立，各界名流100多人加入；不久，另一个以著名保皇领袖康有为为会长的孔道会，也在北京成立，两百多名学者文人列名会籍。一时间，旧文化复兴的声浪甚嚣尘上。同年的大成节，一班故老遗民在山东曲阜召开全国孔教大会，把一场“光复故物”的闹剧，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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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大国的迷失（46）

尊孔读经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提出来，就有特定的含义。袁世凯提倡尊孔读经，显然是为了给这个政权寻找合法性的资源。

虽然袁世凯当上了民国政府的大总统，但在北京，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是长久的。尤其是当前清隆裕太后去世后，袁世凯下令全国下半旗志哀，文武官员服丧27天，并在太和殿举行国民哀悼大会。与此同时，早已停工的光绪陵墓也开始复工营建。

这年的冬天，这项在“共和国家”里为皇帝大建陵墓的工程，终于完成。光绪和隆裕入土为安，各地的孤臣孽子，又复倾巢而出，前往拜祭。虽然大雪弥天，仍跪起丹墀之下，不敢忘敬，一派犬马恋主之象。

前清的遗老遗少，不禁喜形于色，也许大总统很快就会“还政于清”了，甚至在紫禁城里的逊帝溥仪，也抱着同样的梦想。

1914年是北京的复辟年。2月3日，袁世凯下令停办各地方自治会。2月28日，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接着又恢复了三卿士大夫的官秩，并拟规复王侯五等，其理由是民国既是五族共和，其他四族都有王侯，汉族不能独无。又设立清史馆，擢用前清旧臣。一位前清遗老写了篇《共和解》的文章，劝袁世凯把政权交还清室。袁世凯不仅没有责备他，还请他到北京做参议。人们额手相庆，大清帝国就要东山再起了！袁世凯帝制自为，在官僚集团中丧失了道德基础；南方骂他出卖共和，北方骂他出卖清室，他是被南方的护国军和北方的前清遗民合力打倒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是1915年全国形势的真实写照。

帝制运动的兴衰，在国际上和日本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914年日本对德国宣战，旋即以武力攻占青岛。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打破国际惯例，向袁世凯直接面递二十一条要求文件（内容见本书第二章），并婉转暗示：“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

袁世凯一则以惊，一则以喜。外交部的官员主张屈从。梁士诒说：“这么重大的事件，总得交涉交涉吧？”在袁授意之下，他在上海的御用喉舌《亚细亚报》，含含糊糊，披露了日本向中国提出蛮横无理的要求，立即触发全国反日浪潮。袁世凯即以此作为筹码，经过一番拖延与还价，终于同意除第五号“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全部照单签收。而作为报酬，日本暗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和代平内乱。

政治不外乎交易。袁世凯私心以为，在这场交易中，只要能助他登上九五之尊，便物有所值了。

从暗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到祭天祀孔，大事复旧，直至解散国会，恢复帝制的叫嚣，简直风靡整个北方官场。报纸上倡议复辟、抨击共和的文章，像潮水一般汹涌而来。著名政客杨度谈及共和制对军队的影响，他说：“当君主时代，当兵者之常曰：‘食皇家饷，为皇家出力耳。’今忽去其有形之皇室，代以无形之国家，彼不知国家为何物，无可指实，以维系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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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大国的迷失（47）

对于带兵出身的袁世凯来说，这番话真是说到他的肺腑里了。军队必须效忠于个人，而不是效忠于抽象的概念，这是中国军队建军的伦理基础，决不能废弃。

纵观北方的整个政治环境，根本不会接受一位真正推行民主政治的领袖。所有复辟帝制的舆论，并不是袁氏一个人造出来的，他是被这股潮流推着往前走。作为一位资深的北方官僚，袁氏也不会接受民主政治的概念，他不知道什么叫民主，但他深知什么叫君主皇权。

5月1日，“新约法”公布。该约法恒被史家认为是袁氏恢复帝制的先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因此在民国宪政史上，往往弃而不论。但细细揣摸这个约法，却可以看出在“民主”名义之下，袁氏如何为自己的独裁统治，寻找合法性依据。他的手法，亦常被后来的统治者所沿袭。

新约法号称集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宪法精华，熔于一炉。大总统只对国民负责（即行政元首不受议会监督）是学美国的；大总统总揽统治权，统帅全国军队，掌握宣战、媾和大权、颁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的命令是学日本的；大总统经参政院同意，有权解散立法院是学法国的；人民自由权利统受议院法律限制则是学英国的。总之，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务求把大总统的权力扩大到最大，把国民的权力缩小到最小。无论你批评他哪一条，他都可以振振有词地反驳，这是学民主宪政国家的。

然而，学美国的总统制，却不学美国的总统选举方法。经梁士诒提议，参政院在8月通过修改“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10年，连任无限制，即终身总统；总统继任之人，由现任总统预先书名，藏之金匮石室，且无亲属限制。这与世袭总统无异。“政治改革”改到这一步，总统与皇帝，也仅是一个名称的区别而已。

既然如此，袁世凯为什么非要复辟帝制不可呢？原因在于，在共和政体下，他总觉得政权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以致纲纪废弛，人心涣散，这是因为在新的价值体系中，缺少一个全体人民共同认可的合法性象征符号。

袁自己玩不转国会、政党、司法独立、民主、自由这些概念，也认定全国人民都和他一样玩不转，最后只能用皇权来填补被淘空的政治权威。

在外人看来，袁世凯人前人后，一再声明自己不当皇帝，并用“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来回答人们的质疑，但恢复帝制的浪潮，却又铺天盖地，滚滚而来，难免使人猜想，袁是准备帮助清室复辟。于是，聚居在青岛、大连租界的前清遗老们，个个咸鱼翻生，弹冠相庆，忙着把昔日的朝衣顶戴翻出来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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