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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以古为镜说“裁员”

金融风暴来临之际，一些企业的日子不好过，情急之下，裁员便成了一个方便的选择，美其名曰“瘦身”。一些文化事业单位搞改革，也时不时地祭出“裁员”大棒，以从反面教育员工努力工作。其实，上至一国，下至一单位，裁员之事的利弊得失向来不可一概而论。近日读史，愈加感受到了裁员与事业成败之间的复杂关系。

就国家而言，裁撤冗员可达到精兵简政、提高效率、节约财政的目的，如用之得当，必会极大地促进社会发展。这一点，唐太宗李世民的裁员之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贞观元年（627年），刚刚当上皇帝的李世民就着手裁员，他对房玄龄说：“朕近日读书，多见古人遗训，谓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中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然后表示，朝廷机构臃肿，人员编制太多，让房玄龄、杜如晦负责“裁员”，并要房、杜贯彻“任人唯贤”的原则。

淘汰冗官向来就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房玄龄、杜如晦在执行“裁员”任务的过程中也遇到了阻力。最大的阻力就来自李世民的旧部——原来秦王府中的人。这些人早就追随李世民，现在，李世民当上了皇帝，他们本指望着得到高官厚禄，现在可好，反倒被裁，他们岂能没有怨言？

无奈之下，房玄龄找到李世民，请李世民最终定夺。李世民坚决支持裁员工作，他说：“人君当以天下为公，而不能为己之私产。古者治国，皆明此理。如今朕与卿等衣食皆出于百姓，怎能不为百姓着想？……若徇私情，不问才学，岂是至公之道？”有了皇帝撑腰，房玄龄、杜如晦的胆子就壮了，他们开始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最后，房玄龄、杜如晦将京官由原来的2000多名裁减为643人。同时，针对因州县设置剧增而造成的百姓少、官吏多的状况，对地方行政机构也“大加并省（裁减）”，裁并了许多州县，把全国划分为10道，共设300余州，1500余县。此次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是历史上非常成功的一次行政改革，为后来的贞观之治奠定了良好的行政基础。

与唐朝中央官员的精干相比，宋朝的官僚机构臃肿，冗员颇多，所以，宋朝尽管商业比较发达，但财政压力一直很重。而且，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大量的冗官必然导致官员之间相互扯皮，内耗严重，效率低下，行政*和派系纷争也由此而生。还是以数字来说明，唐太宗时，中央官员仅有643人，可到了宋仁宗时期，中央官员就超过了万人。有宋一朝，偏安一隅，军事上受外敌侵扰，国事难以振作，这与机构臃肿、冗员过多关系极大。可见，该裁员之时不裁员是不对的。

但是，若不认真分析情况，遇到财政困难就裁员，以为裁员是“脱贫”的不二法门，那就大错特错了。明朝的历史又可提供这方面的佐证。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封自己的9个儿子为亲王（太子除外），亲王有自己的藩国，到一定的年龄就要到封地“就国”。他们不担任任何职务，也不从事任何文武活动，却要每年从国家那里接受一万石的俸禄。亲王有王府，王府里有大量的服务人员，这些人员也需要国家供养。朱元璋的这套制度为明朝的历代皇帝所沿袭，除继承皇位外，皇帝的儿子自然成为亲王，亲王的后代还可继承亲王爵位，于是亲王越来越多，到最后，明朝竟设了60多亲王的头衔。亲王之外，其他的皇亲（公主、郡王等）也越来越多，明朝给官员的俸禄很少，但是对皇亲却慷慨大方。只要是皇亲，不论男女，都可终生从国库领取丰厚的俸禄。这样，皇亲的人数越来越多，皇亲的俸禄也就成了国家的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

有学者估算，在明朝的最后几年，国家俸禄册里列出的皇亲有10万人之多，而同时期的中央官员（京官）是万人。1562年，全国各地上交国家的田赋共有400万石，可朝廷支付各地亲王及皇亲的俸禄则为800万石，用现在的话说，皇亲们一年的消耗竟然等于两年的全国农业税！粗略估算，国家财富30—40％都被皇亲所耗费。

到了明朝晚期，财政出现了困难。朝廷开始裁员以摆脱危机，但有趣的是，裁员的对象不是消耗了国家巨大财富的皇亲，而是最基层的工作人员——驿站小吏。朝廷打着节约的名义裁撤驿站，在汉、唐之时，驿站之间的距离多为30里，明朝裁撤之后，驿站数量减少，驿站之间的距离改为60里，后来，驿站越撤越少，驿站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有的甚至到了200里以上。裁撤驿站确实节约了朝廷的财政开支，据测算，崇祯朝裁撤了三分之一的驿站之后，节省国库开支10万两白银。但是，裁撤驿站之后，驿站的服务质量严重缩水，很多官员也因忍受不了长距离的跋涉而放弃了必要的巡视检查工作，导致了惰政的进一步滋长。同时，被裁员的大批驿站小吏成为失业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官路上的劫匪，严重地危害着社会稳定。更关键的是，就在崇祯皇帝的一次大规模裁撤驿站的行动中，驿站小吏李自成被迫下岗。后来，对朝廷充满仇恨的李自成揭竿而起，领导了农民起义，给原本孱弱的明朝以致命一击。当李自成率领大军攻占北京之际，当初以裁员成功而得意的崇祯皇帝就只得上吊自尽了。

纵观历史上的裁员经验，我们可以看出，裁员本身并无好坏，但裁员的方向却事关成败。唐太宗李世民裁员，先拿自己秦王府的旧部开刀，刀口向上，“裁员不避亲”，最后，不仅裁员成功了，而且裁员还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反观明朝的裁员，刀口向下，“只裁小吏不裁皇亲”，名为财政改革，实为转移社会矛盾。结果，社会矛盾不仅没被解决，反而被激化了。对比之下，二者真是判若云泥。

一句话，裁员之事要思量，像宋朝那样，任由冗员过多和机构臃肿不管，该出手时不出手不行；像明朝那样，该对皇亲下手却非要对底层小吏动刀，裁员的方向不对也不行。只有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不但问题看得准，而且方向也选得对，这样，“该出手时就出手”，裁员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假圣旨办了件好事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在理论上拥有着绝对的权威，以皇帝的名义下达的旨意是便是圣旨，其权威性自不待言。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从宫廷剧中领略到圣旨的威力：宣旨太监一喊“圣旨到！”，在场之人——无论皇亲国戚、王公大臣，还是普通官吏、草民百姓——全得毕恭毕敬地跪倒在地，静听太监宣读圣旨。

荧幕上的宫廷剧有大量的“戏说”成分，有些情节与史实并不吻合，可是，在对圣旨权威性的渲染上，它却大体不差。在封建时代，人们对待圣旨确实就像对待神灵一样，丝毫不敢马虎。

有人会问：既然如此，那圣旨还会有假的呢？

当然有。古代的圣旨虽然在理论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可是它终究也是一种公文。公文就会有固定的写作套路，时间一长就会成为官样文章。官样文章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省事，皇帝不必每一次都亲自书写或口授，坏处就是有“制度漏洞”，降低了写假圣旨的技术含量，给人以可乘之机。既然利用圣旨可以办成大事，而制造一份假圣旨在技术上又没有太大的难度，那么假圣旨“应运而生”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能造假圣旨的，首先就是皇帝的“身边人”——宦官。宋徽宗时期，梁师成、童贯就分别干过这样的事。梁师成在得到皇帝的信任后，开始参与朝政，发展到最后，他竟然模仿宋徽宗的笔迹，伪造“御书”，然后掺进别的公文中一道下达。“御书”虽不是正规的“圣旨”，但其效力一点都不差——受文单位看到皇帝的“亲笔批示”，自然不敢怠慢。童贯的做法更加彻底干脆——直接假传圣旨。不过，这事事出有因，得我慢慢道来。

宋徽宗赵佶是一位酷爱艺术的皇帝，他除了爱好书法绘画外，还喜欢奇花异石。为了搜罗奇花异石，他分别在苏州和杭州设立应奉局和造作局。应奉局的官员只要听说哪家有奇花异石，就带了兵闯进去，用封条一贴，就算征用去给皇帝进贡了。更可气的是，这些奇花异石在没运走之前还要百姓自己保管好，如有半点损坏，就要治“大不敬”之罪。搜刮来的奇花异石用船只运往汴京，十艘船组成一个编队，是为一纲，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花石纲”。酷吏借强征“花石纲”之机敲诈勒索，弄得江浙一带民不聊生。

北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方腊率领农民起义，反抗宋朝的*。深受花石纲之害的江浙人民纷纷响应，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发展到几十万人，并先后攻下了六州五十二县，成了“气候”。得知方腊起义的消息后，宋徽宗任命大太监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率领十五万大军前往*。童贯到了江浙前线后，看到百姓受花石纲的侵扰十分严重，又听说“乱贼”之所以不能迅速平定，就是因为花石纲的危害使得民怨沸腾，老百姓都痛恨政府而袒护叛党。出于剿抚结合、分化瓦解的战略需要，童贯命令下属撰写诏书，以宋徽宗的名义罢除花石纲和苏杭应奉局和造作局。这篇诏书就像古代帝王颁布的《罪己诏》一样，通篇表示自责，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皇帝一个人的身上。江浙一带的老百姓见到这一诏书后，对朝廷的怨恨消失了，对方腊起义军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失去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再加上战略上出现一些失误，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很快就被童贯给*下去了。

童贯是北宋末年的大宦官，他靠讨好宋徽宗而获得宠信，属于地地道道的“坏人”。可是，他通过“假圣旨”撤消了苏杭应奉局和造作局，废除了花石纲，此举确实减轻了当地老百姓的负担，

按写文章的一般规律，讲史之后总要说几句带有规律性的话，以示“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之意。我也不能免俗，故做如下总结：其一，历史中有很多偶然性的事件，集中的体现就是：“坏人”偶然也会办好事，假圣旨偶尔也能让百姓受惠。其二，看人待事要尽量通达，切不可死钻牛角尖。如果你非得追问：连圣旨都有假的，那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真的呢？我到底还能相信什么？这样，你就会活得很不开心。如果你换个角度想：圣旨都有假的，历史上的事还真有趣。这样你就会活得比较从容。想想吧，即便出了假圣旨，天也不会塌下来，生活再糟糕又能糟到哪里去呢？

一个绊子引发的血案（1）

这是一起发生在皇族的叔侄之间的血案，时间在明朝的宣德年间。

很多人都知道，朱棣的皇位是从他侄子建文皇帝的手里抢来的。为了争夺这个皇位，叔侄之间打了一场历时四年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当朱棣抢到皇位成了永乐大帝的时候，他大概不会想到，由他“开创”的叔叔与侄子争夺皇位的悲剧还会在明朝重演，并且就在他喜欢的儿子和他深爱的孙子之间。只是，这次叔侄斗法的结果与“靖难之役”不同。“靖难之役”中，当叔叔的胜利了，而这次，胜利的天平倾斜到了侄子的一面。这次扮演侄子角色的是朱瞻基。

朱瞻基就是历史有名的宣德皇帝，他是明仁宗朱高炽的儿子，明成祖朱棣的孙子。而与宣德皇帝争夺皇位的，则是他的叔叔朱高煦。永乐皇帝朱棣共有三个嫡生子：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朱高炽虽为长子，却不为朱棣所喜爱，原因大概是高炽有先天性的肥胖症，胖得连走路都很不方便，更不要说骑马打仗了。行动不便，连带着性格也比较内敛，甚至还有点懦弱。朱棣是带兵出身的，一身英武之气，他自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大儿子如此“窝囊”。与大儿子相比，二儿子朱高煦则英气逼人，在老爸兴兵与建文皇帝争夺天下的时候，朱高煦带领军队做先锋，直逼南京，建立了赫赫战功。两相比较，朱棣就很想把皇位传给二儿子朱高煦。可惜，当时实行的是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朱棣一时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时，朱高炽的老婆、孩子都十分争气，为他日后当上皇帝立了大功。他的老婆张氏（日后称为张皇后）是个贤内助，还深得公公和婆婆（也就是朱棣和他老婆徐皇后）的喜欢；而他的大儿子就是朱瞻基。史书记载，朱棣虽不喜欢自己的长子，但却十分喜欢自己的长孙，他数次出征都带着长孙朱瞻基，还对侍臣说：“皇长孙聪明英睿，智勇过人，宜历练行阵，俾知并发，且可悉将士劳苦，知征伐不易。然文事武备，不可偏废，每日营中闲暇，卿等仍与之讲论经史，以资典学。”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把长孙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朱棣甚至还表示，他之所以立朱高炽为太子，就是因为他喜欢长孙朱瞻基。在今人想来，朱棣这个皇帝当得也真是不潇洒，不仅要操心军国大事，而且还要为谁来接班的问题煞费苦心，安排一任接班人还不放心，还要隔代指定接班人。

老爸朱棣还活着的时候，朱高煦就一直与大哥朱高炽争夺太子之位，结果没有争过大哥，这让他心里很窝火；朱棣死后，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仁宗当皇帝还不到一年就死了，皇位传给到朱瞻基手里。朱高煦终于憋不住了，他想：既然我老爸可以从自己侄子手里抢到皇位，那么我为何不能从我的侄子手里抢来皇位？于是，朱高煦起兵造反。

初登皇位的朱瞻基显示出了与太祖、成祖相似的英武气概，他采纳了杨荣、夏原吉的建议，亲征朱高煦，很快就包围了叛军的老巢乐安城。朱高煦没料到宣宗会御驾亲征，一时没了主意，只得请求投降。大臣请求宣宗朱瞻基将朱高煦就地正法，但宣宗顾及叔侄亲情，没有同意，只是将朱高煦押回京城，软禁了起来。

这样的处理对朱高煦来说应该是十分宽大的了。这也符合明宣宗朱瞻基的办法风格，在明朝的皇帝中，宣宗朱瞻基本来就是很厚道的（顺便说一句，宣宗统治的十年加上他老爸仁宗统治的一年被成为“仁宣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之一）。可是，作为叔叔的朱高煦不知进退，身陷囚室仍然不服气。登基三年后，宣宗带着内侍前去囚室探望自己的叔叔，身为皇帝的侄子对身为囚徒的叔叔嘘寒问暖了一番。这本来是件好事，说明宣宗还没有忘记叔侄亲情。不料，朱高煦却在宣宗起身离开之际使了个绊子——用脚将宣宗勾倒。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宣宗朱瞻基命人将朱高煦罩在一个300斤重的铜缸下，缸上积炭燃烧，铜缸被烧化了，朱高煦在缸里被活活烧死，尸骨无存。朱高煦的几个儿子也一并被杀死。后世的学者始终弄不明白朱高煦在这个时候还给皇帝使绊子是出于何种心理，更不明白以仁厚著称的宣宗为何对这个绊子如此愤怒——自己的叔叔起兵造反都能饶他不死，为何对他使绊子气愤至极？　。　想看书来

一个绊子引发的血案（2）

我的解读是：历史本来就有它的吊诡之处，它不会按照常人的思维逻辑去按部就班地发展。一个绊子所引起的帝王愤怒，有时就是比千军万马的厮杀还激烈。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这就是历史，至少是历史中的一部分。

“剃发易服”与明末思想家

明朝从嘉靖皇帝炼丹到崇祯皇帝上吊的这段历史，读起来实在叫人憋气：皇帝不像皇帝，朝政不像朝政，太监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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